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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强:“大学语文”的尴尬根源和改革出路
【时间:2007/7/29 】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3年8月21日 】 【作者: 李景强】 【已经浏览3459 次】

    《中华读书报》6月18日发表了温儒敏先生《“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一文,并附上了即将出版的由温儒敏先生主编的《高等语文》教材的目录。温儒敏先生主张把“大学语文”改名为“高等语文”,把传统的文选方式改变为专题方式,把作为工具课的“大学语文”,变成兼顾工具性,突出理论知识性的一门课程。我赞成突出“大学语文”的理论知识性,但这里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理论问题,就是“大学语文”的学科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语文”作为一门理论知识性的课程,就会成为一个杂乱无序的随意性集合,结果还是无法给“大学语文”找到一个科学的课程定位,无法摆脱目前的尴尬地位。 

    “国文”可以界定为中国文学,可以界定为中国文化,也可以界定为中国人文。

    如果把“国文”界定为中国文学,“大学国文”就是一门讲述中国文学的课程,学科定位很清楚。但是,给理科生和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讲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的大学已不再是精英教育,学生和家长只把上大学看作是一个对未来工作的投资,投资就要追求可以马上兑现或有预期的回报。除了必须接受的“红头文件”课以外,学生对每一门课程都要问:“学这个有什么用呢?”我以为给理科生或非中文专业的文科生讲中国文学,就是给学生一个“零件”,不能说它没有用,但很可能是用不上或不知道怎么去用。如果把“国文”界定为中国文化,“大学国文”就是一门讲述中国文化的课程。但是从学科定位上看,“文化”这个概念太大,即使加上了“中国”二字的限定,也仍然宽泛得无边无际。我是一个教了二十年“大学语文”的教师,也曾经用几年的时间把“大学语文”牵引向中国文化,虽然只涉及文化的精神层面,但仍然觉得宽泛、零散,难以构成一个理论知识课应当而且必须具有的理论体系。

    因此,我倾向于把“国文”界定为中国人文。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并立为三大科学体系。人文科学包括哲学、宗教学、美学、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本站按:这个定位必然导致把大学语文等同全部人文学科。)这些学科过去统称为“文、史、哲”。过去说的“文”包括文学、艺术和语言学;“史”包括通常意义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哲”包括哲学、宗教学、美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这正是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中国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这种说法用现代话语来阐释,就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都指向人的精神价值,需要相互阐释,相互印证,才能给出一个清晰、确切、合理的答案。没有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文学、艺术、语言。同样,没有文学、艺术、语言也就不可能真正弄清楚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他们必须是一体化的呈现,一体化的阐释,这个“一体化”就构成了人文科学的基础理论。“大学国文”作为一门阐释人文思想的理论知识性课程,既不是单一的哲学、宗教学、或文学等等,也不是人文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文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性阐释,给大学生一个系统的关于人文思想的主要概念体系和主要知识结构框架。人文基础理论前面再加上“中国”二字的限定,范围进一步缩小,内涵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也就可以更加清楚。

    把“大学国文”界定为中国人文,不仅可以明确这门课程的学科定位,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使这门课程具有可以预期的实用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大学国文”这门公共基础课,给大学生讲授人文基础理论,使他们对人文思想有一个总体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通过选修方式,进一步学习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这样学生的知识结构性缺陷就可以得到弥补。第二,中国人文基础理论是一套自足的精神价值体系,主要内容是描述和揭示人的信仰(信念)、理性、情感的价值尺度和表现方式。大学生对自我,对社会的思考与困惑,可以在“大学国文”课程中找到参照的尺度和判断的依据,从而拓展思维视野,提升精神境界。从我个人经验看,讲中国人为基础理论,课程效果是最好的。我教“大学语文”经历了四个探索阶段:开头几年按照传统方式讲“语文”课,学生的反映是“比中学有深度,但没多大用处”;于是我转向文学,以中国文学史为线索,讲述中国文学创作、理论与欣赏,学生的反映是“课程很有意思,但不知道有什么用”;我又转向中国文化,以儒、道思想为主体,讲述中国文化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学生的反映是“课程很有深度,但那些思想离现实比较远”;最近几年来我转向中国人文基础理论的讲述,学生的反映是“有深度,很新鲜,非常有用。”在这里需要注意到高校之间的差别,学生之间的层次。当然,课程定位不能完全根据学生的好恶而定,但结合实际情况,考虑课程定位的效果还是必需的。
 
    中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基本上分为三大类:即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公共基础课大多由四门“红头文件”规定的政治课和英语课、数学课、逻辑课、大学语文、写作课构成。政治课、逻辑课属于社会科学;数学课属于自然科学;英语课、写作课是纯粹的工具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除中文、哲学、历史专业外,要么属于自然科学,要么属于社会科学。只有“大学语文”课与教育部文件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相近,因此通过“大学语文”课来完成“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就是现实的必然选择。但传统的“大学语文”无法满足这个要求,教育部为此作了许多改进和尝试。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编写了全日制高校通用教材《大学语文》,按照人文思想的思路,采用专题方式编选文本。由于编写者对人文思想理解的局限,教材没有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2001年出版了增订本,在篇目上作了一些增减,但在体系和体例上也没有大的变化。但这本教材为“大学语文”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和新的思路,各个高等院校纷纷探索课程改革的途径,开始了从传统的“大学语文”课向人文思想课的转换。转换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单科类院校纷纷成立人文学院,通过院系调整,为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体制上的保证。原来的“汉语教研室”或“大学语文教研室”构成人文学院的结构主体,原来的“大学语文”课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基础课。二是对“大学语文”课从教材、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有的把“大学语文”改名为“人文读本”或“人文基础”,仍沿用“大学语文”名称的,也在编写体例上,在选文标准上依照人文思想体系作总体构架。在教学内容上,把原来主要讲述的作家介绍、背景分析、主体阐释、艺术欣赏、字词句解释,变为学生自学的内容,教师主讲的内容则是以专题形式系统阐释人文思想。全国许多高等院校,尤其是单科类院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个转换。

    在高等院校已经进行的课程改革的基础上,把“大学语文”改名为“大学国文”,课程定位在人文基础理论上,应当说不是空中楼阁。现在需要的是学科基础的深入探讨和课程定位的确认。本文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以此引发同仁的讨论,为“大学语文”改革的阶段性定型,添一块小砖。

 

    本站链接:“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温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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