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27 13:28:27
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共有243段，周作人只选译了自己觉得最有趣味的十四段，最早发表在1925年4月刊《语丝》22期上。在这十四段正文前面还加了一个小引，内容如下：
《徒然草》是日本南北朝时代（1332—1392）的代表文学作品。著者兼好法师（1282—1350）本姓卜部，居于京都之吉田，故称吉田兼好。初事后宇多院上皇，为左兵卫尉，一三二四年上皇崩后在修学院出家，后行脚各处，死于伊贺，年六十九岁。今川了俊命人搜其遗稿，于伊贺得歌稿五十纸，于吉田之感神院得散文随笔，多贴壁上或写在经卷抄本的后面，编集成二卷凡二百四十三段，取开卷之语定名《徒然草》。近代学者北村季吟著疏曰《徒然草文段抄》，有这一节可以作为全书的解题：“此书大体仿清少纳言之《枕草纸》，多用《源氏物语》之词。大抵用和歌辞句，而其旨趣则有说儒道者，有说老庄之道者，亦有说神道佛道者。又或记掌故仪式，正世俗之谬误，说明故实以及事物之缘起，叙四季物色，记世间人事，初无一定，而其文章优雅，思想高深，熟读深思，自知其妙。”
关于兼好人品后世议论纷纷，迄无定论。有的根据《太平记》二十一卷的记事，以为他替高师直写过情书去挑引盐冶高真的妻，是个放荡不法的和尚；或者又说《太平记》是不可靠的书，兼好实在是高僧；又或者说他是忧国志士之遁迹空门者。这些争论我们可以不用管他，只就《徒然草》上看来，他是一个文人，他的个性整个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的映写出来。他的性格的确有点不统一，因为两卷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得也正在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到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徒然草》最大的价值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趣味性，卷中虽有理知的议论，但决不是干燥冷酷的，如道学家的常态，根底里含有一种温润的情绪，随处想用了趣味去观察社会万物，所以即在教训的文字上也富于诗的分子，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徒然草》文章虽然是模古的，但很是自然，没有后世假古典派的那种扭捏毛病，在日本多用作古典文入门的读本，是读者最多的文学作品之一。以下所译十四节是我觉得最有趣味的文章，形式虽旧，思想却多是现代的，我们想到兼好法师是中国元朝时代的人，更不能不佩服他的天才了。
这一段小引对《徒然草》的作者生平、创作经过、作品价值，有很简洁而明白的介绍。
附：教材所选九段，余五段，据《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补足，供参考。
中 年
年过四十而犹未能忘情于女色的人，若只蕴藏胸中，亦非得已，但或形诸言词，戏谈男女隐密以及人家闺阃，则与年岁不相应，至不雅观。大抵难看难听的事有这几种：老人混在青年中间，妄说趣话；卑贱人说世间权贵和自己如何要好；穷人好酒宴，铺张宴客。
女 色
惑乱世人之心者莫过于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经过熏香，虽明知其故，而一闻妙香，必会心动。相传久米仙人见浣女胫白，失其神通，实在女人的手足肌肤艳美肥泽，与别的颜色不同，这也是至有道理的话。
（案《元亨释书》卷十八云，“久米仙人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学仙方，食松叶，服薜荔。一日腾空飞过古里，会妇人以足踏浣衣，其胫甚白，忽生染心，即时坠落。”）
诃 欲
女人丰美的头发特别容易引人注意。人品性质，只听说话的样子，就是隔着障壁也可以知道。有时单是寻常起居动作，亦足以迷乱人心。即使女已心许，却总还不能安睡，毫不顾惜自己，能受不可忍的苦辛，这都是为恋爱的缘故。爱着之道根深源远。六尘之乐虽多皆可厌离，其中唯有色欲难以抑止，老幼智愚莫不如是。故谚曰，“以女人发作绳，能系大象；以女人屐作笛能招秋鹿。”所当自戒，应恐惧谨慎者，即此惑溺也。
（案《大威德陀罗尼经》云，“乃至以女人发作纲维，香象能系，况丈夫辈。”吹笛引鹿系日本传说。）
好 色
男子虽多才艺而不知好色，至为寂寞，殆知玉卮之无当也。濡染霜露，彷徨道涂，父母之训诫，世人之讥评，悉不暇听闻，尽自胡思乱想，然而终于仍多独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风趣。但亦非一味游荡，须不为女子所轻，斯乃为佳耳。
独 居
妻子为物盖非男子所应有者。听人说是永久独居，最为愉快。偶闻人言某已入赘，或某娶某女，已同栖了，令人对于男子生卑下想。如娶寻常女子，人将轻蔑曰，“这样的女子也好，所以便配合了。”如女稍佳，又曰，“男子一定非常珍重，当作菩萨供养罢了！”若真是美人，人言亦愈有因。且管理家务的女子至可惋惜，有了儿童，提携爱抚尤为烦苦。男子死后，留女子剪发为尼，渐即老丑，是即在死后尚极不愉快也。无论如何女人，朝夕相对，恐亦将厌足疏远，在女子亦当感到冷淡。不如分居，男子时往聚会，虽历时久远，交情可以永续。偶尔往访，辄复留连，亦殊有情趣。
（案这所说的办法与近来蔼理斯夫人所主张的“半分离的结婚”Semi detached
Marriage相似，不过更是浪漫的罢了。《徒然草》第二百四十段中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结合的夫妇，他说，“不知他们第一句是说什么话？”这真是大家都想问的一件事。他以为只有情人团聚，“互说往昔相思的苦辛，约会的艰难，这才有不尽的情话。”此节更反对结婚，老法师的波希米人性质益发现无遗了。）
母语与翻译
母语的长河流到现代，实在已经太古老了，它需要开辟新的源流，于是有白话运动。然而白话要想取代文言，谈何容易。最开始我们就已经说过，一个民族最好的语言都存在于他们的文学之中，文言文的魅力，在于能够开启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宝藏，那么白话文呢？相对于五千年的历史，一百年的时间终究太短，还来不及建立像样的文学数据库。怎么办？等上一千年吗？当然不能。
于是在现代文学创作的同时，出现了翻译文学，这不但是最快捷的方法，也是和世界交通的最好途径。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卷一）可以说，当时最优秀的作家，没有不兼做翻译的工作的。这项工作确实对现代母语的建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尚在1926年，周作人谈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验就说：
不过时运真好，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我学国文的经验》）
正如众所周知的，随之周作人等一批新文人也都加入了翻译的行列，或专事翻译的，或亦创作亦翻译的，更有因政治关系不能创作反而成就了翻译的，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能够这样说：
查先生（查良铮）和王先生（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青铜时代序》）
一方面“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另一方面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也让译者找到现代母语的感觉，使自己成为“最好的作者”。这一点我想用在周作人身上特别恰当。他翻译《徒然草》虽然只译了十四段，已足以让人知道什么是“美文”。他的译后记也说明他是把翻译当作对现代文的探讨的：
上边十四篇中有九篇系去年旧稿，其余均系新译。原文虽系古文，我却不想用古文去译他，但终因此多少无意地夹进一点文言去，——这个我也不复改去，因为要用纯粹白话来译也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译校竟记。
他说要多少夹一点文言去，这是很对的，白话文总不能断了自己的传统，全盘西化不是汉语，他说：“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公安派是晚明诗歌、散文流派，我们也不妨把这个意思再拓开一点：中国的现代文学就是由古代文学与翻译文学的综合产生的，母语的现代化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
上述道理运用到教学上，就是教师在讲授外国文学的课文时，一定要把它当作翻译文学来教，也就是要重视译者，重视译者的国学功底，重视译者运用母语转换外国文学的能力。具体到这一课，情况更加有趣：首先是兼好法师善于学习中国文化，熟知很多中国的经典和典故，将其转换成日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学；然后是周作人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又熟悉日本的文化，将其重新转换回这一段段“美文”。读这样的作品，我们感受到的是哲学上说的那种“否定之否定”，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也就是母语的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