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母语教学的深层危机在于这样一种长期以来的倾向：重语音轻文字、重实用轻内涵、重白话轻文言、重技巧轻体系、重分析轻感性、重表象轻意象、重普及轻提高、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重西方轻传统。解决母语教学危机问题，最好的门径就是寻找现代汉语言的活水源头即国学经典。汉语言的精华、所固有的不可消弥的“踪迹痕”集中保留在国学经典中。作为母语教学重要一翼的大学语文应该是一种精英教育、贵族教育，不应是普及教育的简单重复，国学经典应成为大学语文的全部。
【关键词】 母语教学； 大学语文； 国学； 语音； 文字
母语教学危机
在实用主义至上的今天，在西方强势语言文化笼罩下，新生代大学生汉语言水平逐年下滑，母语教学正陷入危机。不仅如此，即便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其汉语水平在在今天也凸现出非尽如人意，如近来有知名大学的校长在十分庄重严肃的场合认错字、用错词等现象出现，与其精英地位极不相称。
大学语文是母语教学的重要一翼，为解决母语教学危机，众多有识之士已经在此进行了诸多的改革：或呼唤人文精神培养，努力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注入人文因素，但将一篇篇丰富感情的美文硬性分割归类为爱国篇、生命篇、自我篇、爱情篇、友谊篇等等，大学语文就成了某种宣传；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但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大学语文成了文化讲座；或强调文学性，大学语文又变成了中外文学史；或强调艺术鉴赏，于是大学语文成了艺术鉴赏；或强调实用性，大学语文成了急功近利的阅读表达技巧训练；或任课教师纯粹从个人专业兴趣出发，于是大学语文变成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等。以上名之为课程改革的大学语文教学已日益远离语文教学的本真，各种改革初衷虽好，但未深入语文教学的内核，本想努力承担本该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如挽回人文精神、挽回文学在当代失落的地位、汉字普及、写作训练、传统文化弘扬等等，其结果却是不仅难以担当“救世主”的重任，连大学语文自身的特色也渐渐丢失，陷入危机。深究其根源，恐怕不能独归之于社会大气候等外部原因，而应该深入分析我们母语教学体系本身是不是一直存在问题。
裹挟白话文运动而诞生的语文课程，其初衷承担着重要的思想启蒙工具性作用。其主要教学内容是现代白话文，究其实是以识字认字阅读表达为主要目的。于是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学其实就一直停留在这种普及教育模式上，停留在识字启蒙的平民教育、甚至只是扫盲教育的教学体系之中。
口语与文字
解构主义策导人德里达认为：人们习惯地把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一分为二：口说的声音即语言；书写的即文字(书面语)〔1〕。现代白话文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之上的。白话的好处是省力、除矫气、免枉读、保圣教、便幼学、练心力、少弃才、便贫民〔2〕。而白话文运动的初始就和文言形成了对立，即如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说：“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3〕胡适也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4〕这一思想影响到长期以来的母语教学理念。
亚里士多德就说：“口说的话是内心经验的表征，书写的话则是口说的话的表征。”德里达总结为这是由来已久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他认为 西方社会对文字的偏见由来已久，但文字恰恰是一切语言形式的先决条件〔5〕。伽达默尔和利科尔也充分承认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差异而认为应充分注意书面语的特点〔6〕。晚清“诗界革命”旗帜黄遵宪认为“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语言或积世而变，或随地而变，而文字则亘古至今，一成而不易。”（这里的“语言”即指口语，而“文字”当指书面语）〔7〕。 西方现代语言论表明：汉语言文学、泱泱诗国的辉煌成就恰恰很大部分得益于汉文字的感性、暗喻、意合的独特之处〔8〕。索绪尔意识到他的语言学结构主义无法用于汉语这一表意文字〔9〕。德里达正是指出索绪尔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的同时，赞扬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优越性：“它们(汉语日语)在结构上主要是图像的，或代数的。因此我们可视为证明，说明有一种很有力的文化运动发展在逻格斯中心体系之外。它们的书写并不曾减弱语音使化为自己，而是将它吸收在一个系统之中。”〔10〕解构批评指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总存在种种游离、变化、迁移，这就构成语言的复义(Ambiguous)，“所有的字词都是多义性的，只有在特定背景下的特定的上下文和听众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实际意义”〔11〕。中国古典文学内涵丰富的用典，更是充满“一字数训”，“不仅一字能涵多意，抑且数意可以同时并用，‘合诸科’于‘一言’”〔12〕而要领会汉语言的复义性，仅凭现代白话文阅读不仅不可能完成而且容易形成歧义，而必须寻根究源，学习感悟国学经典的微言大义。
而即便对于当代日常话语，国学经典如《诗经》、先秦诸子等已渗入前人的实际生活言说，成为成语和今天人们的一些习惯口头语。就中国古老的文言话语体系而言，旧有的话语规则已沿袭了二千多年，“世世代代的经验固定下来，本身已有确切含义的文学符号”〔13〕内涵丰富的汉语言在继承性方向总带上了丰富的“踪迹痕”(Trace track)，它既可以为新话语充分利用，也可能蒙蔽新鲜感受。言语就是思维，思维就是言语，就是德里达所说“心灵的书写”，由传统文化而来的深刻的“踪迹痕”充盈汉语言之中即使是口语。但我们的的母语教学中总是过分强调了它的蒙蔽性而忽略了它的固有价值。这一点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来，如周作人就对待“现代民间的言语”认为：“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14〕，“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合而成的一种中国语”〔15〕。语言是具继承性、不容更张的符号系统，所以他提出“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并说“汉字这东西与天下的一切文字不同，连日本、朝鲜在内，他有所谓六书，所以有形象、会意，有偏旁，有所谓四声，所以有平仄。从这里，必然地生出好些文章上的把戏”〔16〕。
以现代白话文为主的语文教学，在普及现代白话文阅读与写作上尤其是思想启蒙初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矫枉过正的结果是往往容易舍本求末，求简便、求实用（包括简化汉字的推行）、求捷径、求快餐式教学。而且因为西方科学思潮影响，母语教学照搬西方的教学方法，照搬理科教学方法（包括考试方式），过分强调阅读理解分析，忽视了语言的感性领悟。欧洲语言体系被现代汉语学者几乎不加吸引地应用于现代汉语文法分析，却忽略汉语言的固有特点，生动活泼的汉语肢解成了枯燥无味毫无生气的貌似科学的语法分析。语言与文化、阅读与表达本是水乳交融、不可分裂，可是在今天，母语教学被分为非常细致具体的写作表达训练、文学欣赏、阅读训练、语言文字等等。概括之，母语教学的深层危机更在于这样一种长期以来的倾向：重语音轻文字、重实用轻内涵、重白话轻文言、重技巧轻体系、重分析轻感性、重表象轻意象、重普及轻提高、重短期效应轻长期积累、重西方轻传统。轻视汉语言的自身发展逻辑，西方教学理论主导下的中国语文教学降格以求，忽视语言的继承性、忽视汉语文字的真谛、忽视以国学经典为精华的文人话语系统，难以深入汉语言的微言大义。
国学经典是汉语言文化的精华体现
白话文和文言文并无天然的对立（这种对立情绪其实源于狭隘的阶级属性），现代白话文不是凭空创造的空中楼阁，汉语言的精华、所固有的不可消弥的“踪迹痕”集中保留在国学经典中，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现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如鲁迅作品当然值得学习，但它们的价值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学性美学性甚至政治性上，以为美文作为艺术作品去鉴赏更合适，而不宜作为母语教材。深入学习国语、解决母语教学危机问题，最好的门径还是寻找现代汉语言的活水源头即国学经典。凡现代白话文大家如鲁迅胡适等莫不得益于其自身深厚的国学根底。
如果说中小学义务教育中，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是普及与启蒙，而作为大学语文则更应该是一种精英教育、甚至是贵族教育，不应是普及教育的重复。母语教学的改革必须从大学语文开始，大学语文的改革必须从其定位开始，即用汉语言的精华——国学经典来完全替代大学语文的全部。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是指国家一级的学校。近代意义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指旧学，相对于西学指中学〔17〕。
在目前母语教学危机、大学语文教学遇冷的同时，国学却在民间呈现良好势头，各地有热心国学的民间人士开设国学院（馆），许多高校也相继开设国学讲坛（讲座），这说明国学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具有相当大的魅力，国学其实非常受青年学生欢迎，但在教授上却缺乏正规课程的引导。如果用国学经典取代大学语文教学，能不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关键在于师资，在于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师能否充分展示个人的国学根底，充分展示国学魅力。
国学经典替代大学语文教学，首先是大学语文内容的彻底革新。国学经典内容博大精深，不可能面面俱到，应该从最基本的内容入手，至于哪些是基本内容，已有前人给我们圈定了国学经典的基本书目，完全可以借鉴。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国学热潮中，《清华周刊》记者就邀请知名学者开列国学书目。其中梁启超开列的《国学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最为合适：“《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18〕
至于国学的学习方法，梁启超在他的国学建议中也特别谈到：“若问阅读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个条陈。这方法是极陈旧的，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是抄录或笔记。还有一件，我在前项目书目表中有好几处写‘希望熟读成诵’”〔19〕。国学经典成为大学语文的全部，其教学方法应恢复国学教学纲领，注重必要的“熟读成诵”，理解原旨大义，后学其引申，再进行讨论。除此还可展开研讨、成立国粹兴趣小组、专门的国学班等，形成国学延伸学习的小气候。
1942年，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言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20〕国学经典替代大学语文教学的首要目的还不是弘扬国学、重振国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出国学大师，而是追溯汉语言的本原，掌握汉语的精华，不再仅仅停留在汉语普及教学原地，同时也为母语教学为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寻找出路。大学语文教学如果不回归传统、不从国学经典寻求彻底突破，其各种改革无论如何花样翻新，最终必不能解决母语危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Dela Grammatologie（1967）.参见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北京：文学评论.1993.3：5.
〔2〕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2.
〔3〕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68.
〔4〕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存[M].台湾：台北远东.1985.
〔5〕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上海：文学评论[J].1993.（3）：5.
〔6〕参见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M]. 三联书店.1996.4：245—247.
〔7〕黄遵宪.梅水诗传序.中国历代文论选（四）[M] .121页.
〔8〕参见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J].北京：文学评论.1996（1）参见徐静茜.汉语言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J].语言导报.1987（6）.
〔9〕参见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J].北京：文学评论.1996（1）.
〔10〕J·德里达.论书写学.转引自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与诗意价值[J].北京：文学评论.1996（1）.
〔11〕(法)保罗·利科尔(Ricoear). 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137.
〔12〕钱钟书.管锥篇[M].中华书局.1986：1，857.
〔13〕参见孙文宪.论语言批评的逻辑起点[J].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1994（3）：44.
〔14〕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转引自钱理群.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88.4.
〔15〕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1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M]；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7〕参见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J].历史研究.1996（5）.
〔18〕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M].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19〕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M].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20〕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叶建明，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中文副教授，大学语文教研室主任。文艺学硕士。电邮：yejnmg@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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