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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大学语文》对新诗和歌词的双重救赎
【时间:2007/8/5 】 【来源:四川日报 2005年04月08日 】 【作者: 舒圣祥】 【已经浏览4009 次】

    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收入了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消息一出,争议随之顿起。编者认为:“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以此审视,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反对者却认为这是文化价值观的沉沦,是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臣服与妥协。                           
                           
    从金庸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到周杰伦《蜗牛》入选上海百首爱国主义歌曲,再到罗大佑歌曲入选《大学语文》,作为娱乐消遣产物的大众文化与作为精英文化阵地的正统教育,它们之间的亲密接触和幸福联姻,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虽然每一次亲密接触都会碰撞出支持与反对的两种声音,虽然笔者对上述联姻也并非全部支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不是实质上的,那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如果不是终极上的,那至少也是过程上的。

    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在哪里,这本身是一个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倒回去几千年,现在看来高雅的《诗经》,只不过是那会儿民间小范围的“流行歌曲”而已;倒回去几百年,现在看来高雅的小说艺术,压根儿就是不入流的市井流俗;倒回去几十年,现在看来高雅的新体诗,却是当时正统文人眼里的异端怪物。“文化”还是那个“文化”,仅仅因为欣赏眼光的不同,就能使它从“异端”走到“主流”,从“流俗”走向“经典”。

    客观地说,罗大佑歌曲的歌词和眼下缠绵于情爱与无厘头的歌词相比,其中的“艺术性”一目了然。这或许并不能证明前者的“艺术性”真的就非常高,然而至少可以说明其他歌词的“艺术性”有多么糟糕,甚至于根本没法用“艺术性”来谈论那样的歌词。事物总是在比较当中发现美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丑的存在也就没有美的展现。罗大佑的歌曲在与同类的比较中,足以体现其“大美”的品格。

    与此相对,自命清高的新诗同样走在一条危机四伏的险径上。它只属于几乎数得清人数的“小众”部落,有人甚至诙谐地说“写诗的永远比读诗的多得多”。缺少受众的艺术终究难以长久,在孤芳自赏中期待艺术质量的提升同样只能是奢望。

    诗与歌原本就是一家,它们不仅具有历史的渊源,而且也有天然的相似。当诗走在因为沉默而日益衰落的小路,当歌走在因为热闹而越发低劣的大道,它们只能渐行渐远,直至坟墓里的相见。我以为,新诗和歌词的牵手与融合,是它们走向共同繁荣的理性选择。新诗需要歌词的流行,歌词也需要新诗的高雅。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语文》无疑做了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消弭它们通俗与高雅的“阶级身份”,让它们“门当户对”地在路口相遇,并在牵线搭桥的红娘动作中完成对它们的双重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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