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描绘了唐明皇、杨贵妃两人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它在思想内容上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出唐明皇溺于女色，不顾国家大事，结果带来了安史之乱；另一方面表现了由于安史之乱，杨贵妃悲惨地死去，明皇日夜萦思，感情非常诚笃，杨贵妃死后变为仙人，也念念不忘明皇，彼此眷恋对方，但不能相会，形成长恨。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长恨歌》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这两个方面，是明显的无法否认的事实。念“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可怜光彩生门户”等诗句，谁能否认它的明显的讽刺意味?念“九重城阙烟尘生”以下的文字，特别是“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等诗句，又有谁能否认诗人对杨妃的死以及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长恨歌》思想内容具有这两个方面，不但从诗篇本身可以清楚地看出，而且可以从与《长恨歌》同时写作而且配在一起的陈鸿的《长恨传》的内容获得印证。《长恨传》末尾还有这样清楚的告白：“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感其事”，就是为两人的悲剧所感动，因而赋予同情。“惩尤物，窒乱阶”，就是指出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
如上所述，《长恨歌》的思想内容固然具有两个方面，但二者更为偏重的是对于李、杨两人悲剧遭遇的同情。理由是，第一，从诗歌本身看，诗中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句以下，描写杨妃悲惨死去以及以后两人相思情切的部分，不但份量在全篇中占主要地位，而且诗中描写感情最深挚，语言最优美，对读者具有最大感染力的也是这个部分。第二，从作者本人对诗篇的态度看，他把《长恨歌》编入感伤诗一类而不是讽谕诗一类，又在《与元九书》中说过“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话。显而易见，假如《长恨歌》的主旨在于讽刺，诗人对它的看法和编集子时的处理是决不会如此的。
二
《长恨歌》是一个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把它里面的故事跟历史事实完全等同起来。但它毕竟又是一篇历史题材的诗作，它的内容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工创造的，因此，我们不能割断它跟历史事实的联系。
《长恨歌》对李，杨两人的爱情及其悲剧赋予很大的同情，同时对酿成悲剧的原因即两人的荒淫生活作了批判，诗篇的思想内容的具有这样两个方面，是为诗人对于历史人物唐明皇的复杂态度和感情所决定的。诗人对历史人物唐明皇，一方面怀抱很大的不满，不满他荒废国政，带来安史之乱，使整个国家社会大伤元气，一蹶不振。这一点大家热悉，毋庸细说。另一方面对明皇在安史叛乱起来后不能保全杨妃以至朝夕萦思的悲剧，又给予极大的同情。这一点我们拟就历史事实具体说明一下。
第一，是对于明皇的整个历史评价问题。明皇因宠幸杨妃荒废国政而带来大乱，固然令人痛恨。但明皇前期毕竟是一个英明的皇帝，对国家人民有很大贡献，开元，天宝的盛世是为大家所向往和赞美的。人们不能由于他后期的罪恶而忘掉他前期的功绩，特别是封建君臣观念比较强烈的人们(包括白居易在内)更会如此。
第二，是对马嵬之变的态度问题。理智地说，人们对马嵬坡的悲剧是不应有所同情的，因为这儿正是李、杨两人受到正当的惩罚，它使愤怒的六军平复了情绪，对当时整个形势来说是有利的。杜甫在《北征》中说：“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殖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宜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就是这种理智态度的表白。但从另一方面看，在残暴的安史叛军的威胁下，贵为天子而且曾经威振四海、功业赫赫的明皇竟至狼狈出奔，在道路上连一个平日宠爱的女子也不能庇护，陷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的悲惨境地，人们对此又会自然地露出很大的同情。所以杜甫还会有“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哀江头》)的诗句。《唐诗纪事》卷五六说：“马嵬太真缢所，题诗者多凄感。”可见当时一般诗人对马嵬事件的感情。《长恨歌》中对于马嵬事变的描写，浓重地流露出哀伤怜悯的气氛，也是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写出来的。
第三，是杨妃死后明皇的想念问题。杨妃死后明皇痛切悼念的深情，是历史事实。这种事实为唐代许多人士所知悉，而且获得他们的同情。这里举明皇制作《雨霖铃》曲一事来说明。郑处诲《明皇别录》说：
帝(明皇)幸蜀，南入斜谷，属霖雨弥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与山相应。帝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独梨园善菇篥乐工张徽从至蜀，帝以其曲授之。泊至德中，复幸华清官，从官嫔御，皆非旧人。帝于望京楼命张徽奏《雨霖铃》曲，不觉凄怆流涕。其曲后入法部。（《乐府诗集》卷八十引）
明皇的《雨霖铃》曲，当时播于乐府，非常著名，不但为当时许多人士所熟悉，而且获得他们的同情。杜牧、张祜、罗隐等诗人都有诗篇歌咏它(见王灼《碧鸡漫志》卷五，知不足斋丛书本)。爱好乐府诗的白居易，对《雨霖铃》曲当然也是非常熟悉的。
明皇自蜀地回京后，被尊为太上皇，居于深宫，对杨妃还是念念不忘。《长恨传》说，“尊玄宗为太上皇，就养南宫。自南宫迁于西内，时移事去，乐尽悲来。”这里说的也是事实。唐郑嵎《津阳门诗》于“宫中亲呼高骠骑，潜令改葬杨真妃。花肤雪艳不复见，空有香囊和泪滋”等诗句下自注云：
时肃宗诏令改葬太真，唯高力土知其所瘗，在马嵬坡驿西北十馀步。当时乘舆卒遽，无复备周身之具，但以紫褥裹而窆之。及改葬之时，皆已朽坏。惟有胸前紫绣香囊巾尚得冰麝香。持以进上皇，上皇泣而佩之。
郑嵎记的是历史事实。即此一例，可见明皇晚年念念不忘杨妃的真情。这时肃宗受到李辅国谗言的影响，对父亲不大体贴，致使明皇晚年的心境很不愉快。《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说：“干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内之甘露殿。时阉宦李辅国离间肃宗，故移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迁谪，上皇寝不自怿。”当时人们对李辅国的弄权非常痛恨，对明皇凄凉的晚境则非常同情。我们看唐郭浞的小说《高力土外传》，便可清楚地知道。明皇在这种凄凉的晚境中还是念念不忘杨妃，当然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了。
根据上面的叙述，可知明皇在马嵬事变后哀悼杨妃的感情是相当真挚的。明皇以天子之尊而不能保全一所爱的女子，以致晚年长期悼念杨妃，始终不释于怀，引起许多人的同情，这些是历史事实。正象其它诗人一样，白居易在这方面对明皇也是具有很大的同情的。《长恨歌》中马嵬之变、蜀地闻铃、深宫忆念这几个动人的片段，就是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写出来的。在这些片段中，诗人虽以丰富的想象和富有才华的文笔更美化了这些情节，但它们基本上并没有超越历史事实的范围，而诗人在这些片段中对于唐明皇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跟他对于作为历史人物的明皇的态度也是一致的。由于作者在诗篇中用很大力量突出描写了明皇忆念杨妃的几个生活片段，另一方面由于不象陈鸿《长恨传》那样，用较多篇幅暴露了明皇同杨妃的荒淫腐化的生活，因此出现在作品中的明皇形象就更容易获得读者的同情，而且跟历史人物明皇仿佛有了一定的距离。
白居易对于明皇的同情，纵令在讽谕意味非常鲜明的《新乐府》的《李夫人》篇中也流露出来。《李夫人》篇题目下小序说：“鉴嬖惑也”，其主旨非常明显，但最后讲到明皇时却有这样的诗句：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又不见太陵(指明皇)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在诗的末尾，诗人不是严厉责备明皇的溺于女色，反而肯定这种感情出于人的本性，因而无可奈何地以“不如不遇倾城色”作结，其同情明皇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当然，这种同情在全诗中处在很不重要的地位，不能与《长恨歌》相比，但在对明皇一人同时具有不满和同情这点上，二者却是相同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既然白居易对于历史人物杨贵妃没有什么同情，而且并未摆脱“女人祸水”的观念，那么他在《长恨歌》中又怎么会创造出杨妃的那种对爱情很诚笃的优美形象，使这个文学形象跟历史人物有了很大的距离，且使读者对她付出很大的同情呢?这是值得探索的秘密。
《长恨歌》描写杨妃引起读者同情的有两个地方。其一是马嵬之死：其二是方士会见杨妃，杨妃表示殷切想念明皇。关于马嵬之死的描写，比较简单，其实不在同情杨妃的被杀，而在同情明皇以天子之尊，不能保全一所爱的女子，实际还是同情明皇。此点上面已经详论，这里不赘。杨妃出见方士一段，描写细致，杨妃的姿态写得很动人，感情写得很真挚，我们不能怀疑诗人抱着丰富的同情来刻画杨妃的形象，因而跟他对于历史人物杨妃的态度中间，发生了很大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