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的大学语文课在教学内容上正逐渐失去其在大学教育中的应有功能，正在失去其语言与文学的自身吸引性。又怎么能不失去其自身的生存能力呢?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教育功能的角度来反思一下大学语文课的教学。
   
    一、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功能
   
    考察一下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的传统语文课教学从孔子时代起就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功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非常讲究各类知识的融会贯通，所以传统语文课教学的内容往往是文史哲不分的；他不仅具有语言工具的表述功能。而且更多的是具有道德思维理念的功能和中华民族文化传授的功能。夸张点说，中国的文化无不融合在中国的传统的语文教育之中。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贯是以“知书达理”为教学原则的。也就是说，读书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要懂得道理。所以在传统语文教育中“道”的教育功能始终占据着首要地位，并贯穿于语文教学的每一个环节。韩愈在《师说》一文中开篇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就是在强调要将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功能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放在为师者教育职责的首位。韩愈说的“道”，实际是包含我们现在所讲的道德在内的一种明白事理的思维方法与思维能力的教育，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理”，就是如何做人做事、如何思考问题的道理；而且这种道理是一种与“授业”的文化知识性教学和“解惑”的思维能力教学密不可分的一种思维方法的理念。由此可知，古人不但认识到在教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思维理念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意识到这种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并不是直接的单独的道德理论教育，而是一种将理论转化为形象的间接的思想教育：用潜移默化的形式将这种思想教育融于“授业”的文化知识性教学和“解惑”的思维能力教学之中，这就奠定了在中国传统语文教学中所特有的道德思维性、文化知识性、语言工具性的三大功能并存的教学理念。

    中国的传统语文教育非常重视分阶段的教学。古人的语文教学虽然没有今日学校的小学、中学、大学之分，但从古人“小学”启蒙教育中的识文断字，到谋篇作文，再到对儒家经典哲理的学习，这三个教学阶段是非常明晰的。在这三个阶段的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学的三大功能虽然都始终贯穿于每一个阶段之中，但在每一个阶段中的教育侧重点还是明显不同的。识文断字的小学启蒙阶段是侧重在语言文字的教学，而在谋篇作文阶段则是侧重于与语言写作技巧的传授和训练，而到了第三个教学阶段，即相应于现在的大学阶段。则重点突出思维方法和道德理念功能的教育，并主要通过对儒家经典书目的研读来达到“明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以道德思维理念为内容的“明理”教育是传统语文教学的终极教育。可见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二、语文教学历程的回顾
   
    如果回顾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的历程就不难发现，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语文教育基本还是沿袭传统教育的模式，是将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知识教育和语文工具性的教育融合在一起的。虽然在道德教育中开始融入了一定的政治内容。但是三种功能并存，最终以“明理”为目的的教育模式还是非常清晰的。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将突出政治摆到了重中之重，所以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复课闹革命已将语文课的教育功能完全政治化，这一左的教育状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的末期。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传统语文教学的功能开始得以恢复，但是在高考应试性教育的指挥棒下，在语文工具性和文化知识性的功能恢复的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偏重了语文表述的工具性；同时，随着政治教育内容开始从语文教学中剥离，传统的道德理念教育的功能始终并未得到恢复。而这一时期的大学语文课，在教育功能上始终未能有一个权威的定论。

    随着改革开放外来教育理念的不断引入，道德教育并入政治课，与语文教学完全脱节的教育格局已形成定论，而且语文课中的传统文化知识教学内容也越来越少，语文课教学开始步入工具性学科的单轨道。与此同时，大学语文课也开始被强调定位在了单纯实用工具性的教学学科。比如在一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中就明确提出了四个淡化：“淡化述心志、摹物态的文学功能”，“淡化形象思维训练”，“淡化语文基础知识和文学体系的介绍”，“淡化古今中外文学名篇的介绍”。由此可知，大学语文课也已经只剩下了实用的工具性功能。

    更使人意外的是，由于近年来大学的扩招，在校园经济与急功近利教育的推动下。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呼声又开始越喊越高。其理由是：语文课即是工具课，从其功能上讲理应是中学教育的课程。再设大学语文课实属多余。于是乎高校中的大学语文课开始有了穷途末日之感，由其是高职院校中强调专业课而驱除大学语文课的现象已比比皆是。

    如果语文教学的功能仅限于工具性质的基础课，那么按传统语文教学阶段划分。在大学教育中取消语文课的呼声也亦属当然。所以现在大学语文课所面临的困境，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学语文课自身在现代大学教育中所应具有的功能定位问题。

    三、大学语文课现状的反思
   
    大学语文课在大学教育中真的走到头了吗?从历史的角度看。文革后期的语文课变成纯政治课，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偏激形成的：而近年来经过教改的大学语文课仅被局限在实用工具课的范围功能内，无疑是因为受到了校园经济的冲击。那么。从长远的国民教育角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民族文化知识的传授与继承是否还需要，传统语文教学中所蕴涵着的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是否已经过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又刻不容缓的严肃课题。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现在大学教育中正面临着的现状：一方面是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呼声不断，一方面是各专业课教师又惊呼大学生的基础写作程度的日益低下。尤其是扩招之后的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其阅读与写作能力的程度竟然低到了让人难以相信的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至于大学生在毕业时尚不能独立完成一篇稍通顺一些的短文。这已经不再是司空见惯的事。倘若究其原因，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在现实的重英语轻汉语的应试教育中进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并未能在中学阶段完成其应具备的语文写作的基本功能教育。由此来看，在当今的大学语文教学中，即使最基础的语言表述功能的教育也并非不需要。

    于是乎有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要在大学教育中加强应用写作课的教学，于是一些大学开始尝试以应用写作课来替代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加强应用写作课的教学本无可非议。殊不知写作本身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提高写作能力也不仅只是简单的格式与技巧的问题：写作需要靠丰富的文化内涵、正确的思维理念、分析与解惑的思考能力和充分的表达能力的多方面知识的综合运用，这本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知识恰恰都归属在大学语文课所教授的内容之内，以舍弃大学语文课来置换应用写作课这是否是明智之举?

    尤其讲到思维理念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不关注到当今大学生的道德理念现状。面对理直气壮的校园考试作弊现象、面对只能说好不能所不的学生心理现状、面对大学生的种种偏激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人们总会自然联想到传统语文课中的“道”的思维理念的教学内容。想到“知书达理”的传统教育原则。但有人也会理直气壮地提出：现在实行的是政语分开教学。我们有充足学时的政治课的教育，政治教育也就包括了道德教育。其实政治课的教学与传统语文教学中的“道”的教育并非重复。首先，政治与道德并非是一个概念。政治教育不能完全代替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却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必要的辅助政治的教育：政治教育需要用理论的形式从正面宣讲。而道德教育却更适合于用形象的教育方法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传统语文教育中的“道”的概念与现在我们理解的“道德”的概念也是不同的。传统教学中的“道”的概念不仅包括如何做人的内涵，而更注重的是对手在思考问题时的正确思维理念和正确思维方法的教育，确切的讲这是一种道德思维理念的教育，是“明理”的思维能力的教育。

    我们都知道，人的言行正确与否主要是取决于人的思维方式，而正确的思维方式又必须取决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思维理念。大学教育是现代学校教育的高级教育阶段，对学生进行明理的“道”的思维理念的教育理应是这一阶段的重要内容，而这些重要的思想教育内容更多的又恰恰是蕴涵在我们广博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思维明理的教育，并非只是直接方式的理论教育：以形象的方式，通过“知书”的过程来完成“达理”的教育，这才是更明智的思维明理的教育。而这一明智的“知书”过程，在传统的教育中正是通过易被学生接受的语文教学中的文化知识和文学欣赏内容的教学来潜移默化完成的，这一教学方式是古人为我们在教育学中留下的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的经验遗产。知书不达理不能育人，所以在当今大学语文教学中，道德思维理念的最终达“理”的教育是不能够轻易忽视的教学功能。

    话再说回来。从学生写作的角度来看，如今大学生作文最大的困惑并非是简单的写作格式问题。而是根本无话可说、无话可写；也就是说，是严重的基础文化知识营养不良的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补充文化营养的方式又非语文教学不可，因为中国的文化无不融汇在中国的语文教学之中。所以在当今的大学语文教学中，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功能不但不能削弱。相反还需要花大力气来突出地加强：不论是从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角度，还是从人类文化的角度，这一功能都是不可轻率忽视的。

    由此而论，大学语文课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功能和地位是决不能忽略的。因为我们现代的大学生非常迫切地需要正确思维理念的培养，迫切需要中国优秀文化的熏陶，迫切需要语言表述能力的不断提高；因为我们的大学语文教育还需要弥补当今中学阶段的语文基础知识严重不足的教学内容，因此传统语文教学的三大功能，在现代大学的教育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必须的、是空前的需要。

    由此看来，如今大学语文课所面临着的并不是走到头的问题，而是应面临着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大学语文要走出困境，就需要面对现实、面对历史。面对现实，就是要拿出勇气来反思我们现有的语文教学的理念，需要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大学语文课教与学的功能和定位；面对历史，就是要从继承和发展的角度来正视我们传统文化教育中的经验和教训。就是要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确立真正适合我们国情和民情的教学理念。面对教育改革的大潮，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大学语文的生存之路，只能在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