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大学语文”的教学目前面临一些困难，最近有些学校接连开了几次研讨会，讨论“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可见大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据说不久前北大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您出任所长，而且由您主持编了一本新型的教材《高等语文》，学界也有一些反响。我们很想听听您对“大学语文”教学所面临的问题和改革的看法。

    温：关于“大学语文”的重要性，许多专家都谈过了，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有些实际问题不好解决。现在不能停留于强调其重要性，还要正视一些困扰“大学语文”教学的实际问题。首先是教学体制上的问题。“大学语文”在大学里面其实很尴尬，位置很低，教员不太愿意教，上“大学语文”课的一般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教师，或者是那些在专业上没有多少发展可能的、水平较低的教师。有的学校中文系有“大学语文”教研室，但也处在“边缘”位置。当然，也有一些学校不设专门的“大学语文”教师岗位，要开课了就临时从各个教研室找老师来讲，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结合教师的特长，但因为是“临时”的，没有积累，也很难说可以保证质量。加上现在教育界风气不太好，很浮躁，所有的大学都在奔科研成果的指标，基础教育包括“大学语文”更是受到挤压；科研有“显示度”，就都奔科研去了，教学好坏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教员老是教“大学语文”，是可能没有“出路”的；如果不发表专业文章，你“大学语文”教得再好，也很难晋升职称。所以大家的心就不会放在“大学语文”教学上。不能因此责怪老师，主要还是体制问题，是“指挥棒”的问题。这好像说的远了，但这是实情，要想让“大学语文”的尴尬状况有所缓解，就必须正视这些问题。

    本刊：其实，“大学语文”要想教好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从《诗经》一直到现当代，要求老师有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很好的才情，还要有一定的研究。

　　温：是的。如果教师老是把教“大学语文”作为一种过渡，怎么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回想老北大，老清华，像闻一多、朱自清等很多名家，都教过“大一国文”。那时越是低年级的基础课，越受重视，一般都是比较资深的教授来教。现在这样讲求功利的风气，什么都要量化，要求教授来讲“大学语文”的确有困难，甚至连普通教师也不一定愿意在这方面下工夫。北大为此倒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加对“大学语文”教学的投入，鼓励比较资深的教授带头讲“大学语文”和本科基础课，等等，有一些效果。

　　本刊：您认为大学生学习“大学语文”最重要的是学什么？

　　温：这涉及到“大学语文”的定位问题。现在有些学校开设“大学语文”，初衷主要是为那些上了大学而语文基础又比较差的学生补课；特别是理科生，在应试教育束缚下，中学阶段可能偏科，读写能力欠缺，就想通过“大学语文”来解决他们这个问题。但这谈何容易？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的，中学搞了那么多年都没有过关，现在指望在大学的一年或者半年里（而且课时很少）突击补课，让读写能力有一个大的提高，是不现实的。恐怕不能这样来给“大学语文”定位。

　　那么“大学语文”在有限的时间内，在不同于中学的学习环境中，到底主要解决什么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应当实事求是来设定教学目标。我认为“大学语文”主要的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也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特别是把以往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这种兴趣重新激发起来，让学生体味语文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应当把兴趣的培养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有了这方面兴趣，在他们以后的一生中，会不断地积累学习，受用无穷。从长远角度来考虑，也就等于提高了素质。同时，我们不应当忘记“大学语文”还是“语文”，这门课有综合性和工具性特点，上课应当扣着“语文”能力来讲，来做读写训练。我不太赞成把“大学语文”上成了一般的文学欣赏课。大学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不等于文学欣赏课，它还是要有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它是一门综合课。

　　本刊：据说现在学生好像不是很喜欢大学语文，为什么？

　　温：如果课讲得好，学生还是会喜欢的。不过现在的大学生比较实际，特别是大量扩招之后，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他们选课不能不考虑就业需要，这是非常实际的。除了专业课和要求必选的英语、政治课，多数学生都可能选一些技能性的、应用性的课。如果“大学语文”不属于必选，加上又是老面孔，等于是所谓“中四语文”，学生是不会有兴趣来学的。

　　本刊：这也是一种矛盾。“大学语文”如果不是必修课，可上可不上，学生多半就不上了。能不能也像“大学英语”四、六级那样，对大学生语文能力也来一个考级？语文水平实在太差的，就规定必须要学“大学语文”。

　　温：这种设想对改变大学生语文水平下降的趋势可能起到作用，不妨试一试。从道理上说，一个大学生如果不具备基本的语文能力，那他的整体能力一定也会受到影响的。从社会选择人才角度来说，其实语文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主张在学校和社会上试行汉语能力等级。也可以先在公务员等一些行业考试中试行，语文靠极可能比较麻烦，有些技术性问题可以组织专家去研究。问题是，对于大学生和公民的语文水平普遍下降这个事实，我们还缺少自觉，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对母语的轻视最终会严重降低公民的文化素质。所以大家都不大把现在“大学语文”的问题当回事。我想如果实施汉语考级制度，把“大学语文”的教学也纳入考试制度，对大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语文素质的提高一定会有好处的。

　　本刊：您主编的《高等语文》引起许多专家和老师的关注，您能否谈一谈编者本书的意图和它的特点？

　　温：这本教材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已经两年了，有一些学校采用，但还没有铺开。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其实我并没有“野心”，完全不像有些人在报上说的，什么要一统大学语文教材的“江湖”。出版社当时找我编教材时，我说要编就编一本能对现有的语文教材有所突破的，起码能“刺激”一下“大学语文”当前这种沉闷的状况。现在多数大学都编有“大学语文”教材，比较一下都是大同小异：选文偏重于文学名篇，体例就是做些阅读提示，然后就是问题与答案。这和中学语文没有多少区别，难怪学生没有兴趣。这本《高等语文》，力求突破当前“大学语文”以文选和文学鉴赏为主的教学模式，激发他们的兴趣。教材定名为《高等语文》，意味着和中学语文的承接与区别，也表明是在探索更加适合大学生的新的语文教学结构和学习方式。我们认为“高等语文”意味着这本教材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设计和探求语文教学的高等形态，建立起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语文教育模式和教学规范。

　　本刊：能细说一下你们改进“大学语文”教学的具体设想吗？

　　温：我在《高等语文》的前言中也表达过我们的设想。这本教材不止是提出教材的改革，而且认为“大学语文”整个教学格局、方法都要改一改。这本教材和一般的教材最大的不同，就是打破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的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老师讲解和学生学习都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教材范围拓展了许多，除了文学，还有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方面。例如，选了《易经》、《孙子兵法》、乾嘉学派、《九章算术》等方面的文字，既可以学习语文，又可以涉猎相关的知识，从而引起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教材根据大学生的语文水平和要求大学生一定了解的基本的语言文化知识，并考虑“大学语文”课的课时，设计了25个专题。教师可以根据学校的教学安排，并结合同学们的兴趣，从中挑选出一部分专题来讲解和学习讨论，其余则学生自学。

　　本刊：试验是什么结果？

　　温：这本教材从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大等校的试用情况看，效果是很好的。北师大王宁教授领衔讲这门课，成为他们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同学们对这样的大学语文教学框架和选文有兴趣。北大有的老师在头一次课就把主动权交给了学生，让大家从25个选题中选出15个，课堂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了。一些知识更让他们感兴趣。比如，同学们都听说过《九章算术》或者《孙子兵法》，但可能没有实际接触过，《高等语文》选了这些内容。课堂上主要不是讨论具体的数学或者兵法问题，而是通过有关选文的阅读，体验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军事文化及其表达方式，也了解文辞表达之美。这样，学生不仅学了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引起对民族文化包括语文的兴趣。我们提出要“走出语文，又回到语文”。前一句是指突破旧有的僵化的教学体系方式，拓展“大学语文”的视野；后一句是指虽然教学的内容广了，但也还是要把“大学语文”作为语文课来教，并非讲成一般的文学课或者文化史课。《高等语文》的编辑邀请了全国许多著名的学者，它所追求的一些改革目标和实施的意见，都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本刊：从书的体例上也能反映这种改革思想。

　　温：我们编写这样的教材，也是想提出一个理想，一种可能，一种思路。近两年来，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还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了高中语文教材，也是希望在这方面能做一些工作。话又说回来，重要的还是教学体制的问题。不从体制上解决，“大学语文”存在的尴尬很难有大的改观。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一点点地做，只能如此。就谈这些吧。

　　（本文经温儒敏教授审阅，刘淑丽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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