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这是中国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为“追星族”说话的文章。

谁是追星族

    所谓“追星族”，似乎从一开始，便定格为一批中学生，其实并不准确。《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探问追星族冠军是谁？将此族划分五等：第一等是官员，他们一有权二有钱，又追星又捧星，还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第二等是企业老板经理，他们热衷于赞助港台歌星来大陆演出，以求广告效应，据说还可得到相当高的回扣；第三等是传媒人员，借炒星追星以扩大报刊影响，招徕读者；第四等是附庸风雅的大款；第五等才轮得上青少年。文章对此极为不平，说；“大人们制就了星星并捧上天空，他们（青少年）仰望膜拜一下，倒成了追星族主体和舆论非议的靶子，岂不冤枉！”

超文化现象

    青少年既非追星族主体，追星族性质也就不仅是青少年思想教育问题，而是一种超文化现象。其一是政治问题，在追星的幌子下钱权交易，化公为私，对此，不是要思想教育，而是要肃贪倡廉。其二是法制问题，偷税漏税，违法乱纪，也不是要思想教育，而是要绳之以法。其三是经济问题，“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非不可，促销做广告，也属正当，应该反对的只是利用追星搞违背商业道德的不正当竞争。

    当然，追星族也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如影响民族文化素质的问题。但根子仍在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谁口袋有钱，谁就支配市场生产与消费，什么样文化素质的消费者支配了市场，就会有什么样层次的文化生产，不但追星现象如此，整个精神文明建设都应扭住这个关节。问题是为什么现在文化层次越高的人越没有钱，文化层次不高的人反倒大发其财？这就要反思十年改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何止追星

    发了财，真要都去附庸风雅，倒也善哉，成年人的游戏恐怕不止于此。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的玩具都是为大人设计的，什么鸦片烟、麻将牌、姨太太等等。如今更是花样翻新，大街上触目皆是歌厅、舞厅、咖啡厅、音乐酒吧、卡拉OK、游乐城、游戏房；电视里各种各样的大奖赛，供大人们旷日持久地玩着小孩子游戏；更有那上不得大街进不得电视的吃喝嫖赌、异性按摩、公费旅游，不一而足。

    相形之下，追星算是比较干净的。

孩子们玩什么

    大人们的游戏，自然是“儿童不宜”。孩子们宜于干什么呢？自然是读书呀。据说目前大陆的中小学教材深度居世界之最。又据北京市摸底，应届高三毕业班学生50%以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睡觉，有的熬到凌晨一两点钟。沉重的负担催垮了学生体质，据某校调查，三好生中，男生50%女生70%体育锻炼不能达标。（《中国体育报》94年1月21日《中小学生体质忧思录》）

    且不说“儿童不宜”，就是允许，学生们又那来的时间呢？

文化快餐

    正如没有时间正儿八经吃饭，吃方便面的便多起来。学生们被剥夺了正常的文化娱乐，文化快餐便成了最后的选择。

    于是便有追星族——这里专指少年追星族。

    大人们不解个中苦衷，怪讶孩子们追星何以如父辈当年的领袖崇拜，说是“星星哪有太阳亮”。殊不知领袖崇拜是一道政治大菜，即费时日又担风险，谁敢拿来消谴？

    文化快餐还是最佳选择，港台明星虽尊为“天王”“巨星”，倒还不忌讳供人消遣，况且收集点儿明星小照档案也并不费多少工夫，我就亲见一些少男少女籍此调节了沉重的学习生活。

    真正走火入魔的有几个？批判追星的报刊文章中，至今见到的都是些个案，真正象样的统计几乎没有，这就难免以偏概全的嫌疑。

少年追星族

    除了文化快餐的便利外，少年追星族的兴起，还有心理生理上的原因。

    从生理上讲，青少年们正处青春期发育的关键阶段，正如罗曼·罗兰所言：当一个人调换躯壳时，灵魂也在蜕变，旧的生命死了，新的生命尚未出现，这时便会感受到心灵的空虚和痛苦，甚至体验到生与死的重大人生命题。

    从心理上说，早有人指出，这代孩子内心忧闷、压抑、孤独，已超出一般成年人的想象。其实成年人又何尝能平静，现代生活的紧张节奏，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不安，市场经济对种种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这一切，无不使人普遍感到一种压力，感到一种浮躁急需宣泄，需要唱，需要吼，需要摇滚。

    这时候，向他们推荐“委婉动听”的“梁祝”，“如泣如诉”的“黄河怨”，又怎样能对路呢？

港台歌曲和大陆歌曲

    满足这一需要的是港台流行歌曲。那是一种都市文化，更注重现代人的心绪，很情绪化，同时在演唱中尽情宣泄，又不失个性潇洒，容易引起歌迷的共鸣。

    固然，内容上你爱我我爱你多了点，但比较大陆流行的那些“儿童不宜”的东西还是干净的多，而且他们瞄准青少年，这正是大陆流行歌曲所缺乏的。从大陆风行一时的题材看，“囚歌”是大墙文学的延伸，“红太阳”回顾的是昔日的辉煌，甚至于《小芳》也属于青少年父辈一代的情结。

    或许大陆歌坛今后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极可能又落入你爱我我爱你的套路。且看94年2月27日《浙江工人报》上《今年歌坛谁为盟主》一文，列举批追星族后大陆将推出的东西有《随爱流浪》、《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抱着你的名字入睡》……

批什么

    如此说来，批追星族原来批的只是追港台星族，大陆仍是一个闭关的市场，你爱我我爱你这套东西，自有大陆歌星来兜售用不着外人来轧台头、抢生意。

    再且看以下两则大长民族志气的报道：

    越剧小白花的茅威涛不但“妻妾成群”，而且拥有无数的“茅迷”。93年《西厢记》研讨会上，“一个50多岁的老专家哭着喊着说他也要加入‘茅迷协会’。”（《杭州日报》94年2月17日《茅威涛：妻妾成群》）

    大陆影星王志文领“金鹰奖”时，以一首《吻别》倾到全场观众，还真有天津大学挺规矩挺清秀的女学生向他索吻。（《大众电影》94年第2期）

    原来发烧、索吻也有专利，献给港台明星，便丢人现眼，献给大陆同胞，便“挺规矩挺清秀的”。

炒什么

    不但追星现象不可一概而论，连“炒星”也内外有别。

    当初《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疾呼“炒星应当降温了！”列举炒星之罪有二：一曰害人，害得青少年由喜欢而迷狂，由迷狂而发烧，高烧不退，烧得迷迷糊糊；二曰奢侈，“以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十几、几十万地‘炒’，有悖于民心民意民情”。

    现在看来，炒星之罪，亦不在“炒”，只要不是港星台星，便尽管炒得，不怕害人，不怕奢侈。《中国青年报》93年10月17日报道，蓉城举办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演出，门票黑市价炒了三番，“严肃音乐票能有价可炒，真让主办者把悬着的心放回了肚里。”又据《中国青年报》93年6月23日报道，湖南开展读书活动，仅一个学期中便有五、六项之多，且每项都有大批推荐书目，迫使学生买，并不怕他们“烧得迷迷糊糊”。广东最近开展“三个一百”活动，组织青少年看100部好电影，读100本好书，唱100首好歌，更不怕加之于青少年的负担，有甚于追星。至于全国范围的炒毛泽东，名不副实的“镀金纪念章”，玻璃充钻石的豪华金表，“十万几十万地炒”，也不怕“有悖于民心民意民情”。

    更不必说炒股票，据说全国股民已一亿，且报纸电台仍在天天提供信息，传授经验，正“炒”得热闹——尽管不时听说有人发烧有人迷狂有人上吊。

禁洋节

    连过节也内外有别。

    禁过洋节，因为洋节多有宗教色彩。但是中国节日就不迷信了么？据《新民晚报》94年2月10 日报道，上海“凌晨两千余人玉佛寺烧头香”。杭州还不止这个数，烧头香构成今年春节唯一的一个节日高潮，上灵隐烧头香的追神族，几乎酿成动乱，其中不乏青少年，但并不见有人来禁。

    有的洋节带有色情内容，如情人节。但又见《杭州日报》（下午版）94年2月15 日《情人节的玫瑰》一文配照片，报道一个76岁的老头为老伴挑选玫瑰以作结婚50年纪念。原来过洋节只是青年不宜。

    然而又禁得不彻底，比如不禁元旦，其实元旦是比圣诞更宗教的节日，为基督受洗礼日，而中国传统的元旦本在春节。由此暴露了青年导师们思想的混乱。

高雅艺术

    这种混乱，更集中地表现在高雅艺术的倡导上。

    雅俗问题，本来在五四时期，已基本搞清，而现在一些人却似乎缺乏起码的常识。比如，作为高雅艺术推出《天鹅舞》、《卡门》、《皇帝圆舞曲》、《圣母颂》等作品，还莫名其妙地评价说：“《卡门》表现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内容”（《青年报》94年2月16 日《关于音乐的故事》）；《圣母颂》“表现天真无暇的少女爱伦，伫立在湖边的岩石上，手捧圣母像低头祈祷上帝宽恕她父亲的罪过。”（《青年报》94年2月9日《双周免费音乐会部分曲目介绍》）

    一方面，以“高雅艺术”鄙视粗俗文化，但一另方面，“弘扬”“高雅艺术”的手段又极其粗俗不堪，据说，我国已有《简爱》译本六、七个，《红与黑》译本十三个，且还在不断增加。（《杭州日报》）下午版94年2月26日《世界名著出版热忧大于喜》）

    不是说不可以欣赏高雅艺术，而是不容许把这些东西当作“主旋律”，并充作批判“追星族”的棍子。一篇评论文章把这种错误导向暴露得最为明白：“培养一个英雄需要一年，而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这工作虽然艰难，但要使我们中华民族真正在世界腾飞，这该是绝不能放弃的努力。”（《工人日报》93年10月3日《艺术家能引导审美吗？》）

民族文化

    与此同时，为“弘扬民族文化”而推出的一批曲目也很叫人犯疑。

    某小学在“弘扬主旋律，不当追星族”口号下组织学生学唱的京剧曲目有《坐宫》、《空城计》、《霸王别姬》、《铡美案》等，还有一批“样板戏”。（《杭州日报》93年12月 6日《弘扬主旋律，不当追星族——小河小学涌现一批京剧迷》）

    某中心校排练的京剧有《女起解》、《遇皇后》、《赤桑镇》、《三岔口》等。（《经济生活报》94年1月17 日《为京剧进校园叫好》）

    某中学让“七八十名中学生静静地坐在一起会神聆听”“委婉动听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杭州日报94年2月28日《加强引导管理，抵制消极文化——杭四中努力创造良好教育环境》

    这些“民族文化”是如何熏陶青少年的呢？请看：“《梁祝》的楼台会一段音乐中，代表梁山伯的大提琴和代表祝英台的小提琴如怨如泣的对诉使人肝肠寸断”。（《青年报》94年2月16 日《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有甚者，一篇赏析文章还从“梁祝”故事中挖出了“中国同性恋文化和美学的基本特征”。（《新民晚报》）94年2月10 日（《重读梁祝》）

    在一片弘扬民族文化的呼声中，“明清艳情小说热”、“清代狎邪小说热”也名正言顺地登场了，其中小说《金瓶梅》不但出书，还被搬上舞台、银幕。据说，《金瓶梅》排成豫剧后，剧中“出现了几次上体半裸的场景”，而“全裸场景用投影表现”。（《钱江晚报》94年1月30 日《〈金瓶梅〉搬上舞台引起各界争议》）

    相形之下，主张弘扬民族文化“空灵”“简淡”的“高格调”（《人民日报》93年11月10 日《文化与格调》）的主张，还算干净些，尽管对青少年一样有害。

样板戏

    传统文化千古功过，尚可商量。奇怪的是硝烟刚散、余毒尚存的十年动乱中的一些东西也在批追星族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复辟了——这就是“红太阳”和“样板戏”。

    “红太阳颂歌复出，尚可视为对逝者的一分为二和宽容，况且那一代人除此之外也不会唱别的什么，正如今天的青少年一代除了流行歌曲不会唱老歌。严重的是“样板戏”，这个当年不可一世的文化舞台独裁者，那时便已倒了一代人的胃口，今日何德何能，也配充任“时代主旋律”？

    复辟样板戏势必遭到批评，因为并非人人健忘。如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便批评说：“样板戏在许多方面蕴含着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实质”，样板戏的“三实出”原则是“宣扬个人迷信的造神理论”，样板戏“已经是再也看不下去的东西”。（《青年报》94年2月10 日《样板戏回潮引起争议》）

    也有批评家从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的背景指出样板戏革命“是在本体上用西方古典戏剧颠覆中国民族戏曲的一场尖锐的文化冲突”，它“割断了京剧的世俗文化传统”，“直接造成京剧表演艺术的萎缩、退化”。（同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理论不谈也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建国以来的实践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且看五、六十年代这一代人，他们是在“高雅艺术”、“民族文化”、“革命样板戏”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非常正统的一代，然而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袭来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成了政治动乱得心应手的工具。再看八十年代这一代青年人，他们不唱你爱我我爱你，他们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走向天安门广场，导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邓小平语）

    而产生了“追星族”的现在这代青少年，从实践提供的证据看，倒还无大害（起码追星之害不见得比抽烟、游戏机、玩股票、球迷闹事更有害），而且据我观察，今后哪位政治家想要在他们中间振臂一呼，制造动乱，制造政治运动，恐怕已不可能。至于搏击市场，追求直接的物质利益，造就一个经济大国，肯定比我们这代人强。

请勿误导

    我们的一些青年导师，有时其实是很不负责任。比如鼓励培养“贵族”，比如倡导“空灵”“简淡”的“高格调”，一旦青少年真的走上这条道，批评资产阶级、封建意识的棒子，恐怕又将出之其手。

    最坑人的是误导反叛意识。一个导师颇为蛊或地说：“尼采甚至不能容忍一个独一无二的上帝，我们哪能让随便什么人高居于我们头上，主宰我们的情感和精神！”（《中国青年报》93年12月3日《明星也是人》）

    幸亏我们的少年追星族离这些意识尚远，他们崇拜偶像，他们缺少个性意识，因而可塑性极强，今日崇拜歌星，明日可能就轮到雷锋。

    危险在大学生们，据说大学生中追星族已甚少，多的却是“叹气族”，（见《中国青年报》94年1月8日《高校“叹气族”的自言自语》）他们否认一切偶像，他们调侃一切神圣的东西，他们对一切都不以为然而又不知人生究竟何以为然，这才是一种最危险的情绪。

    所以我奉劝诸位家长让孩子保留一份天真，一个偶像，即使为政府计，我也希望允许青少年们去唱去跳去吼去摇滚，以宣泄生理与生活聚积其体内的危险能量。

学点常识

    我希望尊为青年导师者开口之前要具备一点常识。

    比如被我们视为高雅艺术的交响乐、芭蕾舞等，其实是资产阶级的、贵族的艺术，而那不雅的流行音乐，反倒起源于产业工人聚集的餐馆酒吧。而且流行歌曲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口头传播，所以嘲笑歌厅歌女不会识谱，只暴露了自己的缺乏常识。

    再如一面弘扬民族文化，一面抵制港台流行音乐。且不说港台既吾族，如果知道港台歌坛也是在抵制欧美流行音乐的冲击，才走出自己的路来的，则弘扬民族文化，本当借鉴此中经验。

    至于元旦即洋节之类的常识，前已说过，不再赘言。

    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非常中肯，他说：“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努力学习理论，学习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知识，学习一点文学史、音乐史、美学史，了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的梗概。”

    许多问题，真的只需常识，只需“梗概”，便可不再“难得糊涂”的呀！

几句真话

    公正而不糊涂的思想工作者、艺术家并非没有，我这里便收集有几则材料，可惜太少。

    北京161中高级教师刘文明说：“我认为追星是正常的现象。”（《中国青年报》93年10月16 日《追星：教育的尴尬》）

    某老记说：“追星也要一分为二。港台歌星也不能一律排斥。1997年香港回归，自己人排斥自己人，这不是笑话吗？！”（《经济生活报》94年1月3 日《高扬起主旋律的旗帜》）

    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不要提倡一个就打倒另一个”；“希望舆论界在各种宣传上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文汇电影时报》94年1月29 日）

    还有本文开头引用的《光明日报》关于追星族分五等的文章。

    最后，还有我的一点见解：作为追星族厄运发端的南京青年“十大青春偶像”评选事件，我以为完全出于误导，因为近年来社会约定俗成对“青春偶像”概念已形成如此界定，即：英俊的长相，健康的体魄，风流倜傥的潇洒举止，劲歌狂舞的热烈奔放，总之无不散发出青春的活力。比如港台歌星便据此分为实力派和偶像派。用这个标准，张海迪不可能入选，即使雷锋的入选便已显示出大陆青年的一种偏爱。

    如此说来，何过之有？

发表于《文艺评论》1994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