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诗人吴伟业的叙事名篇《圆圆曲》，曾引起人们两方面的争论，其一为该诗作期，其二即主题和意旨。

第一个问题经由冯沅君、钱仲联以及冯其庸和叶君远等先生的诸多辨证，今天已可确定为顺治八年；第二个问题从陆次云所评“梅村效《琵琶》、《长恨》体作《圆圆曲》，以刺三桂”开始，人们普遍认为“冲冠一怒为红颜”“盖实录也”，《圆圆曲》的题旨是讥刺吴三桂叛明降清的罪行，本来没有任何争论。然而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７月所版《元明清诗鉴赏辞典》章培垣先生之序中，提出了全然不同的看法。章先生指出：

这首诗最动人的所在，并不在于批判了吴三桂的罔顾君亲大义（其实，诗里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批判也还是问题），而在于讴歌了陈圆圆的美丽，她那可怜的身世和在爱情上的悲欢；也在于讴歌了吴三桂对爱情的坚贞、捍卫爱情的勇敢（至少在诗中是这样），并倾诉了个人在群体缠缚下的悲哀与痛苦。

章先生还发掘了《圆圆曲》的思想渊源，认为它是“晚明那场增强个人意识的思想运动的产物”；并将该诗置于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这种内容上承萨都刺的《杨妃病齿图》，下与五四文学具有若干相通之处”（均见《元明清诗鉴赏辞典·序》）。可谓震聋发聩。

然而，《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正文部分所收黄天骥先生鉴赏《圆圆曲》的文章，依旧认为“吴梅村憎恨吴三桂引狼入室，于是写了讽刺吴三桂的《圆圆曲》。但吴三桂是清朝新贵，投鼠忌器，诗人对他的鞭挞，只能化之为婉曲的冷嘲”。

章、黄两先生均是笔者素所钦敬的学界前辈，区区晚生根本无力将两家之论摆平。不过笔者觉得《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是部普及甚广的著作，两说对峙并存，颇令读者不知所从，故本着为一般读者着想的愿望，对《圆圆曲》的题旨做一解说。

章培恒先生指出《圆圆曲》“讴歌陈圆圆的美丽，她那可怜的身世和在爱情上的悲欢”，这可谓慧眼别具。大概是因为陈圆圆在历史上远不如吴三桂重要，人们解读《圆圆曲》时往往舍圆圆而直奔吴三桂。这样“圆圆曲”好像成了“三桂曲”。而吴三桂在诗中所占的比例甚小，诗中大量的对陈圆圆身世、遭遇的叙述，也由此而得不到合理的说明。笔者认为，吴诗在叙述陈圆圆的身世和遭遇时，倾注着深切的同情。陈圆圆“家本姑苏浣花里”，“前身合是采莲人”，出身寒微却也纯洁美丽。但是，“何处豪家强载归”，田贵妃之父田宏遇将她强行买回，准备献给崇祯帝。可怜的圆圆只能悲叹“薄命”，“只有泪沾衣”，忍受着与心上人——冒襄分离的巨大痛苦。

陈圆圆被献给崇祯帝后，并未得到崇祯欢心，“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又被田宏遇“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田府的坐客飞觞宴乐，从早至暮；陈圆圆却“一曲哀弦向谁诉”，美妙的“新声”背后是一颗悲痛欲绝的心。正在这时候田府的坐客当中来了“白哲通侯最少年”的镇关大将吴三桂，他对陈圆圆一见钟情，“拣取花枝屡回顾”。陈圆圆获得了“娇鸟出樊笼”的希望，期盼着与吴三桂银河得渡，结成良缘。岂奈边关军情紧急，身为大将的吴三桂在“底死催”的“军书”催逼下，“苦留后约”，匆匆返回前线。陈圆圆再次忍受着别离之苦。

雪上加霜的是，北京很快陷落，“一朝蚁贼满长安”。李自成农民军的大将刘宗敏占据田府，“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陈圆圆又被刘宗敏强纳，再次落入痛苦深渊。诗歌至此，将陈圆圆的悲惨命运一“流落之红颜”叙述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对这样一个美丽不幸的女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吴三桂本欲投降李自成，已领兵向北京进发。行至半道，忽闻其父吴襄在北京被农民军严刑索财，陈圆圆也被人强掠，顿时认为李自成的招抚只不过是骗自己回京，当即率军返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前往平叛，在山海关下与吴三桂展开激战。吴三桂寡不敌众，乃降清乞师，与清军联合将李自成打得大败。李自成仓惶之中焚城西退，这就是“破敌收京下玉关”的经过。之后，清军以吴三桂为前锋追击李自成。陈圆圆这时候才得以重返吴三桂怀抱。“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鬟不整惊魂定”。二人在战场上举行了盛大婚礼，陈圆圆悲喜交集，“啼妆满面残红印”，之后随吴三桂“专征”大军进发秦川，“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月落开妆镜”，过上了悠闲幸福的生活，终于“飞上枝头变凤凰”。这是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诗歌自此以后多为慨叹之语，情节发展终止。章先生的看法可谓抓住了全诗的主要内容。

但是，能不能因为诗歌主要内容同情陈圆圆，就排除该诗对吴三桂的讥讽呢？应该说，吴伟业对吴三桂的讥讽也是很明显的。前半部分叙述陈、吴悲欢离合时，吴诗采用了意象对比的手法，即“恸哭三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二句中的“缟素”和“红颜”。“缟素”为吴军为崇祯帝所带之孝，表明出师目的是为崇祯报仇，但“红颜”是吴三桂的心上人，“缟素”换来的却是“红颜”。“白”与“红”的尖锐对比令人深思。无独有偶，这种对比一直延伸到诗歌后半部的感慨处，即“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成灰土”的“白骨”与“照汗青”的“红妆”又形成尖锐的视觉意象对比，“全家”之“白”换来的只是一人之“红”。这中间隐含的讥讽之意不是十分强烈吗？结尾几句化用吴王夫差和越女西施之典，表明世间富贵豪华皆难持久，即使贵为君王后妃，也难免人去楼空，青苔空绿，何况只是侯王专征的吴三桂呢？二“吴”就是这样被联在一起的。“为君别唱吴宫曲”，即言为你们——陈圆圆和吴三桂另唱一首《吴宫曲》吧，不唱夫差时的童谣“梧桐秋，吴王愁”，而唱“汉水东南日夜流”。“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悲欢离合、荣华富贵，都如东南流去之水。讥讽之中有慨叹，慨叹之中有讥讽。

如果我们推测一下吴伟业对吴三桂态度的前后变化，就会更加明了《圆圆曲》主旨的复杂性。出于固有的阶级偏见，作为明廷士大夫的吴伟业对攻陷北京、逼死崇祯的农民军绝不会有任何好感，其著作中称之为“寇”（《绥寇纪略》）、“贼”（本诗中“一朝蚁贼满长安”），都表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对“破敌收京下玉关”的吴三桂应该颇有好感。

清军入关时打着“为明朝皇帝报仇”的旗号，占领北京后依礼安葬崇祯帝后，到顺治二年五月下江南之前基本上一帆风顺，很少被阻。“东南郡邑，一时帖然，犹若不知有鼎革之事者”。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不顾汉官反对，改变了不令薙发的明智决定，于擒获弘光帝后，宣布十日内“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有复为此事读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清世祖实录》第１７卷）。就是这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使“前朝孤臣义士”和平民百姓“纷纷四起”，一时间抗清烽火燃遍全国，清政府统一全国的计划延缓了十来年。在这个过程中，清军曾对江南广大地区的起义进行过极其血腥残酷的镇压，如顺治二年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二城皆被屠；八月，陷江阴，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改变了人们最初对清军的一些好感。吴伟业对吴三桂的态度便随着这个变化历程发生了微妙变化，吴三桂的“破敌收京下玉关”之壮举，逐渐由乞师报仇演变为引狼入室。这种变化过程体现在《圆圆曲》一诗中，便是对陈圆圆深切同情和对吴三桂隐含讥讽的矛盾，是该作品末尾慨叹人世变化不居如同水流的根源。如果忽视这一心理变化过程，怎能理解对陈圆圆——与吴三桂紧密相联的不幸者——的同情，以及对吴三桂——带给陈圆圆幸福的人——的讥讽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简单表述：吴伟业本来对陈圆圆深切同情，对吴三桂也不无好感；随着清军残暴面目的不断暴露，陈、吴二人的功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吴伟业对他们的态度也随之改变了。总之，顺治八年吴伟业在回首往事写《圆圆曲》时，心情极为复杂：同情、讥讽、感慨……我们今天似乎不能简单化。

如果我们再生发开去，考索一下《圆圆曲》的“形而上质”——哲学意蕴时，我们便会发现该诗包含着一种“人生悖论”。人处在历史进程中都不得不做出唯一的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这种选择因为无法验证而极为盲目，潜含着成为错误的极大可能。特别是在历史紧要关头，一人之举措牵涉历史进程方向时，原本渺小的个体生命所做的微不足道的抉择，一下子被无限放大了，被“历史”强加上了众多负累，于是在历史上占据着显要的位置。陈圆圆何曾想到过要“一代红妆照汗青”？吴三桂又岂能料到满清带给中华民族的一切？我们今天从《圆圆曲》这首优秀诗作中，难道不应该看到吴伟业对人生、历史、命运的慨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