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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大众批评:我的批评观——《追星族批判之批判》补记
【时间:2007/6/30 】 【来源:本站 】 【作者: 何二元】 【已经浏览5032 次】

    大凡人微言轻,其出言必重,况且本不意这《批判之批判》能够发表,落笔时更多了一份偏激。然而《文艺评论》竟敢发表,证明了当今学术环境的宽松,乃换了平和的眼光,复视其稿,是观点依旧,却也有两点不妥。

    其一是第9节“炒什么”,对广州市“三个一百”活动的非议,显然过当。然笔者本意只是想证明,假如只因“欢喜得迷狂”(难道这不是审美活动的极致?)便加否定,那么可以类推出多么荒谬的结论。当笔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世界杯足球赛正如火如荼,尽管也闻球星服用禁药,尽管也有球迷闹事伤人,却并不见有人来作追星族批判(仅见教皇之国梵蒂冈控告世界杯是谋杀工具),可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缺乏常识。

    其二是“股民逾亿”一语有误,其实是全国养犬逾亿的误记,绝非故意调侃。至于各地交易所黑压压的股民早已甚于追星之势,却仍是事实。

    以上文字写于《批判之批判》上篇发表以后,希望能在发表下篇时纠正。然编辑部回信说下篇亦已付印,大错终于铸成。不过编辑部又说,可另行属文。宽容若此,我便得寸进尺。捎带说说我的批评观。

一、我的批评观

    据说当前正崛起“大众批评”,以和精英批评、学院批评抗衡。台湾的龙应台是其代表,而大陆尚无代表人物,却也已闹得沸沸扬扬。不过我的“大众批评”与之无关(因为缺乏研究,不知道到底有关还是无关),我只是籍了这些年的批评经验和感受,觉得自己的批评也可以叫作“大众批评”。

    无可讳言,新时期以来,文艺界有一种轻视大众的贵族倾向,“现在写诗的人比上厕所的人还多”,“大街上倒下一棵树,准能砸着几个诗人”,就是暴露此种倾向的典型话语。可是,写诗的人多有什么不好?为了写就要读,他们可能最终成不了诗人,却肯定能成为一个读者。假如坏了他们的兴头,连读者都不给你做,那时可别抱怨出诗集难哟!

    批评也是这样,鼓励大家都来批评,也就是鼓励大家都来读批评。可惜还从未听见有人讥讽“现在写评论的比上厕所的人还多”,否则的话,我们的批评界真的中兴有望了。

    我的批评观,就是基于上述想法,所以也可以叫作“上厕所批评”,这种批评,人皆能之,完全出于一种排泄的需要。所以,我的批评观,无论语言还是内容,无论倾向性还是策略,都主张大众化,并非蓄意取媚大众,或许自己一介教书匠,本在“精英”和“学院”的圈子外。

二、我的批评语言

    大众批评要用大众语言。说说容易,然而谁敢称自己掌握了大众语言?王朔的调侃是大众语言吧?比如我自己,较有把握的其实也就是一种书生语言。书生也是一种“大众”,据国家统计局93年统计公报,1993年,我国在校大学生253.6万人,中专生762.3万人,高中生(含中专生)1419万人,初中生4082万人,另外还有成人高校在校生186.3万人,成人中专在校生206.8万人。我们的作品,我们的批评,不要说大众语言,即使能用这些读书人的语言写,就不至于只能发行几千册甚至一千册还要进特价书店。

    所以我写批评,文理尽量清晰,文句尽量明白(这是对学生作文的一般要求),还常常先给我的学生看过,至于偶尔有半文半白的毛病,也尽量考虑到不超出中学毕业生的文言水平。稿子寄出,编辑部同志回信说语言“清爽”,我视为最高褒奖;在栏目上将我的东西归入“随笔”,我也乐于接受。

三、我的批评题目

    我并不排斥“精英批评”,也常想写一点“高雅”的题目,比如我对中国古典的意境理论极感兴趣,以为今人的“情景说”、“典型说”、“氛围说”都不能和西方文论划清界线,意境理论是中国独有的,这份专利,不能与人分享,更不能拱手相让。我还对“言象意”理论有兴趣,这个题目极有弹性,普适性极强,比如用以构建风格模型,就比西方的语言、题材、主题、情节、人物模式要好的多,这个题目似还无人注意,我曾在《文艺评论》发表一篇《为言象意立论》,意在跑马占荒。

    然而我终于做不成这些题目,跑马之后,便无下文,一如当今中国的诸多“开发区“。原因是大众的理论兴趣日渐侵入我的视界,使我不能潜心于“高雅”之作。

    高雅的批评家们总以为大众不关心理论,其实今天中国人是越来越理性化了。老百姓中流行的“侃”,就是一种理论(诸如“理论”一番),尽管常常是讲歪理,不讲理。学生们作起文来,也常常“以说理代替描写”(老师常给他们的评语)。关键是他们的理论兴趣往往源于切身利益,这与精英批评的超然不同。即如93年涉及校园的几件事:反对过“洋节”,批判追星族,抵制校园消极文化,学生们便争论得慷概激烈。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责任所在,不能置之度外。

    于是恍然了悟鲁迅终于做不成长篇小说的原因,而我批评题目也益发由“随笔”沦为杂感了。且开出近期几篇的题目:《洋节与洋历》、《武侠文化定位》、《文化的积极与消极》、《星星与太阳的辩护》、《追性族批判之批判》……

四、我的批评倾向

    中国文艺的批评,常取一边倒的态势。其原因,从前是迫于政治压力,现在则是自觉窥测风向的结果。然而,如今中国不是改革开放、政治清明了么?是的,所以我常怀疑这结果其实并不符合中央的意思。

    我的批评态度是常于一边倒中唱对台戏,我觉得唱对台戏可以深化讨论,活跃空气。唱对了,是一种贡献;即使唱错了,人微言轻,也不足以颠倒乾坤,反有利于正方完成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过程,令人更加信服。
或许,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基因作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合时宜”,比如苏轼,王安石变法,他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他又反对,总之是和朝廷唱对台戏,弄的里外不是人,只好终生流离颠沛。然而,难道不正因为有苏轼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上才有百家争鸣,才有学术进步。

    不过我的对台戏,更多的源于大众的感情,当社会上出现一边倒的批评态势时,大众其实并不买帐,他们发明出“调侃”的战术来消解这种批评。调侃究竟还不是积极的理论建树,所以到了一定阶段,大众批评就必然崛起,而这种批评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唱对台戏——说得高雅一点,叫做“批判之批判”。

五、我的批评策略

    中国历来讲究批评策略,比如“劝百讽一”,近年来又引进西方各种各样的“新方法”,操作起来更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据说,学院派批评的兴趣往往就在于如何制造一种话语游戏,从而使批评策略无懈可击——至于批评的目的,对不起,那是无关紧要的。

    大众批评绝非如此,它目的明确,因而策略简单,就我所见,初具中学议论文的知识,大致也就够了。请试举几例:

    1.对比论证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世上的事本来就是一分为二的,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种种对比,更加触目。清贫与奢侈,庄严与无耻,文明与愚昧,种种现象,无可言说。我曾做过一张剪贴资料卡片,一面是希望工程标志的那个想要读书的小姑娘,睁大着迷惘的眼睛,据说完成全国希望工程每年只需3亿人民币;一面是一幅漫画,肉食者们无耻的吃喝,一年便吃掉1000亿人民币。两种现象,分散了,大家早已熟视无睹,贴到一起,见者无不惊心。目前中国文摘特多,设若我办文摘,定采用这种对比推出的策略——述而不作,百事自明。

    2.类比论证

    大众天性是要平等,表现为强烈的攀比意识。攀比就是类比:既为同类,就该处处平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的百姓向来擅此批评。

    类比批评,今天仍有存在的依据。当今社会,理论上的“人人平等”和事实上的大量不平等现象,为此种批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目。我在《批判之批判》中主要采用这种手段,在此不再论。

    3.归缪论证

    一边倒的批评,由于缺乏反复辨驳的过程,往往含有许多不经一问的内在矛盾。比如说禁洋节,那么禁不禁洋历?比如说玩游戏机有损视力,那么电脑时代来临怎么办?比如说爱国主义,那么“一国两制”的“国”你爱不爱?大众批评就是要对这些破绽抬抬杠子。

    4.演绎论证

    演绎就是推论,推论要彻底,半推半就,藏头掩尾,不是好的文风。比如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下去,那么谁该成为领导阶级?这就是临门一脚,推论到底。今天打“擦边球”者众矣,所缺就是这种“临门一脚”的功夫。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批评策略,而是有没有批评的勇气。


                                                              发表于《文艺评论》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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