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关于“大学语文”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诸多论者谈论的究竟是“大学”还是中学或者小学、是“语文”还是历史等其他学科，并不是特别清晰。这不能归咎于论者“概念混乱”，而是因为大学语文的症候恰恰是教育弊端的切片。

比如学生文章中那种“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的模式”等症候不仅存在于大学语文的身上，更是存在于各级学校、各个学科之中。“大学语文”这一话题之所以会引起关注，说明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学科问题，而是关联到教育体制的方方面面。

每次讨论大学教育，都会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怪圈。由大学生的素质追溯到中小学生的素质，由中小学生追溯到中小学教师的素质，由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再追溯到大学生的素质。这个怪圈循环往复，互相指责，却遗忘了养鸡人（大学教师）的责任。李零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学校不是养鸡场》，那指的是理想状态，现实中的学校跟养鸡场并无根本区别。但是，过多地纠缠于一时无法改变的养鸡场（学校制度）问题，反而漏过了可能改变的养鸡人（大学教师）。许纪霖先生曾提出：“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可是，很多大学教师并无改变课堂的能力，或者说他们只能把课堂改变得更为糟糕。只要翻开中国大学的学报，就会发现许多大学教师的文章要比他们的学生还要“刻板、八股到令人窒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在大学时最讨厌的课程之一就是“写作”，至今也不明白写作与意识流、蒙太奇之类的概念有什么关系。专业的大学中文系尚且如此，大学语文课的情形可想而知。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师范类院校与大学生、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等方方面面均有直接关系，讨论教育需要把它们单独提出。教师（近亲繁殖）、学生（生源较差）和地缘（多处于中等城市）劣势，使得中国的各级师范类院校成为教育弊端的重中之重，好的是考研基地，差的是“高四”、“高五”。我曾在一所师范类院校求学十年，对种种“出身论”深恶痛绝，但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有些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师范类院校成为养鸡场中的“填鸭特区”，大学语文的模式来自“师范语文”，以制造各种僵硬的教条见长。

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不断呼吁并且投身于对语文教育的“治疗”中，给中学语文添加人文关怀的“补药”，给大学语文添加应用能力的“补药”，大概是考虑到中学生正处于人格养成的阶段、大学生需要面临未来的工作压力。在我看来，这两个药方恰恰颠倒了顺序，母语的应用能力属于每一个国民都需要的基础教育，它具有教学上的操作性，中学生更需要掌握这个基本功；而人文关怀接近理想主义的精英教育，它在教学上不具程式化的操作性，适合在没有高考压力的大学阶段培育。

在教育弊端得到解决之前，我们依然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大学语文的种种症候。仿佛面对一个重病人，它脆弱的身体使得我们不敢“不补”也不敢“大补”。“药补不如食补”，可是病症之重又等不得食补———这也是这场讨论的尴尬之处，我们不得不开出那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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