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学语文复兴运动，正在触发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的连锁反应——
本报记者陈香发布时间：2007-03-3 来源：中华读书报
1月始，“大学语文”成为南开大学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此前，南开大学只将语文列为理科生的必修科目，对文科生不作硬性规定。
华中科技大学教务处介绍，该校决定面向所有本科生开设“中国语文”必修课程，此前，“中国语文”在华中科大仅是一个考试项目，校方并未设立相应课程。
3月，新学期开始，江西理工大学规定，全校理工科学生都须选修“大学语文”课程才能获准毕业，此前，该校只将语文列为理科生的任选科目，而对学生是否选修则不作硬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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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去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会议，建议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可以肯定的是，今年以来，会有更多的高校将大学语文设为必修课。自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先生倡导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以来，在经历了初期的全面兴盛期，和实用主义观念强化之下、诸多高校停开的衰落期之后，大学语文在“素质”教育思想回归的前提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复兴时期。
而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大学语文运动”，正在触发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的连锁反应，大学语文教材市场征战将起。
布阵
周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缪宏才在家打点行装，等待他的，将是长达两个月的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十几场关于大学语文的活动，甚至徐中玉、齐森华、陶型传等大学语文界权威都将随行。按照缪宏才的说法，他是要给华师大社“（即将上市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开开路”。
因为，“大学语文成为公共必修课之后，肯定会引起出版社的高度关注，会有很多出版社介入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显然，这会给尚不稳定的大学语文市场格局造成新的震荡。
目前，在全国高校正在使用的400多种大学语文教材当中，华东师大版，由徐中玉先生任名誉主编，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齐森华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每年用量达几十万册，约占市场的1/4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东南大学教授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教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紧随其后，由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大学新语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高等语文》均有一定的销售份额，其余版本在市场上缺少竞争力。
然而，这个初步形成的大学语文教材市场格局却是脆弱的，动荡频仍。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语文》在大语教材界虽然是新面孔，却在短短时间内后来居上，抢占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现在从上到下慢慢又恢复重视大学语文的气候下，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的走势还需观察。”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左健判断。
缪宏才的担心是，在大学语文普遍成为高校公共必修课之后，地方自编教材会越来越多。“现在高校合并后，相当于大专层次的学校就有很多，一所学校几万人，一届招生几千人，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些学校往往采取自己编写教材的方式。”缪宏才表示，毕竟各地教学水平不一，一本大学语文教材肯定不能满足各层次、各地方需要，高校教师出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考虑自编教材，是值得鼓励的，但可怕的是，现在更多的高校教师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来自编教材，根本无暇顾及教材质量。
对目前国内的大学语文教材市场现状，王步高教授用“春秋时代”来形容，“太多太滥”。他呼吁，如果要面向所有大学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必须要有一个准入机制。
对垒
显然，在大学语文课程由选修课到必修课的调整中，课程本身和教材编写都面临着对其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的重新审视。现在市面通行的大学语文教材有三类较有代表性，即工具性、人文性和文学性。哪一类的大学语文教材会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中更有优势呢？
现在，影响最大的就是以人文性为主要目的设计的大学语文教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的《大学人文读本》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的《大学新语文》，均以鲜明姿态打出“人文教育”牌，从外研社新版《新编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学语文》最近几年的修订方向来看，也是在往“人文性”靠。然而缪宏才告诉记者，现在教育部倾向性的意见，包括更多大学语文研究专家共同的看法是大学语文课程和教材更应该让学生把握自己的母语，“能准确理解你能阅读的东西，流畅表达你所能表达的东西”。
高教社《大学语文》首席策划、文科中心副主任徐挥告诉记者，教育部高教司倡议重开大学语文必修课的初衷是，由于应试教育的限制，这一代大学生读的书很少，基本的母语素养都没有准备好，最夸张的是，博士毕业后竟然写不了基本的调研报告、论证方案，所以，大学语文被列入必修课之后，他肯定以培养提升大学生母语水平为目的的、工具性为主的大学语文教材会有市场——“目标可以设定，考核可以量化，为教学一线设计，包涵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各个环节导入的教材会比较好用”。
对此，左健显然有不同想法。在他看来，考虑到择业多以应用型为主，高职高专语文教材应以实用性、工具性为主，本科以上的大语教材则应传播人文精神，凸显人文性，“使学生在古今中外人文经典的教育下，讲气节，明廉耻，重道德，懂事理，爱艺术”。
与左健的看法相类似，来自知识界的声音是，希望重开的大学语文课能够涵盖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中国艺术和文明，起到文化传承和人格培养的作用。“需要将中华文化的整体，特别是她的人文主义内涵呈现出来，使学生在一个立体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这样，不只是对学生有益、对社会有益，而且对现今大学中过分学科化、专业化的偏向也可以起到纠偏的作用。”尤小立在他的《中国语文课与中国大学的精神定位》中写到。
然而缪宏才告诉记者，如此之下的大学语文会“不堪重负”，实际推广中，人文性大语课程就遭遇了重重阻力。“作为一门课程，需要有共同性的东西，不可能讲成文学欣赏课；而且，从我们接触到的大学语文老师可以感觉到，由于学养积累不足，让他们听名师的课，他们很乐意，让他们自己按名师方式讲，就比较困难，大规模推广显然不可能；还有就是，个人对人文精神理解不一，课程如何评估？”
当然，最理想的大学语文教材应该“兼顾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价值”。徐挥认为，一本教材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只能说以哪一种为主，兼顾其他价值。“高教社《大学语文》的目标设定是，从工具性入手，让学生读好的文章，自然审美教育、人文教育都涵盖其中了。”而华东师大版即将秋季上市的《大学语文》第九版，虽然高扬“工具性”旗帜，但在框架结构上仍是选择了“人文专题”的形式。
看来，虽然有主管部门有意识的往“工具性”上的引导，但知识界的整体吁求还是偏向人文性，大学语文教材的“工具性”主导和“人文性”主导还处在“拔河”阶段。
交兵
如果说，教材的内容和理念之争是大语教材争夺战中的“大后方”，那么，教材推广之争，则是前线短兵相接的交锋。
华东师大的经验是，将产品做到尽可能的完善，推出大学语文产品群的概念。缪宏才举例说明，有人喜欢按照断代方式编写的教材，有人喜欢根据文章体裁分类编写的教材，有人喜欢人文架构的，包括相关的教师用书，华东师大都有相适应的教材。如果有人是72个课时，或者36个课时，也都能在华东师大版的教材中找到相对应的120篇或80篇选编文章的教材。南京大学社也不甘示弱，《大学语文》已经推出了全编本和简编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配合《大学人文读本》早已推出《大学人文教程》，一本《大学人文十四讲》更可当作教案使用，相映成趣的是，北大社的《大学新语文》也加紧推出了《大学新语文读本》。
高教社祭出“数字资源”的法宝。“我们的大学语文后端数字化资源最丰富，有互动窗口的配套网站，有教学资源库，建立在教学资源库之上的教学管理系统，给一线老师用的教案。”徐挥表示，高教社正在全力推广基于网络的互动式的网络教学，“以网络互动、在线学习的方式推进大学语文教育。”据记者了解，高教社大学语文的数字化资源本来是给大学免费试用的，但今年以来，数字化产品已经有了买主，“市场被培育起来了”。然而数字资源的建立和拥有并非高教社独享，华东师大社已与大学语文研究会共同设立大学语文网站，虽然无法做到交互式，但王步高教授的大学语文网站建立也有数年。
尤其在团结大学语文教师上，各社纷纷出手。华东师大社不定期地在全国各地开展大学语文教师的培训、教学研讨活动，而大语界诸多权威均会随行；高教社持续数年在做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高层论坛和大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后者因为有了高教司人事处和高教司的联合通知而彰显分量；去年，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南京举行，而赞助单位则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据称，北大社将团结《大学新语文》的使用者，成立教师俱乐部。
几近白热化的市场推广争夺战中，种种不正当竞争也已出现。除了上文所提各校教师或几所高校教师联合起来编写教材，就在自己高校使用，年年拿版税，别的教材“水泼不进”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把教材推广的费用给教材主编本人，形成商业回扣，并鼓励教材主编给教材购买者返点，更不用说部分主编运用自己广布在各高校的“弟子人脉”，倾销教材了。
“希望大学语文教材之争最后是落在质量之争，而非手段之争，对于即将成为必修课的大学语文而言，尤为关键。”这位人士忧心忡忡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