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收入了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消息一出，争议随之顿起。编者认为：“今天的流行歌曲，或许就是明天的诗。以此审视，流行歌曲自有超越通俗文化的意义与价值。”反对者却认为这是文化价值观的沉沦，是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的臣服与妥协。                         　　
                           
    从金庸小说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到周杰伦《蜗牛》入选上海百首爱国主义歌曲，再到罗大佑歌曲入选《大学语文》，作为娱乐消遣产物的大众文化与作为精英文化阵地的正统教育，它们之间的亲密接触和幸福联姻，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虽然每一次亲密接触都会碰撞出支持与反对的两种声音，虽然笔者对上述联姻也并非全部支持，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不是实质上的，那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如果不是终极上的，那至少也是过程上的。

    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在哪里，这本身是一个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倒回去几千年，现在看来高雅的《诗经》，只不过是那会儿民间小范围的“流行歌曲”而已；倒回去几百年，现在看来高雅的小说艺术，压根儿就是不入流的市井流俗；倒回去几十年，现在看来高雅的新体诗，却是当时正统文人眼里的异端怪物。“文化”还是那个“文化”，仅仅因为欣赏眼光的不同，就能使它从“异端”走到“主流”，从“流俗”走向“经典”。

    客观地说，罗大佑歌曲的歌词和眼下缠绵于情爱与无厘头的歌词相比，其中的“艺术性”一目了然。这或许并不能证明前者的“艺术性”真的就非常高，然而至少可以说明其他歌词的“艺术性”有多么糟糕，甚至于根本没法用“艺术性”来谈论那样的歌词。事物总是在比较当中发现美的，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丑的存在也就没有美的展现。罗大佑的歌曲在与同类的比较中，足以体现其“大美”的品格。

    与此相对，自命清高的新诗同样走在一条危机四伏的险径上。它只属于几乎数得清人数的“小众”部落，有人甚至诙谐地说“写诗的永远比读诗的多得多”。缺少受众的艺术终究难以长久，在孤芳自赏中期待艺术质量的提升同样只能是奢望。

    诗与歌原本就是一家，它们不仅具有历史的渊源，而且也有天然的相似。当诗走在因为沉默而日益衰落的小路，当歌走在因为热闹而越发低劣的大道，它们只能渐行渐远，直至坟墓里的相见。我以为，新诗和歌词的牵手与融合，是它们走向共同繁荣的理性选择。新诗需要歌词的流行，歌词也需要新诗的高雅。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语文》无疑做了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消弭它们通俗与高雅的“阶级身份”，让它们“门当户对”地在路口相遇，并在牵线搭桥的红娘动作中完成对它们的双重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