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江总书记的十六大报告，重申了我们党“三个代表”的思想，即“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中生产力和人民利益两条，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已经作了很多深刻的理论探讨，而中国先进文化这一条，理所当然成为文化界应该深入讨论的一个大题目。
一、一个猜测
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对目前理论界的一些说法还有些疑惑。比如有一种说法，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而言的。这当然是一种常识，但是拿这种常识性的东西来阐释江总书记的报告，未免抹杀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意义。还有一种说法是，先进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似乎也没有说明更多的问题，先进文化是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先进文化，这是一种循环定义。
在此我作一大胆推测：所谓“中国先进文化”就是中国精英文化。
目前国际学术界常见“三种文化”之说，即一个民族（世界也是一样）的文化通常可以划分为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这种文化划分的始作俑者，我问过写过《三元结构的文学》一书的吴秀明，他说大约是匈牙利的阿诺德·豪泽尔，其《艺术社会学》一书将艺术分为精英艺术、民间艺术、通俗艺术三大块。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民间艺术、通俗艺术显然同属大众文化，因此只能算二分法。我又问过北京的庞朴，他以“一分为三”的理论闻名于学术界，然而他说他使用的概念属自己独创。于是又没有结果。好在本文只是一篇作业，先敷衍了再说。
三种文化之说，虽然源头待考，但是用来研究中国文化，亦甚觉贴切（唯大众文化之后现代性质尚可商榷），例古代《诗经》之风、雅、颂，即此文化三分之发端。例20世纪80年代文化雅俗之说，初踌躇于措辞：“高雅”呢？抑或“严肃”？其实二分则难，三分则易，乃严肃文化、高雅文化、通俗文化。例90年代人文精神之争论，究竟人文何为？至尘埃落定而仍无定论，其实一定则难，三分则易，有主流文化之人文（“文明以止”），有精英文化之人文（终极理想），有大众文化之人文（食色性也）。由此可见，“三种文化”之说，堪可我用。
尤其是比较当年列宁的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之说，毛泽东的世上文化只有两家，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之说，三种文化理论宽厚包容的优点更是显而易见。
在三种文化的理论中，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不再是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吴秀明用金字塔来比喻，认为大众文化是塔基，精英文化处于中段，主流文化为塔尖。我觉得不是这样，在二元结构的社会中，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总是处于紧张对立状态，大众文化兴起，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比如80年代，精英文化以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发言，弄得社会高度紧张，后来90年代王朔小说走红，以一种嬉皮笑脸的姿态批判社会，主流社会便不甚在意。主流文化最离不开的是精英文化，主流文化最反感的也是精英文化，当年毛泽东创皮毛说，反映的便是这样一种矛盾心态。文化地位是经济实力的反映，说中国知识分子之不独立，是附着于皮之上的毛，实质是说在中国综合国力中文化的含量不高，这不是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是知识分子得以存在需要发展的理由。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崛起，皮和毛的关系必将发生转化。恰如中国古代之商人，近代之工人，初时无不附着于小农经济这张皮，而今谁又敢妄称其“毛”？
其实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比皮和毛的关系还要糟，当年曹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比喻，在主流社会眼里，知识分子是天生就具有“反骨”的人。而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设计，也注定了对于前者的若即若离态度。这样的关系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文化身份使然，主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要安定团结，维护现存秩序，而精英文化的基本精神却是不满现状，超前发展，这样两种文化就势必常常发生冲突。鲁迅说：“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中”，“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文艺和政治的冲突会无限地延续下去，将来‘即共了产’，文艺家仍然站不住脚，仍然要被政治家所排挤”。（《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但是现状总是要变动的，文化精英们的话只是说得早了一些，拿了“当代的”标准看，固然是无益甚至有害，但若用了“历史的”的标准，则不能不承认精英文化是一种“先进”文化。
在“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家一姓便可以“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小农经济时代，历史的发展似乎是凝固了，人们遵循的是“过犹不及”，是“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成谬误”的教诲，等到“历史的”“先进”成为事实时，人们早已忘却当初的文化精英，只顾赞美主流文化的英明伟大了。但是今天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已经开始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甚至这种转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又步履匆匆地被卷入更高层次的全球信息化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与现状的差距感消失了，连主流文化也高倡“与时俱进”了，这使他们极大地缩短了与精英文化的心理距离，甚至自我感觉到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了。
“三个代表”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十六大后，中央通过媒体精心发布的信息传达出这样一种暗示：中国领导人作为具体的个人已经完成了角色转换，十六大选出的领导核心集体显示出文化精英的色彩——
江泽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副工程师、副总动力师；
胡锦涛，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毕业，大学文化，工程师；
吴邦国，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温家宝，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贾庆林，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庆红，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黄 菊，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吴官正，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李长春，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
罗 干，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二、换一个分析角度
江泽民从2000年初在广州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后，两年多里，又反复加以阐释，其中关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一条，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说法：“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十六大报告）。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角度。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下的定义。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当然有质的不同，然而时隔半个世纪，仍能采用同一种定义，说明两者具有某种异质同构的联系，这就为我们启发了一种比较研究的思路，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异质同构的框架中，通过对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确定中国先进文化的性质与内涵。
（一）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因此他从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入手分析，形成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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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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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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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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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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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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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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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里，毛泽东首先分析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然后分析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这个次序似乎应该倒转过来），最后得出结论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下面我想调换一下叙述角度，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三条轴线，分别探讨经济、政治的基础是如何作用于文化的。
1．民族的文化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面对的，仍然是这样一个环境，而且，当毛泽东同志发表这篇《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民族的”这条轴线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在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这实质上就是要向外国资本收回我们的经济权。
在政治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场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因此，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
2．科学的文化
“科学的”一语略显含糊，从下文看，“科学的”文化是反封建的文化，而与封建相对的，似应为“民主”一词。“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提出的两个口号，故知非一。据说当时也有人建议毛泽东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加上“民主”一词，但未被采纳。在后面，毛泽东说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用“大众”定义了“民主”，然而按照“五四”思想领袖的解释，“民主”的基础首先应该是个性解放，所以“五四”提出了个性主义、科学、民主三个口号，但是后来只剩下“德先生”和“赛先生”两个了。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战时需要（如“抗战压倒启蒙”说），然观之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反对个人主义，可知绝非权宜。
要之，在“科学的”这一轴线上展开的是反封建的主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平均地权”，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
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便也从这批判中产生，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就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3．大众的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都处于农耕自然经济，农村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在他构想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里，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而“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
当然，在大众的范畴，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二）社会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所以，在进城后毛泽东提出仍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并且具体设想这一革命阶段还将持续15-30年。但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帝国主义的封锁，朝鲜战争，以及国内形势），毛泽东变得急躁起来，1955年起，便相继开展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而这个改造的重点，又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被颠倒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连串的文化批判，文化运动，直至最终文化大革命的大革文化命。而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则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中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本节要说的当然不是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国先进文化”的分析只能放到改革开放的20多年间来描述。这时的社会性质，当然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既没有必要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也没有必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中央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提法，巧妙回避了“姓社姓资”的争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区分社会性质的更重要的尺度是其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列宁说：“从来也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一种超过对某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说明以外的东西。”（《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可以以生产工具为指示器，划分成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工业时代，也可以根据劳动生产的主要领域，划分出渔猎时代、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还可以以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划分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分析社会的多维思路。
本文所要考察的中国先进文化就是着眼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
1．民族的文化
中国的先进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文化。民族是相对于世界而言的，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先不讲民族文化本身（民族文化本身放到了“科学的”一节），而是着重讲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他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
毛泽东在这里使用了一种道德（正义）尺度，然而评价文化的“先进”性历来还有一种历史的尺度。马克思一贯把这种历史的尺度看得比道德判断更为重要。
（如马克思在谈论鸦片战争时说：“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鸦片贸易史》）在谈论英国在印度的野蛮统治时说：“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抛开姓社姓资的道德争论，换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尺度，对于文化的“先进”性可以有别种解释。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认为18世纪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包括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以发展工业经济为基本特征，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基本特征。每一次现代化又分为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过渡期。基于这一理论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最近宣布了他们的初步研究成果：
2002年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记者 李斌） 作为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支持的研究课题，参与“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的科学家今天在此间宣布，我国已经进入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第二次现代化进展喜人，现代化建设正步入快车道。
课题组提出，到1999年，世界有61个国家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第一次现代化，24个国家进入第二次现代化轨道，排前10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瑞士、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和荷兰。从1970年到1999年，第二次现代化蓬勃发展。
巴西等33个国家尚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成熟期，中国等37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尼日利亚等18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起步期，而布隆迪等6个国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一些少数民族则生活在原始社会。
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研究员说，研究表明，1999年世界有发达国家15个，中等发达国家31个，初等发达国家29个，欠发达国家51个。中国处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平。
课题组采用的评价指标有10个，分别是：人均GDP，农业增加值比重，服务增加值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医疗服务，婴儿存活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大学普及率。因此，这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水平判断，而是一种文化判断。根据这种判断，我们不能说中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先进”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文化正在“步入快车道”——只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敢于向先进国家学习，只要不停止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这份报告使我想起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视文化片《河殇》，区别在于报告使用的是经济学觉得语言，而《河殇》则使用了政论语言，另一个区别便是《河殇》比这份报告早了14年（这正是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必要的时差），因此《河殇》比报告少了一些自信，多了一份悲凉。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化热便是伴随着这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发生的。
（注：这里缺少一份关于80年代文化热的统计资料。）
……现在有一种争论，说政治可以全球化，经济可以全球化，但是民族文化绝不可以全球化。说这话的人应该重温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中的话：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政治能够全球化，经济能够全球化，那么作为它们反映的文化当然也能够全球化。尤其是今天文化本身也成为一种产业，贸易壁垒已经打破，因特网技术在中国迅猛发展，所以今天不是要不要全球化的问题，而是怎样对待全球化的问题，是“拿来”呢还是“送来”，是像唐代那样包容世界呢，还是像清代那样闭关锁国？这是涉及到中国文化能否成为一种“先进文化”的大问题。
相对于第一次现代化，第二次现代化是先进的；相对于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是先进的。非常遗憾，由此推论不能不承认美国、芬兰、瑞典等国的文化也是比较先进的。中国文化要想真正成为“先进的”文化，不能不向这些国家学习。
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学习西方文化的曲折过程，先是看到他们的坚船利炮，然后是看到他们的先进制度，最后才意识到还要学习他们的文化，曲曲折折，延误了历史机遇，今天不应该再犯同样的错误。
2．科学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毛泽东将其作为对待中国文化的一种科学态度（还不是科学的文化本身）。这个任务今天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比如今天小说、影视中泛滥成灾的帝王戏，对于封建帝王个人人格的歌颂，对于“煌煌天朝”的歌颂，我们有理由问：这些东西是“民主性的精华”吗？一方面是封建性糟粕的泛滥，一方面又不能很好地理解民主性的精华，比如在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中，“小燕子”代表的民间文化充满活力，宫廷文化缺少人情味毫无凝聚力，两种文化发生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宫廷文化不堪一击，一个小姑娘便把诺大一个皇宫闹得天翻地覆。剧中虽然也表现了皇帝的仁慈，但是仁慈的皇帝却身不由己地做出凶残的事情来，这更能引导人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制度本身。所以有时看似封建糟粕的东西又可能是蕴涵了民主性精华的。
可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0年代文化热的另一个内容便是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中，在文革中都受到过不恰当的否定，文化热对此有拨乱反正的功效。（注：这里也需要一份统计资料）
文化热全面复兴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这种复兴不是简单的肯定，而是达到一种更高的层次。我本人在80年代的经历很能说明这一点。我等50年代出生，书读得本来就不多，60年代文化革命，牛气冲天，与传统文化决裂得非常彻底。70年代上山下乡，渐渐感悟了政治的黑暗，从此不问国是。80年代，又有书可读了，抱了远离政治的决心，只读古书。但是80年代的文化热，推动你读大书，先是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打通，是为美学，又把美学与社会打通，是为文化，我就这样身不由己地被潮流推着跑，来到不能承受的文化研究层次。
当时精英文化最大之论题，是为“民主”，民主是有反封建意义的，封建的对立面应该是民主，而不是科学，批判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靠的是民主，这种民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人性，人格，人权，个人自由。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这种个人的文化，中国文化要成为先进文化，不能不补上民主这一课。
民主法制建设，本来也是主流文化的目标，本可以携手，但最后竟以动乱收场，“抗战压倒启蒙”竟成谶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仍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
以上讲的仍然是“民族的文化”而不是“科学的文化”。
科学的文化应该是关于“科学”的文化，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客观真理”、“理论和实践一致”来定义科学文化，总觉得有点不得要领，这些只是科学文化所必须的思想方法，却还不是科学文化本身。也许那个年代所谓科学文化尚未浮出水面，毛泽东不能凭空预测。如今不同了，第三次浪潮兴起，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人们已经可以很具体地来谈论这种文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经济，以全球化、信息化为特点；新政治，以多极化、民主化为特点；新科技，以生态化、智能化为特点；新文化，以融合化、网络化为特点。这已足够利用《新民主主义论》提供的框架，做成另一篇“先进文化论”了。所以我们无论怎样弘扬民族文化，也不能不承认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才是最先进的文化。以儒家治国大获成功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退休以后成为一个因特网迷，2001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他明确无误地说，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他说“在信息技术时代，年轻和一副灵光的脑子是巨大的优势。在我们的国家里，做决定的是老人，他们行动迟缓，他们会错过机会。”
即使用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应该充分肯定知识经济文化的先进性。这首先是因为知识经济的文化是一种网络文化，以网络平台取代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每一个人在网络平台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就为建立马克思当年设想的“自由人的劳动联合体”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其次，网络资源具有不能私有的性质，其开发后的价值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呈几何级数增长。知识产品用得越多，产生的社会财富、价值就越大，而成本则越下降。这已不仅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今天每一个上网的人，谁不享受到无偿使用如此丰富的信息资源的便利呢？这种趋势必将最终动摇人们几千年里形成的私有观念。吴季松在《知识经济》一书曾用一个简单的图示说明这样一种可能性：
产品－→商品－→技术－→信息－→知识
↓ ↓ ↓ ↓ ↓
私有－→交换－→转移－→共享－→公有
所以，当国人忧心于所谓的文化殖民、知识霸权时，彼岸的一些理论家们却发现了知识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解构力量。美国的未来学家贝尔在《后工业时代》一书中指出：“科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正在产生一种销蚀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秩序结构（正象土地经济以外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的活动破坏了封建制度）”。海尔布伦纳在《美国资本主义的范围》（纽约，1966年）中说：“如果我们要问：当代什么力量可能在一定时间之后强大到足以动摇资本主义特权和职能堡垒的基础并建立自身的体制和社会结构来取代它们？答案肯定是支配我们时代的那一股力量──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力量。”
第三，知识经济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知识阶级。这里所说的知识阶级应该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两部分。知识阶级在历史上曾由于缺乏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而显出种种不足，今天则已完全令人刮目相看。贝尔认为科技知识分子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也说：“科技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提供了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处世立身的科学精神。这些精神包括：1.求实的科学精神；2.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的科学怀疑精神；3.创新精神；4.团队精神、民主作风、百家争鸣。”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要成为领导阶级，这本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观点，但是总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他们不断地强调，知识分子分散于社会各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因此不足以构成独立的阶级（最多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那说明了什么呢？那正说明知识阶级能够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之时，也许就是“分散的社会各阶层”归于大同之日。
知识经济在中国初露端倪，科学的文化是一种方兴未艾、尚待构建的文化，我曾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学》一文中探讨过它的文学形态，认为这种文学应该是：1.正面表现知识经济时代；2.正面表现知识分子；3.科幻领域。这当然很肤浅，“科学的”文化的内涵要丰富得多，比如当前人们热衷于谈论的网络文化（赛博文化）就大可研究。
3．大众的文化
80年代的文化热延续到90年代，主角由精英换成了大众。大众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存在，主体是农民，时隔半个世纪后，大众文化的再次崛起，城市居民成了主体。城市文化没有农村文化这么好被大众“化”（“化大众”），它与精英文化争夺领导权，这使得文化精英们很不舒服，他们发起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来声讨这种文化，最终却由于对何谓人文精神的基本概念不能统一而不了了之。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救。只要弄清概念，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孔子曰“必先正名乎”。
人文精神中国固有之，一定要说只有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才是人文精神，请到欧洲说去，不要来大讨论中国文化。中国不但有人文精神，而且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人文精神。主流文化最早生成自己的人文精神，《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这实际上是一种礼精神，文明人当止于礼，以区别于禽兽。今中央继承了这一精神，十六大规定奋斗目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孔子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小康社会，就是人人遵守礼法，行于其当行，止于其当止，各就各位，安定团结，没有这样的人文精神，社会就会解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也就没有机会来谈自己的人文精神。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精英阶层从主流文化中游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阶级，他们百家争鸣，构建自己的人文精神。老子曰：“士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孔子及其弟子曰：“士志于道”，“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他们都把终极理想作为自己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我们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仍然看见，有人嘲笑这样的理想主义，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理想，知识分子也就不复为知识分子。80年代精英文化的缺陷，在于只以为自己的人文精神才是人文精神，而忽略了知识分子当有的世俗关怀，这种关怀承认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
中国大众文化的人文精神出现较晚。宋元以后，市民阶层崛起，明清之际，出现启蒙思潮，李贽等人成为市民阶层的思想代表，他们声称：“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这样的人文精神才最接近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人文精神，其文艺方面的代表是《金瓶梅》等。90年代大众文化接上了这样的人文传统，然而一些人一方面唯欧洲人文精神为瞻，一方面却大批“穿衣吃饭”的人文精神，试看他们所批判的王朔小说与《十日谈》情节何等相近，便知这种批判糊涂到何种地步。
大众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就是几十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大众化”的实现，今天有人为了否认这一点，搬来西方后现代理论，暗示大众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产物。其实即使是后现代，也无非是说这种文化解构了原有的文化秩序，在中国，就是打破了几千年来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有什么不好呢？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的文化才有生机，才丰富多彩。大众文化解构的正是主流文化与精英文化中最不好的部分，如专制、凝固、假崇高。况且这种解构也不会是单向的，主流文化会约束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会提升大众文化，最终三种文化都将成为受益者。至于今天的大众文化主要还是一种城市文化，那是因为中国的农村还比较贫穷闭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大农民最终也一定会加入进来，到那时，传统的大众文化与“后现代”的大众文化将会融为一体。
大众文化当然还算不得是先进文化，但是先进文化应该能够包容它、提升它。
（未完，有空再写）
二○○三年一月
本站链接：蒋庆先生答关于何谓“先进文化”问题的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