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大学预科国文到大一国文
大学语文资料研究，应该包括四大部分：一、清末民初大学预科国文资料研究（1904—1922）；二、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1922—1949）；三、港台大一国文资料研究（1949—今）；四、大陆高校大学语文资料研究（1979—今）。本书先研究一、二两个阶段，为了叙述方便，合称时称作“民国大一国文”。
中国现代教育始于1904年的“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发布并实施的学制。②“癸卯学制”高等教育为三级制，即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大学本科）和通儒院（研究生院），修业年限分别为预科3年，本科3至4年，通儒院5年。设置大学预科，一方面固然是照搬日本学制，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新学制伊始，高等教育缺少合格的生源。民国成立后，教育部推行“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仍保留大学预科的设置，但明令规定“大学预科须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即取消高等学堂，预科附设于本科大学，这更明确了大学预科为高等教育的属性。时人曾作“癸卯学制”和“壬子学制”系统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学预科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且以“壬子学制”图为例：
壬子学制图示（局部）③
“癸卯学制”和“壬子学制”大学预科均有大学语文课，不过在“癸卯学制”中这门课叫“中国文学”（除了初等小学叫“中国文字”外，高等小学、中学和大学预科均叫“中国文学”），这个“文学”和今天的意思不同，是“文章之学”的意思。把“语文”叫做“文章”，这在中国传统中是常见的，现代学制语文科命名之初，亦为首选。譬如“癸卯学制”的制定者之一张之洞在给张百熙的电文里就说：“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④就是说的语文课的设置。有时也并用近似的词语，如“词章”“文辞”。“癸卯学制”之前有个颁布而未实行的“壬寅学制”，就把这门课叫做“词章”。“癸卯学制”的重要文件《学务纲要》中有一条“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则是“中国文辞”和“中国文学”并用。不过“中国文学”这个名称终究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加以文科大学也有专业性质的“中国文学”课，容易混淆，所以到了民国“壬子学制”，就把小学、中学、大学预科的“中国文学”全都改为“国文”，至此，大学预科国文的课程性质就更为清楚了。
1922年实行新学制（壬戌学制），取消大学预科，延长中学教育年限，希望由中学教育承担大学本科的预备，但是事实上做不到，所以1923年12月教育部又部令各大学仍暂依旧制设置预科。⑤直至1930年教育部才重申废止大学预科令，大学预科的废止也才得到彻底执行。然而由于生源质量问题，1938年、1945年教育部又两次下令特设大学“先修班”，⑥其实还是预备科的意思，所以大学预科制度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至1949年），有研究者认为预科为非常态，所以预科国文不能算正式的“大一国文”，这是过于拘泥“大一国文”之名，而忽略了“大一国文”之实。
民国“大一国文”的正式命名，是在1929年教育部的再次颁布《大学规程》，明确规定“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置本科目”，以及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之特别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有研究者忽略了上述史实，而仅根据大陆高校1979年重开大学语文课时有补中学课的意思，就说这是一门后起的补课性质的临时课，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民国“大一国文”论文概述
本书搜集“大一国文”资料时段从1904年至1949年，而且绝不排斥大学预科国文研究资料。资料形式以民国学者的论文为主，兼收少数其他形式相关史料。笔者目前搜集到的论文有100多篇，从中精选30篇，下面概述这些论文的主要内容。
1.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
这些年大陆的“民国热”中，“民国大师教大一国文”早已传为佳话，但是几乎还没有人提到过“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这或许是比大师教“大一国文”更重要的史实。为了证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们先来检阅一下民国大一国文论文作者的身份——
经学大师唐文治，作《高等国文讲义》（并附函）（1913）；
国学大师钱玄同，作《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敎授法草案》（1916）；
语言学大师刘半农，作《应用文之教授》（1917）；
国学大师闻一多，作《中文课堂秩序底一斑》（1921）；
文学大师梁实秋，作《国文堂秩序纷乱的真因》（1922）及《再论清华的国文问题》（1923）；
国学大师陈柱尊，作《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及《大学的国文教育问题》（1933）；
著名教育家孙俍工，作《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1931）；
现代散文大师周作人，作《杨柳》（1935）；
史学大师吕思勉，作《论基本国文》（1938）；
文学批评史专家郭绍虞，作《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9）；
语文教育大师叶圣陶，作《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及《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1949）；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作《比较的读文法示例》（1940）、《谈大学一年级国文》（1946）、《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及《从大一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1948）；
国学大师钱基博，作《依据湘学先辈之治学方法以说明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
语文教育家阮真，作《先修班国文教约》（1941）及《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
语言学大师黎锦熙，作《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
美学大师朱光潜，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
现代文学大师朱自清，作《论大学国文选目》（1942）及《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5）；
国学大师高亨，作《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1942）；
国学大师姜亮夫，作《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
语言学大师魏建功，作《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3）及《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1947）；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作《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1943）；
新文学作家、教育家杨振声，作《新文学在大学里——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序》（1944）；
著名作家丁易，作《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
宋史专家刘子健，作《建国人才“最後一课”的国文》（1946）；
周易专家李镜池，作《谈大学国文教学问题》（1947）；
国学大师季羡林，作《论所谓大一共同必修科目》（1948）；
文学理论家徐中玉，作《国文教学五论·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
……
这就是“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的超强队伍。
今天大陆研究者常常反思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大师？⑦其实还有比这更为严峻的问题，即：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忘记大师？大师的有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大师的生命是和他们的著述、和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杰出成就融为一体的，只要我们不忘记他们的著述和精神，大师就永存于我们时代。大学语文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今天有没有大学语文的“大师”，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继承“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本书题为“民国大师论大一国文”也是可以的，这也正是笔者不辞艰辛编撰此书的最根本动因。
最后要说明的是，“大师”只是一种尊称，而非正规的学术称谓，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譬如某某究竟够不够大师？由谁来评大师？），本书提到他们，将更多采用“民国学者”这样的称谓。
2.关于大学语文的起点
本书选入（或引用）的最早几篇史料，主要为了追溯大学语文学科的历史源头。
第一篇是张之洞的“中国文章不可不讲”（1902）。张是“癸卯学制”拟订者之一，学制酝酿阶段，他就提出“中国文章，不可不讲，自高等小学至大学，皆宜专设一门”，这就确定了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三位一体不可或缺的学科思想。
第二篇是“癸卯学制”重要文件《学务纲要》（1904）中的一段：“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其中提到“中小学堂于中国文辞，止贵明通；高等学堂以上于中国文辞，渐求敷畅，然仍以清真雅正为宗，不可过求奇古，尤不可徒尚浮华”。“高等学堂国文”就是日后的大学语文。
第三篇是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序言和说明，是最早的大学语文教材，但因书名用了“中国文学史”字样，引起人们对教材属性的争议。笔者仔细研究后确定其为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时间是1905年。
第四篇是交通部关于高等国文讲义的公函，内含唐文治关于《国文大义》的论述，主要意思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绝不可忽视大学国文。也有人认为该讲义是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时间是1913年，已经进入民国。
第五篇是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1917），一般都视其为应用写作论文，笔者仔细研读后，确定其为民国最早的一篇大学语文实验报告。
上述五则资料在大学语文史上都占有“第一”的位置。
3.大学语文是最重要的公共必修课
大学语文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重要课程，这一点不但有“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学制”以及其后的民国教育部《大学规程》、“整理大学科目”、教育部“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等制度层面的明确规定，也有学校一级大量教学文件可以证明，如“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国文敎授法草案”（钱玄同、马裕藻1916）、“拟请教育部招集国文教授会议确定国文教法建议案”（张渲1919）、“大学普通科国文教学之计画”（孟宪承1925）、“本校预科国文教学大纲”（陈本1929）、“交大国学系国文计划”（陈柱尊1930）、“先修班国文教约”（阮真1941）、“西南联大各级学校作文教学改革案”（黎锦熙1947）、“国立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魏建功1947）等。
这一内容在民国学者们的论文中也不断被强调。
唐文治任南洋公学校长期间，高度重视大学国文，在全校各年级开设国文课，还亲自编写国文教材。他对于当时只重视实学不重视国文的现象深恶痛绝，说“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国文大义》附函，1913）。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杨振声主任主持编写校本国文教材，并作序说：“我们认为每一个国民，尤其是大学生，必须能用本国文字恰当的表现他的思想与情感，这是每一个国民的义务，也是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反过来说，若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恰切的表现于文字，那是对于他自身的侮辱，也是对于国家的不敬。”（《新文学在大学里》1944）胡山源说：“大学一年级的普通国文，为各系所必修，就因为恐怕其他各系的学生，一旦毕业，学有专长，却连自己民族的‘古今书籍’都不能阅读，也不能‘作通顺文字’，非但使他们自己在发表或运用其所学时不方便，更使他们不能作一个充分的民族成员。”（《大学国文系及其科目》1946）
正因为有这样高度的认识，民国时期不仅普遍开设“大一国文”课，很多学校还有大二、大三甚至大四国文课，因此这门课在更多时候常常不是称“大一国文”，而是更恰如其分地称为“大学国文”“基本国文”或“高等国文”。陈柱尊《本校应增设基本国文》（1930）一文提议学校要开设“基本国文”课，并且“自大学一年级起至三年级止”都要开设，他回顾亲身经历说：
今上海之大学，如交通大学，在十五年以前（指1915年以前），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国文，此柱所亲历者。闻今之四年级，则尚有国文也。此工科之大学，尚犹如此，况其不为工科者乎。……光华大学，则自一年级至三年级，均有基本国文。柱去年曾代课三阅月，所代者为三年级，观其各生作文，程度均颇整齐可观。
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2）说：我记得民国九年（1920）以后的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分为四部分：（1）模范文；（2）作文；（3）文法；（4）学术文。讲授时间合起来一星期有八小时以上。
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指出：“大学新制（指1938年制度），一年级不分系，一律受普通科学和基本工具的训练，……还要读一年的普通国文”，讲授的时间，“大一国文的学分照部章是文，理，法，商、医各六学分，工，农各四学分，师院则八学分”。
民国学者们还特别强调理工科大学必须开设大学国文课。刘其宣《论理化博物两部预科皆有国文科》（1919），认为不但哲学政治法律经济这类语言类学科应该开设国文课，数理化和博物这类“专求实用之学”的专业，中国本来没有，要想用语言文字准确理解表达难度必然更大，所以尤应学好国文课。《南洋周刊》上那篇署名“云”的文章（1926），题目就是“工程和本国文”，批评有的人认为“我们研究工程的人，只要能够于工业上发明几种东西就好了，文字的好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他认为要振兴实业，离不开文字宣传，所以学工科的学生尤其要学好国文。上海交大国学系主任陈柱尊作“对于教授国文之新计划”（1930）说：“希诸同学皆明瞭现在研究国学之切实目的，及对于本人所学之应用及需要。盖本校同学，是研究铁道管理或工程者，将来毕业后，毋非服务于铁路工厂，及其他关系交通及工业之机关，最大需要中，未免有文字表现之一格。”
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在民国学者的论文里得到充分的论证。
4.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
民国学者对“大一国文”的课程性质也有深入的讨论。
罗隆基《清华国文教授改良之商榷》（1919），对国文课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认为国文宜求实用，唯其实用，则清华之国文，非专科的，乃普通的；非美术的，乃简明的。因此清华学生应该掌握的是：（甲）翻译文字；（乙）记述文字；（丙）说理文字；（丁）交际文字。南洋公学王信吾《我校的国文问题》（1925）提出大学国文应该是：（一）适用的，国文课应当为学生的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文字工具，譬如教他们怎样去发表工程与经济的学识；（二）科学的，要有科学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三）适应时代的，学习古文的目的，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为此而需要探求历史的本源。邱椿《大一国文的价值之检讨》（1948）认为“大一国文”的价值依次为：社会的道德的价值、审美的娱乐的价值、实用的职业的价值、形式陶冶的价值。
民国大师们不赞同把国文等同于文学或国学，这是很有见地的——
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7）大声疾呼：“现在学校中的生徒，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学校毕业生：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却能做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
周作人《杨柳》（1935）说：“不知道从那一朝代起国文这名称变成与国学同义，而这国学范围又变大了，除义理考据词章之外还加上了经济，不过这并非亚丹斯密的而是文中子的，即经世济民之道。因此国文的题目可以有许多花样，如养浩然之气论，杨朱为红印第安人考，社会主义出于儒家说，抗日救国策，拟重修盘古庙上梁文，等等。这样要表示国学内容的丰富本来也很好，但是离开考查学生使用国文的实力这目的却是很远了。”
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说：“依我的愚见，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我们不能希望一般大学生能作高深古雅的诗词歌赋和古文，能固然好，不能也无妨；我们只能希望他们能用浅近文言或国语写公私信，做学术论文，叙述时事或故事，描写眼见耳闻的人物，写得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我们所悬的大学国文教学的目标不应低于此，也不必高于此。”
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说：“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至于“思想训练，也已有‘论理学’‘哲学’等科目负责”。
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说：“大一国文讲授的对象是各院系的学生，他们有的学工，有的学理，有的学农，有的学医，他们并不需要做一个文艺作者，更不需要做一个古文家，他们需要的是能够写一篇通顺而无不合文法的文字，简单的说，就是希望‘词能达意’，以备应用（学文科的这更是基础）。”
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说：“我总感觉，要以国文科来代替学术史思想史甚至所谓‘固有文化’的传授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但学者不可能接受，教者也不可能传授。一定要传授，一定要接受，其结果便是双方都感到困难、无趣，白费精力与时间。”
5.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
编教材要有教材理念，民国学者编写“大一国文”教材数量远不如今，然而关于教材理念之讨论则远胜于今，也许正因为对教材理念有深刻了解，乃不敢粗制滥造，留下的皆是精本。笔者收集到的民国“大一国文”教材不过三十余种，而收集到的一百多篇论文几乎都有教材研究的内容，这里仅选标题上显示教材研究的篇目简单介绍。
南洋公学校长唐文治编写“高等国文讲义”（1913）并函达教育部，教育部复函对教材进行充分的肯定，说“查核该讲义博稽远引，熔铸群言，于斯文之能事，发撝殆尽。《国文大义》论文之才气等篇，均极精当，……选录前贤论文之作，可谓择精语详。《阴阳刚柔大义》引曾文正之绪而大畅之，亦多独到之处。近日国学衰微，学者惮于深造，得此书为指南，洵于文学大有裨益。”
教育部之重视大学国文教材，不止此一例，其后有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为部定《大学国文选》（1943）作序云：“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近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是则踵前修之轨迹，示楷式于方来，取精用宏，宜存矩矱，先河后海，方知津逮，教材无妨其从同，进度乃臻于一致。”
民国时期围绕“大一国文”教材最大规模的一次讨论，也与教育部统编教材有关。1942年教育部颁发“大一国文选目”，作为统编教材选篇的公示，由此引发了围绕“大一国文”教材的争论。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推出了一期“大学国文教学特辑”，选登了《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黎锦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魏建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光潜）、《论大一国文选目》（朱自清）等十多篇文章。由于部颁“选目”全部是文言文，又采用“经史子集”的编排框架，所以争论的焦点便集中在文白之争，其中也有不少其他方面的有价值的意见，如黎锦熙提出要根据不同院系专业编写不同内容的补充教材，甚至提议可用《大公报》替代“大一国文”教材，魏建功提出要重新反思取消大学预科与国文水平低落的关系，朱光潜和阮真都提出“大一国文”教材要兼顾阅读与写作两个方面，陈东原提出大学国文要教学生学会读整本的专书，等等，至于教材编写与课程性质的关系，即不能把国文教材编成文学教材、国学教材、文化教材等等，也有较多的讨论。
除1942年围绕部定教材的讨论，民国时期还有很多这方面讨论文章，下面仅略举标题上标明研究“大一国文”教材的篇目：
孙俍工《从中学底国文说到大学底国文——教材底联络与支配》（1931）、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1939）、谢文炳《谈大学的国文教材》（1939）、高亨《大学一年级国文教材之商榷》（1942）、朱自清《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1945）、叶竞耕《大一国文教材应以语体文为主吗？》（1946）、胡毓寰《大学国文教材私议》（1946）、赵仲邑《关于大一国文选本》（1947）、余冠英《关於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1948）和《从大一国文教材想到中学国文教材》（1948）、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法——〈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1949）等。
除了专篇论文外，在各种“大一国文”教材的序言、前言中其实也包含民国学者的不少意见，如钱基博编师范讲习科《国文》教材（1929），其“编辑大意”说：“本书所列各文，不论语体文言，务以辞意明爽，能涵养文学兴趣者为主。凡古拙之文言，欧化之语体，涩舌聱牙，不易成诵者，概不列入”，“作诗曰吟，读时曰诵，音节最重。本书所选白话诗，如胡适、唐寅、归庄之作，皆音节爽亮，至古诗则选其清写白描，自然有致者”。
1948年余冠英发表《关于大一国文教材的讨论》一篇，可以视为对民国“大一国文”教材讨论的一个总结，其中特别介绍了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材，清华在文选型的教材外，特别重视指导学生读整本的书，每年选用六本至八本专书让学生在课外阅读，在堂上讨论，和国文选同列在考试范围。已经用过和即拟选用的书有下列十二种：《鲁迅自选集》和《鲁迅杂文集》、《胡适文集》、老舍《骆驼祥子》、矛盾《子夜》和《清明前后》、曹禺《北京人》、夏衍《法西斯细菌》、沙汀《淘金记》、屠格涅夫《罗亭》（陆蟊译本）、高尔基《母》（孙光瑞译本）、罗素《幸福之路》（傅雷译本）及冯雪峰《乡风与市风》。
这些做法对于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都有很大的启发。
6.关于“大一国文”教学方法讨论
吕思勉《论基本国文》（1938）说：学校的国文成绩，为什么会劣于私塾呢？最易得的答案，是练习时间的少”，“现在的学习国文，讲授所占的时间太多，自习所占的时间太少”。他说：“较高深的问题，如源流、体制等，可察看学者的程度，能懂者告之，不能者不必。偶有过高之论，为学者所不能懂，亦无妨。因为目前虽不懂，将来总是可以懂得的。在此等情形之下，最要者为不懂则置之，徐俟其自悟，切戒穿凿求通，一穿凿，就入于歧途了。尤其紧要的是高深之理，虽可出以通俗之辞，使人易悟，然仍以不失真相为主。过求通俗以致失其真相，是最要不得的。”
对此，很多学者都有同感，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说：“如我所知见的一部分大一国文教员之所为，例如首篇‘易乾坤文言’，有讲到半个学期还未完毕的，他是传授易学，而且是他自己正在趁此讲授机会而进修的易学，这种进修工作，自己还未免乌烟瘴气，怎能不教得一塌糊涂？”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说：“甚至有的先生们，把一套考据的方法用在这般学生身上！半年讲半篇汉书艺文志，或一年讲一篇文献通考序，他们把教国文与‘讲学’闹在一块，这是对现在的大一新生是没有益的”。丁易《谈大学一年级的国文》（1945）也说：“因为教材的限制，教学方法自然也就不能有什么革新，讲的时候不外是解释题目，介绍作者，训诂字句，分析篇章一些老套。有的甚至详征繁引的考证起来，以■自己的博学，于是一篇《离骚》可以讲上一学期，一篇《乾文言》可以敷衍两个月，听的人惊其渊博，讲的人也就觉得和中学是大不相同了”，“这样的讲授，结果除了灌输学生一点死知识而外，是任何效果也收不到的。这只要看大一国文实施几年毫无成绩，便是最好的证明。所以这门科目如果再不改弦更张，那么只是白白的浪费学生光阴，倒不如干脆不设立的好。”
那么“大一国文”究竟应该怎样教学才不是“浪费学生光阴”呢？很多民国学者都指出应该把它当作一门工具课。正如朱光潜《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1942）指出：“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他主要地是一种语文训练。”姜亮夫《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私议》（1942）也说：“我们大学一年的国文，目的是在训练学生能去自己读中国文化中所必读的书，能写清顺的文章，都是偏于工具技术的训练”。甚至连民国教育部都认可这一点，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颁布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表，就指出：“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
既然是工具性质的课，那么在教学上就离不开“听说读写”的基本训练。虽然不一定就用这四个字，但总是差不多的意思。如钱基博说：“什么叫做国文？就是一国有一国之文学。无论哪一国的人，总须对那一国的文学有相当的教学与造诣。我们做了中国人，就该对于中国的文学有相当之教学与造诣。造诣的深浅，自然各各不同，然而最低的限度，至少应该会‘看’，会‘读’，会‘写’，会‘作’。” （《本院之一年级国文教学》1941）李骥伯说：“‘基本国文’课程之教学，切不可忽视‘基本训练’。什么叫做‘基本训练’呢？我以为一是阅读能力的训练，二是发表能力的训练。训练阅读能力，着重在读书，训练发表能力，着重在作文。”（《论大学“基本国文”课程》1940）魏建功也说：“‘说’‘读’在国语课程占重要地位，‘写作’‘欣赏’归到国文课程里，但这里也不能不顾到。”（《台湾大学一年级国语课程旨趣》1947）
“听说读写”并不只是简单的四个字，民国论文里都有更具体的讨论。比如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1917），是一篇大学预科国文的实验报告，其中包括选的方面12条，讲的方面10条，作文方面12条，出题方面12条，批改方面4条，都是非常具体的“听说读写”训练方案。钱基博在作文教学中带头做“下水文章”，凡是布置学生作文的题目，他自己也写一遍，有时候，他还会把学生的优秀作文和他自己做的范文一起拿出去发表，譬如1916年10月5日《妇女杂志》第2卷第10号的“国文范作”专栏上就发表了钱基博与四位学生的同题作文。阮真在《如何教今日大学之基本国文》（1942）一文中，也介绍自己如何把写作教学和阅读教学结合起来，以教作文之观点教读文，总结出一套“作文法的读法教学法”。
强调“听说读写”的语文训练，必然会增加教师的劳动强度，因此，国文教学必须小班化。陶秋英说：“如一人以一班级计，则学生人数不得过二十五”。 （《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1942）徐中玉说：“国文每班的人数应以二十五人为度，三班九小时七十五人，每两周作文一次勉强还可以来得及。每班人数如果超出三十人，便当减少授课时数为两班六小时。”（《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1948）学者们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显然是能够上达教育部的，因为在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时也指出：“各院系共同必修科目，应竭力设法开设大教室（文理法三学院最好每系有一适用之大教室），尽量容纳应修学生合班讲授，不得以院系为单位，分别设班，以求全院全校互相沟通，但语文科目之每班人数，不得超过四十。”
民国学者、大师们的论文研究还有其他丰富内容，如“大一国文”工具性与传承中国文化、对学生进行思想训练的关系，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讨论；如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大一国文”与中小学国文如何衔接的研究；文学教育与应用写作关系的研究；大学生国文水平下降原因的探究，等等，凡是今天我们大学语文研究中遭遇的问题，当时都已有相当程度的探讨研究，其深度超出我们今天的很多论文。这是一份宝贵历史财富，非常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于杭州
注释：
①本文为笔者已经完成的专著《民国大一国文资料研究》“绪论”节录。
②关于“现代”“近代”的表述，不同研究领域略有不同，本书采用李杏保、顾黄初《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第4页的说法：“中国现代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序幕；中国现代文学史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发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当以1903年语文教育独立设科而掀开扉页。”1903年即是“癸卯年”，但是发布“癸卯学制”时已是癸卯年年末，亦即公元1904年年初，所以本书采用“1904年”的说法。
③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61页。原图尚有学生年龄与就读年数详细信息，本书略。
④《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电牍57，叶18-20。转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13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⑤吴惠龄编：《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1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60页。
⑥《国立大学暨独立学院附设先修班办法》，《教育通讯》，1946年第1卷第7期，第24页。
⑦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