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关于中国几所著名大学将语文课列入大学生必修课的新闻，被许多媒体报道，也居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就在中国学者还振振有词地反驳德国汉学家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偏执指责时，这则今后注定将被列入“拍案惊奇”的新闻，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悲哀和凄凉，中国大学将自己的母语——中国语文课列为“必修课”，还“居然”引起争论，正说明了中国语文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逐渐对文字语言丧失了足够的尊敬和重视，而对祸害文字语言表现出无边际的松懈和纵容。就是说，中国人在对待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时候，没有了过去中国人秉持的那种敬惜之心，没有了对语言文字的神圣爱护情怀。这可能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背景有关，毕竟语言文字要为当时的人所使用，不得不迁就再迁就，将它丰富的诸多功能减缩再减缩，一直迁就减缩到框架散乱、神气全失、韵味殆尽。当社会开始开放、文化呈现多元的时候，那些原本先天不良、发育畸形的东西假借某种令人惑魅的形式，横冲直撞而来，再次使脆弱的中国语言文字生态遭到严重的重创。比如，成为当今中国人文化消费的主菜——流行歌曲，以无比强大的力量汹涌地销售着语言文字垃圾，非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而得到许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流行歌曲的胡说八道、十三不靠，起初看只是语言文字的错误和逻辑的混乱，当这种文化垃圾成为社会的主要消费食品时，人们不经意间就连胃口都被改造了。

    一定是在实际的社会使用和工作中，发现语文承担不了它应该承担的功能，发现中国人的语文程度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定是中国大学毕业生的汉语表达和写作能力普遍到了不堪忍受、无力无能承担工作的时候，中国的大学才作出将语文课列入必修课的决策。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当然值得叫好和鼓励。但是，长期喜食文化垃圾，甚至誓死捍卫文化垃圾，能反刍出什么好东西来？语言文字的生态系统被破坏得十分危险，要将习惯于长期消化文化垃圾的胃口扭转得正常，不是容易的事儿。

    中国人的语文究竟危险到了什么地步？这是个不好具体说明的话题。一个研究者未必比一个使用过新来大学生的街道办主任有切身感受。但就媒体报道的新闻来说，就能看出许多问题。

    “文化广场”曾经报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导演任鸣，他的戏剧观念是，牢牢记住老院长曹禺先生说的：戏是要演给大多数人看的。——真理就是这样朴素得类似苍白，也很像是废话。但是，这个废话真理的背后，却深藏着许多忧虑、悲凉和无奈。戏剧一定是浅近通俗的，没有了浅近通俗，戏剧就没有生命。即使如当今人视若深奥晦涩的昆曲《牡丹亭》，也属彼时的浅近艺术，而在当今，却需要热心媒体再三地呼吁和炒作，才能哄骗似地将观众请到剧场里去，大多数人还看戏如同受罪。而京戏演出的时候，仍然需要媒体刊登唱词，以免观众不知道台上唱的是什么。和从前的中国人相比，当代人的语言文字整体水平可想而知。

    中国语言文字在当今人那里，仅仅肤浅地掌握了信息传递和沟通的部分功能，其独卓深远的审美功能和韵味、魅力，早就被遗忘和遗弃了。当今人们的许多文化艺术创造方面的困惑，其实往往是语言文字能力的不足和认识不到位。比如，用现代汉语创作歌词，似乎成了一个零门槛的事儿，谁愿意掺和就能掺和，只要谱上曲儿就能唱一样。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零门槛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有一个认识：写歌词不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尽管不是人人都能写得了。

    国学据说要热了，许多人还在争论要不要它热，怎样的热才是好热。其实，在一个生态被破坏得严重的环境里，要的先是地上能长草，涵养水分、改良土壤，还不是精致地摆弄盆景的时候。国学热的风气里，对语文教学是有好处的，人们会知道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和流变。只是，被文化垃圾喂养大的、语言文字修养匮乏危险的一代和几代人，如果在国学热正常发展的趋势里，他们会显得很尴尬，如果还不努力，就必然会和前面的接不上，被后来者甩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