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公元七七二——八四六年）生活在和我们迥然不同的时代。他诞生在一千一百多年以前，那是我国诗歌史上的所谓“中唐”时期。他的先世原是太原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但他本人却出生在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后又迁居荥阳。他生子唐代宗大历七年（七七二），卒于武宗会昌六年（八四六），中间经历了德宗、颐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个朝代。那曾经是集中的统一的和强大的唐帝国，已逐步走向它的下坡路，宦官专权于内，藩镇割据于外，封建统治集团正处于分崩离析，即将瓦解的前夕。这中间，虽然有一两个皇帝会经希图“中兴”，无奈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没落的命运。而在另一方面，农民革命的风暴也还没有起来，李唐王朝建国初期对于农民所作的某些让步，某些改良的措施，曾绖施行过的一些“仁政”，已经荡然无存。例如，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一些负担的“租庸调”法，和行之虽不彻底但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仍有一定作用的“均田”制，这时都已遭到了破坏；代替它们的是新的压迫和剥削。大地主的庄园土地日趋集中，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了大量的土地，降为农奴或奴隶“两税”代替了“租庸词”法：剥削是更加残酷了。此外，还有不少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如“闾架税”、“除陌钱”等，甚至是公开的掠夺，如“宫市”、“白着”……等，真是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人民受着熬煎，到处是混乱，到处是黑暗。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正直的诗人能有什么光明的出路呢?

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白居易就是在愤激、苦闷和矛盾中，度过了他的一生。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白居易度过了他的童年。约当十一、二岁的时候，藩镇割据的战争烽火追使他不得不避难越中（今浙江一带），不得不和广大的人民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约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他曾经一度到长安应试，希望在仕进之途上找到一条出路。他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初次显示出他的才能，使得老诗人顾况大为赞赏。可能是由于颐况的推祟；他在当时的诗坛上获得了一些名声，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这个虚名对他却并无多大的帮助。在污浊而又冷淡的空气中，白居易在长安住了一些时候，最后仍不得不离去，在漂泊羁旅之中，过着贫困的生活。“孤舟三入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朱陈村诗》)，便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德宗贞元十五年（七九九）。自居易又卷土重来，参加进士考试，次年，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以第四名及第。此后，他又曾参加过几次科目不同的考试，在宪宗元和元年（八○六），授官盩厔县尉，开始步入实际的政治舞台。县尉是封建王朝统治机构中最低级的小官，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诗人高适会担任过这样的官职。在这个职位上，一方面对上级的官吏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对属下的人民却要直接进行压追和掠夺。高适曾把这种可厌的官场生活归纳在这样的两句诗里：“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这样的官场生活，也是居易所不乐久居的。先于白居易的唐代诗人杜甫也曾经被授予这个官职。杜甫没有就任，理由是：“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而白居易，按照当时的科举出身的一般途径，号任了这个官职，他被安置在这个可厌的职位上，这自然是无可奈何的事。无怪他发出慨叹说：“始知吏役身，不病不得闲”。（《病假中南亭闲望》）但是，在那将近两年的县尉任内，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亲眼看到了唐代官僚政治的腐败，亲身体会到了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疾苦，这丰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真正地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写下了象《观刈麦》、《长恨歌》等著名诗篇。元和二年的冬天，白居易被调回长安，又经过考试，授官翰林学士；三年，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时，白居易除了一般的启奏之外，他更有意识地以诗歌作为手段来表达他的政治主张，如他在后来写给他的朋友元稹信中所说的：身为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这里所说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指的便是白居易诗歌中最值得注意的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这一些“讽谕诗”，大都是在他的谏官岗位上写成的。在这些诗中，他色彩鲜明地表示了他的开明的政治态度和进步的政治主张，他尖锐地揭露了朝廷上的高级官员的巧取豪夺，地方官吏的进奉邀宠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在这些诗中，他特别揭露了由于宦官掌握了当时的军政大权，他们在政治上所采取的种种不合理的措施，和在经济上极端残酷的剥削，造成了人民的严重的灾难。诗人的同情是在人民一边的。这一些诗歌在当时曾经发生过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使得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当权派大为不满，如白居易在给元稹的同一封信中所诠的：“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杖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也就在这个时候，白居易以诗歌为武器，开始参加了当时的实际政治斗争。白居易无论从他的政治经历和他所采取的政治态度，或是从他在启奏中和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政治主张来看：十分明显，他是站在当时以科举出身为其特征的新兴的政治势力方面，而反对以门阀士族垄断朝政的大地主阶级保守势力和握有实际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的。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是，他的主张并未得到胜利，不久，他在遭受一连串的打击、排斥和诬蔑之后，在元和十年（八一五）被贬为江州司马。这在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创作生活中是一个较为显著的转折点。这之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改变他的政治态度，但是，他的锋芒却没有这之前那么显露了，而在某些场合采取了随遇而安、息事宁人、避开尖锐斗争的妥协态度。他几次出为刺史（元和十四年任忠州刺史、穆宗长庆二年任杭州刺史、敬宗宝历元年任苏州刺史），几次调任朝官，直到他七十一岁的高龄，于武宗会昌二年（八四二）以刑部尚书致仕的时候，虽然他也颇为关心国家的政事，没有忘记人民生活中的疾苦，并且仍然企图为人民作一些好事（事实上也作出了一些好事，如在杭州刺史任内，于西湖兴修水利等），但是，他的早年的政治生活中的锐气已是大为减退了。他的出为杭州、苏州刺史，长期求任东都分司，不愿在朝，便是竭力避开当时的政争，希图远祸的表现。白居易在诗里也不讳言这一点。那极言直谏的拾遗风采逐渐消失在“乐天知命”的庸俗的生活状态之中，由元和谏官一变而为“香山居士”和“醉吟先生”。那早年的表达他的强烈的政治观点的“讽谕诗”是不多见了，在他自己所手编的诗集中，“闲适诗”、“咸伤诗”、“杂律诗”却占了很大的篇幅，——虽然在这些诗歌中也有一些深刻地反映了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他的某些“讽谕诗”此较起来毫无逊色；虽然这样的分类不一定是合理的；但是，从它们的总的政治倾向上来看，这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倾向和两种不同的风格的诗歌了。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中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矛盾。

任何一个古代的伟大诗人，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不是单纯的而是相当复杂的，白居易自然也是这样。

白居易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