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家自然是陶渊明莫属，我们不妨看看时人及后人对他的评价：
和而能峻，博而不繁。（颜延之《陶征士诔》）
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钟嵘《诗品》卷中）
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秦观《淮海集》卷二十二《韩愈论》）
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意，顾区区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叶梦得《石林诗话》）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如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之类。谢所以不及陶者，康乐之诗精工，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严羽《沧浪诗话》）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花流水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元好问《论诗绝句》）
渊明托旨冲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入思来，琢之使无痕迹耳。后人苦一切深沉，取其形似，谓为自然，谬以千里（王世贞《艺苑卮言》）。
可以看出，古人评渊明诗文，常常强调“平淡自然”四字。“平淡自然”本来是就作品的语言或风格而言，是一种形式特点。可是，陶渊明作为一位“任真”的诗人，根本无意于在形式上雕琢急争胜。他虽然只是把自己的感悟、体会直接写出，未作形式上的修饰、美化，却因他的感悟、体会本身的美妙使他写出东西成为美妙的作品。这也就是陈师道所说的“渊明不为诗，但写胸中之妙耳”。因此，从语言或风格的角度、从形式因素去理解陶渊明的诗文失之肤浅，我们应当从对陶渊明“胸中之妙”的理解入手，在懂得了陶渊明高洁的人格、高超的精神境界之后自然也就能领会陶渊明诗文“平淡自然”的美妙韵味。
在重功利、讲实际的时代，陶渊明很难被人欣赏。可是，在中国乃至世界的范围内，陶渊明都可说是具有相当地位的文化名人。他的人格、精神魅力独树一帜，是那么的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陶渊明很简单——“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日暮天无云”、“慨然己知秋”、“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读起来简直是明白如话，一点看不出来陶渊明的“博学，善属文”（萧统《陶渊明传》）。可是，如果仅仅是简单，陶渊明就不成其为陶渊明。
说起简单就令人联想起罗曼罗兰所说的“三一律”。三一律本是欧洲古典主义的主要文学主张，罗曼罗兰借用这个名词谈论了三个“不简单”与一个“简单”。罗曼罗兰说，人的能力不能简单，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样才能在世界上安身立命；头脑不能简单，必须能够认清客观真实，这样才不会做着不切实际的美梦而被冷酷的现实冻结；情感不能简单，有了丰富的情感才能体会到人生的种种滋味。然而，人的心灵却应该简单。
陶渊明便是一个心灵简单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素心人”。他的朋友颜延之也是这么称许他的——“弱不好弄，长实素心”（《陶征士诔》），也就是说，小时候不爱耍弄小聪明，长大了也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陶渊明的心灵是那么的简单，在他看来，人根本不要用那么复杂的心机去追名逐利、争先恐后。用复杂的心机去追名逐利、争先恐后有什么意义呢？那不过是“尘网”，是“樊笼”，当“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归园田居》其一）的时候，你束缚了自己、压抑了自己，丧失了比生命、比爱情都要可贵的自由；那又不过是“冰”，是“炭”，当“冰炭满怀抱”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不过是世态炎凉中的煎熬。
物欲横流的年代中，尽管物质丰富了，人们的心灵却是那么的贫乏。贫乏的心灵不是简单的心灵，而是因复杂而空虚的心灵。想要这，想要那，充满了数不清的欲望，这不是复杂是什么？为了要这要那而勾心斗角、处心积虑，这不是复杂又是什么？因为这些复杂，人们不是凭实力与努力而是妄图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自己想要的，于是“他人便是地狱”，人和人的关系是那么的冷漠、无情乃至残忍。面对这样的人际关系，谁的心灵能够产生充实感？
然而简单的心灵却能产生充实感，因为心灵的简单追求的是人际关系的简单。在陶渊明看来，人际关系应该是再简单不过了，无非是善心、爱意、真诚与精神上的契合。
陶渊明晚年很不幸，尽管辛勤劳作，由于屡遭火灾、虫灾，他的家境很窘迫，甚至还不得不去求乞才能裹腹。“乞食诗”便是因此而作。在这首诗中，陶渊明写到了一位善心的主人，他和这位善心的主人竟然投机地谈了很长时间，同他喝酒助兴，为他赋诗抒情。陶渊明在诗中真诚感谢了这位施舍者，却一点也没有显露出羞辱感，他依然是那么的心平气和。而当江州刺史檀道济送给他美味佳肴时，他却断然拒绝了。这两件事情的反差是耐人寻味的，要理解陶渊明对待施舍者的两种不同态度需要谈到他对《礼记》中“嗟来之食”的评判。
不食嗟来之食的那位“蒙袂者”（以袖子蒙着脸的人）历来被看做是有骨气有血性的人，在《有为而作》一诗中，陶渊明对他却不以为然。陶渊明说：“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认为假若施舍者具有善心，何必拒绝人家以表现出一种病态的自尊心呢？
求乞，一般都被看做是丧失人格尊严的事情，陶渊明却不以为耻。在这一点上他主要受儒家“君子固穷”观念的影响。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富贵与我若浮云”，孟子说“可以取，可以勿取，取伤廉”，他们并不拒绝富贵与索取，前提是必须符合道义。陶渊明二十八岁的时候做了江州祭酒，很快便离职。在这之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他一直徘徊在做官与隐居的选择之中，直到三十七岁毅然决然地离开官场。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看透了官场的“不义而富且贵”：桓玄打着清除权奸、平定天下的旗号发动了对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的战争，一时间人心所向，陶渊明也曾做过他的幕僚。结果事实证明，他如此大动干戈不过是为了自己做皇帝；刘裕又打着讨伐桓玄的旗号发动战争，陶渊明也曾误以为他是正义的，做了他的“镇军参军”。然而陶渊明终于醒悟了：这些人哪里有道义可言，不过是彼此在争权夺利罢了。介入到这些人当中，不仅不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大济苍生的“猛志”，而且还会成为明争暗斗中的牺牲品，甚至会在无意识中成为不义之人的帮凶。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消极避世，他的自传性散文《五柳先生传》便是他的夫子自道。此文是自传，却又有“五柳先生者，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其姓氏”之句。焉有作自传而不知晓自已姓名籍贯的道理？钱钟书先生说得好：“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此文又有重复率极极高的一个字眼——“不”，除前面的“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其姓氏”之外还有“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为什么？要知道这一点就却需要知道孔夫子的一句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渊明以“不”字作为此文的关键性字眼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他的“狷者”本色。在无力回天的乱世中，渊明的“有所不为”也是难能可贵的，是一种人格的独立，是一种高洁的品格。
于是陶渊明便归隐了，哪怕这归隐要付出贫穷的代价。虽然贫穷，却并非不义，所以陶渊明坦然释然，问心无愧，求乞便不是一件丧失人格尊严的事情，而不过是时运不济。在时运不济的时候遇到善心人的接济，为什么要拒绝人家的善心呢？
陶渊明的隐居还有耐人寻味之处：他的朋友刘程之曾经招他隐居于荒僻的山泽之中，他婉言拒绝了。为什么呢？陶渊明在诗中说：“直为亲旧故，不忍便索居”（《和刘柴桑》），他对亲朋故友们仍是充满感情，所以还是要“结庐在人境”（《饮酒》其五）。可以说，陶渊明的隐居是“避世”而非“避人”。所谓“避世”，是纵身于黑暗现实之外，是对不合道义之明争暗斗的拒绝，是对“大伪斯兴”之世俗的否定；所谓不“不避人”，则表现出陶渊明浓浓的人情味。陶渊明的感情实际上相当丰富，他曾写过一首《责子》诗：“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己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陶渊明也是望子成才的，可是，如果儿子不成器，他决不会暴跳如雷、呵斥打骂，仍然可以心平气和地喝他的酒，仍然可以表现出一个开明父亲的慈爱。儿子甚至还是他很重要的快乐来源——“大欢止稚子”（《止酒》）、“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儿子都成了自己人生快乐的重要寄托，这难道还不是一种厚爱吗？在《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中，陶渊明也表现出对亲人们的深情。可贵的是，陶渊明还跳出家庭的小圈子，表现出“爱众生”的博爱精神：有一次他送一个农家的孩子到儿子那里帮着挑水劈柴，在给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对待友人陶渊明非常强调真诚与精神上的契合。他不讲客套，不讲应酬，高兴了便“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喝醉了便直言不讳地说：“我醉欲眠，卿且去”，没有算计与别有用心，没有利用与被利用，是那么的和谐融洽，自然而然。他和朋友们“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登高赋新诗”、“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一）、“登高赋新诗”、“言笑无厌时”（《移居》二首其二），沉浸在精神的契合之中，这种愉悦是不足为世俗中人道的。
多么简单的人际关系！多么简单的心灵！因了这样的简单，陶渊明也就有了简单的快乐。书卷能使他快乐，我们己经很熟悉他的那段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儿子的牙牙学语能够使他快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甚至数片绿荫、几声鸟鸣、一阵凉风、一泓清泉也能使他欢欣——“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疏》)、“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园田居》其五）；甚至繁重的劳动也能让他体味到诗意的愉悦——“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五）…………陶渊明说，一只小鸟在大树上做巢，只要一根枝条就可以了；一只偃鼠在长河边喝水，只要够它填满肚子的那点水就够了，一个人要获得快乐，只需要很简单的一些东西就行了。可是，有多少人就是看不透这个简简单单的道理，他们勾心斗角，不择手段，把人际关系搞得很复杂，把自己的心灵搞得很复杂，而那些复杂其实不就是人生的重负吗？有这些重负，活着很累。陶渊明的简单便是摆脱了重负之后的简单与轻松，于是，尽管“饥冻虽切”，他仍然那么潇洒，那么快乐，他仍然能够在贫苦的生活境遇中“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是仁者，因为他爱人、爱众生；陶渊明是智者，因为他世事洞明；陶渊明又是勇者，因为他坚守自己的信念。既然是仁者、智者、勇者，陶渊明的简单便不是简单的简单，而是丰富的简单，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品味。
再请看陶诗的两组集句：
1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归鸟》）。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归去来兮辞》）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
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怀古田舍》其一）
2
形骸久己化，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形迹凭化迁，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陶渊明思想中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物，形，心。“物”指外物、人的处境（如范仲淹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形”指人的身体，“心”指精神。陶渊明认为，“物”对“形”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所谓“形为物役”，此时人应当正视这种制约——“形迹凭化迁”；“心”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物”的束缚，达到自由、自然的精神境界，所以“素襟”、“真想”、“灵府”能够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具体说来，陶渊明的处境是“贫贱”（“物”的层面），作为血肉之躯他免不了有“饥冻”之苦（“形”的层面），而渊明仍能够“不戚戚于贫贱”，体味到种种精神之乐（“心”的层面）。陈寅恪先生曾把陶渊明的此种思想称之为“新自然说”，大家不妨找来陈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参看。概而言之，阮籍、嵇康等正始名士已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然说”，其主要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一是将求仙服药视为获得“自然”的重要手段。陶渊明的“新自然说”更具有理性精神、智性光辉，认为求仙服药无助于获得“自然”，要获得“自然”，最关键的是“委运任化”、顺应规律。陶渊明的“新自然说”也并不拒绝“名教”，吸收了“名教”的合理内涵，使“名教”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