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到这部英文诗集的人是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爵士。罗森斯坦读了这些诗，“感到这是一种崭新类型的诗，是神秘主义高水平的伟大诗作。当我把那些诗歌给爱德鲁·布莱德雷看时，他很同意我的观点：‘看来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罗森斯坦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画家的眼光，他得请一位诗歌内行来鉴定这批文字珠宝的价值。他首先想到了叶芝。
泰戈尔在西方世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举成名。在此之前，他基本是使用孟加拉语进行创作的。他的声名，似乎并没有逸出孟加拉语的圈子；就在印度，他当时也并非如今天一样家喻户晓。他在西方世界突然暴得大名，甚至极快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项世界瞩目的大奖，与一些关注、推崇他的西方作家、艺术家有很大关系。这些作家中，爱尔兰大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美国著名的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艾兹拉·庞德，在宣扬泰戈尔诗歌成就方面格外著力。
1910年，泰戈尔的孟加拉语作品集《吉檀迦利》出版。1912年3月，泰戈尔准备启程去往欧洲时，突然病倒。在帕德玛河畔的什拉依德赫养病期间，他开始了用英语翻译《吉檀迦利》的工作。
《吉檀迦利》译成英文后不久，泰戈尔在儿子儿媳的陪伴下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吉檀迦利》手稿遇上了一次意外的险情：在乘坐地铁时，儿子把装着《吉檀迦利》英文译稿的书包遗失在了车厢里面。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泰戈尔向儿子索寻书包时，才发现手稿遗失。万幸的是，后来他们在“失物招领处”找回了这部将震动西方世界的稿子。
最早读到这部英文诗集的人是英国画家威廉·罗森斯坦爵士。罗森斯坦读了这些诗，“感到这是一种崭新类型的诗，是神秘主义高水平的伟大诗作。当我把那些诗歌给爱德鲁·布莱德雷看时，他很同意我的观点：‘看来一位伟大诗人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罗森斯坦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画家的眼光，他得请一位诗歌内行来鉴定这批文字珠宝的价值。他首先想到了叶芝。
叶芝在收到罗森斯坦第一封信时，并没有太在意，他甚至没有回信。毕竟他常常收到不知名而又被人吹捧很高的人的稿子。罗森斯坦坚信自己的眼光，他再次致函叶芝，陈述这批诗歌的重要。这次叶芝回信了，但只说可以把这批诗稿寄给他看看。
当接读了泰戈尔的诗歌之后，叶芝被震动了。“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到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得到了大诗人的赞扬，画家罗森斯坦也非常振奋。7月30日晚上，他邀集了一批朋友到自己家里作客。招待客人的是绝妙而精美的诗歌大餐。这些客人中间，有当时正为叶芝工作的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英国诗人艾利斯·迈奈尔等。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叶芝。叶芝是专程赶到伦敦的。
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诗的晚会。兴奋的叶芝不停地用他那欢愉的音乐般的声音，朗诵着这些诗作。后来成为泰戈尔终生挚友的安德鲁斯这样记述他听到叶芝诵诗时的感受：
“充满着这种朴素英语的回声的声浪，像孩童优美的声音，完全慑服了我。我在深夜里，在袒露的天空下一直踯躅到东方吐白。”
读到泰戈尔的诗，叶芝激动不已。他在晚会上一首首不停地吟诵，并不停地向人们介绍泰戈尔——“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在泰戈尔一方，“与诗人叶芝交谈，我不由产生这样的想法。他以无垠心空的爱抚覆盖人世，他对人世的观察，和一般人立足于各种教育、习惯、摹仿所进行的观察截然不同”。
在相互交流之后，罗森斯坦向印度学会建议，应该为泰戈尔出版诗集，叶芝立即同意为诗集写序。1912年11月1日，《吉檀迦利》英文本第一版750册面世。它几乎受到所有英国报纸的欢迎。在《吉檀迦利》前面，叶芝这样写道：
“这些译文手稿在我手中已有一些时日……我的印度朋友指出，这些诗的原文充满了优美的旋律，柔和的色彩和新颖的韵律。”在叶芝自己看来：“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些诗歌是高度文明的产物，就像灯芯草和其他草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
对于叶芝的推崇，泰戈尔也是心存感动的。1913年10月，他的另一部诗集《园丁集》（英文版）由伦敦麦可米伦图书公司出版，诗集的扉页上，他写下了“献给W·B·叶芝”，表达对这位诗歌友人的真诚感念。他们彼此间的友谊保持了许多年。就在泰戈尔70岁生日时，叶芝在给他的一封私信中，仍谦虚地说自己“今天仍是你的最忠实的学生和颂扬者。正如你所知，我得到你的诗歌，使我无比激动。近几年我在你的散文《家庭与世界》，你的短篇小说和你的回忆里汲取了知识和美感。当第一次读到你的诗歌时，我是多么欣喜若狂，仿佛觉得它们来自河流、田野，它们是永恒。”真诚地道出他对泰戈尔的由衷喜爱。
当然，受到泰戈尔感染，极力推崇泰戈尔的文学家，不止叶芝一人。当时，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后来被称为“20世纪英语文学界一位伟大的助产士”的艾兹拉·庞德正在叶芝处工作。叶芝曾在诗歌活动中帮助过他，但是，他也以自己对诗歌的独特领悟影响了叶芝。1912年，他正在伦敦。叶芝激动地向他介绍了泰戈尔，他也与叶芝一同去与泰戈尔会面。后来读到《吉檀迦利》，听到叶芝的朗诵，他以自己敏锐、生机勃勃而富有创造性的意识和眼光，给了泰戈尔高度的评价：
“集子中的一百首诗全都可以演唱。曲调和歌词浑然一体。看来，东方的音乐远比我们的音乐更善于做到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最易懂的东西是即兴的光辉的短句。有时在‘晨曦用右手挎着金灿灿的篮子’里，我们像是看到了古希腊人……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
它具有自然的宁谧。这些诗似乎不是风暴或激越的产物，而只是显示了他往常的脾性。他与大自然浑为一体，没有任何矛盾。这一切与西方的时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对泰戈尔诗的精美，他用了某种艺术化的说法：“当我选出一首诗来加以引用，而读到下一首诗时，我意识到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下一首诗更使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庞德还用了虚抑实扬的手法，指出了泰戈尔诗的“不足”：“如果说这些诗有什么瑕疵——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我只能为这样一些读者感到惋惜，他们未能领悟到，这种虔诚是但丁的富有诗意的虔诚，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虔诚。”
艾兹拉·庞德在推举泰戈尔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当时的美国，还几乎不知道泰戈尔为何人。可在庞德的坚持下，芝加哥《诗歌》杂志的主编哈丽特·门罗一次集中发表了泰戈尔6首英译诗。在西方，这大约是第一家这样做的杂志。庞德在长达两页的介绍文中说：“这位孟加拉人给我们带来了宁静。这种宁静对处在钢铁和机器时代的我们来说是十分必需的。他平静的宣扬人和上帝之间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友情……”
英文版《园丁集》出版之后，庞德以一个诗人的眼光来努力纠正当时英国一些读者对泰戈尔的误解：“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谜，永远是难以捉摸的。居住在英伦三岛的先生们为什么不能给一位优秀艺术家以艺术家的尊重呢？我想，我对于他诗歌方面要说的话是，应该自由地和完整地读这些诗歌中的每一首诗，忘掉对诗歌所含意思的追究，重新对它加以想象。不应像对待刻在旗帜上的星，而应像对待闪耀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看待它。”
经过了画家罗森斯坦，诗人叶芝，庞德等人的大力推介和鼓吹，泰戈尔极快在西方世界赢得极大声誉。连一向以西方艺术观念为中心的瑞典皇家学院，也在《吉檀迦利》出版的第二年——1913年，第一次将这项重奖拱手捧给了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诗人。以表彰诗人的《吉檀迦利》：它以优美的抒情格调和秀丽的诗句，表达了他与神的交流以及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炽烈情感。
当然，并非仅仅诗人叶芝、庞德推崇泰戈尔的天才，英国诗人斯塔杰·穆尔就首先提名泰戈尔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瑞典诗人海登斯坦也为泰戈尔获奖做了极大努力。他以下面的文字，对评委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不记得，过去20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诺贝尔奖金……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具有真正伟大水平的一个理想诗人，我们不应该忽视他。我们第一次，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我们先于报刊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名字。”
叶芝、庞德等人对于泰戈尔不遗余力的推介，虽然首先基于对诗歌艺术的忠诚，但同时也可以见出他们超越世俗圈子、西方艺术趣味圈子的宽广胸怀。这从当时一些西方世界评论家排斥的态度中更容易对比显现出来。如此，我们除去记住几位艺术家的友谊，更可为诗歌史留下这段显现宽广胸怀，高尚品格，同时又富有魅力的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