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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书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序
【时间:2015/11/20 】 【来源:无 】 【作者: 王步高】 【已经浏览982 次】

发表日期:2009年4月3日      作者:王步高   已经有3124位读者读过此文

  方编完《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为一次会议能有110篇较高质量的论文而欣喜不已。又得彭书雄先生《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该书名竟与我们前年获全国教学成果二等奖的项目名一字不差,亦是一种缘份),洋洋二十万言。这二者,加之会议本身,这三者标志着我国“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已从初级实践阶段发展到理性思考阶段。以后的教改更多是在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非零星个别的小改小革。我为之欢呼!

一、

  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发展到清末,因长期闭关锁国,除经济总量还居世界领先地位外,其思想陈旧、科技、教育等均与东西方列强有很大差距。戊戌变法又以失败告终,中国的封建制度便只有靠枪杆子来改造了。清末至“五四”前后先是“维新”,后是“革命”的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反应则是新文化运动。其革命口号则是“打例孔家店”,它结束了维系中华文脉几千年并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文化统治。胡适、陈独秀、章太炎、李大钊、鲁迅等等,否定旧传统,倡导白话文,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封建的文化大厦一下子拉倒了,不仅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当时只有康有为、王国维、后期的章太炎和吾校的吴宓等“学衡”派人物犹有惋惜之情,这些人或被斥为保皇党,或被视为保守派。当时的“革新派”(或“革命派”)均有东洋、西洋的文化背景,而“保守派”则土生土长者居多,这是百年来西方文化第一次战胜中华文化;此后因政权之更叠,更是以苏俄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一次次战胜中华文化,到“文革”岁月则达其极至;新时期以来之三十年则是欧美文化取代苏俄的地位,使中华传统文化几无藏身之地。于是乎言必称欧美,中文文章中夹英文,接不通的电话里传来的首先是一段英语,公共汽车上也开始用英语报站名。高考、研究生考试英文已凌架于一切课程之上(高考常常连政治都可不考,语文、数学研究生考试很少考)。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教育部尚且规定中文、外文各6学分,如今是外文10多个学分,中文常常是零学分,这是除殖民地以外全世界大概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从事母语教育者和一些有识之士“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当今,什么提“与国际接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大有沦为英美文化附庸之趋势。其结果是传统道德沦丧,声称“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明星成了当今的文豪,文化大师绝迹,洋泾浜快餐文化取得统治地位。“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实是中华文化救亡图存之举,它发出的是与《松花江上》一样悲壮的声音。用“搜狗”去搜索“大学语文”,竟能搜得1990多万个网页(2007.6.26),可见这一问题受到关注的程度。这也让我们感到几许欣慰。

二、

  彭书雄先生是我认识的同行中对“大学语文”教学有理性思考的少数专家中最年轻、最系统的一位。这既与他硕士论文便选择本课题作系统专门研究有关,也与他工作于武汉有关。武汉不仅高校云集,而且有一批对“大学语文”有深入研究的专家,该省的“大学语文”课程与教材建设也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故此书的问世有其必然性。

  纵观本书,其值的称道处颇多,愚以为尤其是以下各点:

  一、能历史地认识问题:

  对当今大学语文的现状能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去认识,不是笼统的讲一些尽人皆知的事实,说明他是作了认真的探寻。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在大陆还不多见,十年前见过香港的一篇有份量的论文,至今记忆犹深。没有历史的纵深,认识事物便易于肤浅,其结论往往站不住。参加多次全国性大学语文研讨会,很少有人论及民国时期的语文教育,彭先生是仅见的一位。

  二、能宏观地审视问题

  写作本书时,作者搜罗了较多的资料,读了数百篇相关论文,因而能展开相关的定量定性分析,也能运用逻辑方法分类比较,如其对全国《大学语文》教材的比较分析,其观点在全国同行中有一定代表性,亦常被同行引用。一位年轻的大学语文教师,对全国高校本课程的情况有如此全面深入的了解,非常难能可贵。

  三、能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

  彭先生于文艺理论有较深的造诣,这种知识结构,在各高校同行教师中人数不很多,从事大学语文教学者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居绝对优势,他却在研究中引入“语境”等范畴,见解独特,匠心独具。这种化学科劣势为优势的做法,使他的研究别开生面。

  四:理性思维与经验归纳相结合

  当今在“大学语文”论坛上有影响的人物大都是学术地位较高而并不教大学语文的权威人士,其名牌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的身份,使其言论更易受人重视,其实,对“大学语文”最有发言权的还应是长期从事“大学语文”教学实践而又作理性思考和课程改革实践的专家。彭系其一。此书第七章没有长期的教改实践是无法撰写的。他没有笼统地用任何课程均能用的“启发式”、“多媒体教学”(尽管这也很重要)等词汇,而是以古诗词教学为典型例证,写自己教学的独特经验。

  经验带有极强的个性特征,与老师本人的身世经历、学术造诣、口才、个人魅力、讲课是否有激情、普通话是否标准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彭书雄这里探讨的,则更多是一些共性的方法,这对“大学语文”同行均有借鉴作用。

三、

  我与彭先生仅见过两次面,但他的文章却读过多篇,我主编的《全国大学语文研讨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中,便收有其论文三篇,为全书之最多者。本书涉及到学科定位、教材、教法等众多领域,随着全民族对母语教育的开始重视,对本课程的研究领域也必将进一步拓展:如何在较少的课时内使学生的母语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如何让厌倦了语文应试教育的学生对大学语文产生兴趣?如何使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有学科支撑?如何提高本课程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我本人并不赞成在“语文”二字的内涵上作不同的解释,并以此去规范我们的教学改革。叶圣陶先生提出“语文”的命题并不是很科学,这是当今众多专家公认的,只是还没有一个其他大家能接受的名词取而代之。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有联系,又有本质的不同,这如同高数学不同于初等数学一样,怎样界定,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在中学、大学教语文三十年,多次试图去作这种界定,也取得一些成绩,但未能完全解决。稍后能有一点完整的时间,我也欲仿效彭先生写本这方面的论著,再试图作深入阐发。

  我也不很赞成在语文的工具性(文学性)、人文性上纠缠不清。因为这个问题并不存在,没有人反对:“大学语文”要弘扬人文精神的同时,又必须借助文学精品来讲授。问题仅仅在于,教材编写时,是以人文精神的各个逻辑命题:爱国、爱情……来分类还是以文学发展的脉络、文体的特征、作家的流派来划分。怎样更有利于学生接受,怎样更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的迅速提升?在这方面应探讨的应是如何不以类似政治说教的方法,能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传统道德情感的熏陶?能通过我们的课程与教师人格魅力的感召,使学生成为高尚的和谐的人,把校园内的自杀率与恶性案件的发案率降下来,让大学能重新培养出大师来。当然一门课的力量太微薄了,但这门课的重要性又迫使我们这样定位它。它还应当在抵御西方文化入侵、增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上发挥作用。
  
  彭书雄的这本书是近年来“大学语文”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我本人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所有结论,况且,随着“大学语文”课程的越来越受关注,对许多问题我们会有更新的认识,但是,作为一部代表本世纪初全国“大学语文”研究最新成果的研究专著是十分值得人们关注的。理论在发展,实践水平在提高,我们衷心期待彭书雄先生在此领域做出更大的成绩,我们更期待祖国的母语教育能真正转危为安,迎来一个百花盛开的春天。

    2007.6.28于南京龙江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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