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新义》与“新笔记小说”

节录《孝感学院学报》2012年5月 第32卷第3期

《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改写》

第一部分《新笔记体小说“聊斋新义”》

作者：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方星霞

汪曾祺习惯上被称为“京派”最后一位作家。其新时期的代表作，如《受戒》、《大淖记事》、《鉴赏家》诸篇，的确体现了“京派”的审美风格。不过，汪曾祺作为一位独立的作家，其小说在文体上亦有异于“京派”的一面，这主要表现于“新笔记小说”之中。因此，我们在强调汪曾祺如何上承废名、沈从文之余，也应该重视其开拓精神。

“笔记体”，中国古已有之。古代笔记可从内容上分为“志人”、“志怪”两种，《世说新语》、《聊斋志异》分别为二者之代表。笔记亦是文人借以抒怀寄意的体裁，从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到清代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沈复的《浮生六记》，无不在记人叙事中流露文人志趣。

汪曾祺认为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传统：唐人传奇和宋人笔记，又指自己喜欢宋人笔记胜于唐人传奇。[1]249于是，他的小说偏向笔记体，行文用语夹带一股文人雅致，可谓开“新笔记小说”之风。

“新笔记小说”指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具有传统笔记体神韵的小说。这些小说篇幅短小，内容博采广记，语言简约古雅，与传统笔记相互呼应。钟本康把新笔记小说的发展历程归结为80年代初、中、末三个阶段，并以为孙犁的《芸斋小说》率先揭开“新笔记小说”的帷幕，继而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故人往事》、《桥边小说》则令新笔记小说大放异彩。[2]14不过，也有论者认为无论从数量或发表时间来看，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应该是汪曾祺，而不是孙犁。[3]69-71其实，孙犁和汪曾祺的发表时间很接近，很难说谁是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然而，孙犁运用笔记体来创作的动机却比汪曾祺明显，《芸斋小说》仿《聊斋志异》体例，于篇末记“芸斋主人曰……”，聊抒己见，可见孙犁是有意识地借助笔记这一文体来写作。但是，汪曾祺却说：“我是爱读笔记的。我的某些小说也确是受了笔记的影响，但我并无创立现代笔记小说这一文体之意。现在有的评论家像这样的称呼我的小说了，也是可以的吧。”[4]331可见汪曾祺并非刻意造就一种新的文体，只是从古代笔记中找到契合自己审美旨趣的东西而已。

除了孙、汪二人，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都是80年代初的笔记小说代表作。其后，新笔记小说创作蔚然成风，李庆西的《人间笔记》、阿城的《遍地风流》、赵长天的《苍穹下》，皆引来好评，“新笔记体”遂成为当代文坛关注的文体现象。庞守英认为在众多笔记小说作家中，写得最多，而且最有代表性的是“新老作家”汪曾祺。[5]131

“聊斋新义”只是汪曾祺新时期创作的一小部分，不过这些作品直接借鉴的就是古代笔记，故以此为分析对象，更能表现汪氏小说的文体特点。另外，通过对比原著与改作的异同，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审视作家的美学观。

汪曾祺于1987年开始改写《聊斋志异》，8月1日完成首篇《瑞云》。同年9月，汪曾祺应邀赴美参加爱荷华大学举办的“国际写作计划”，期间写成《黄英》、《蛐蛐》、《石清虚》。他在写给太太的家书中谈到写作的情况和目的，说：“我改编聊斋，是试验性的。这四篇是我考虑得比较成熟的，有我的看法。”[6]121还提到：“我觉得改写《聊斋》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给中国当代创作开辟了一个天地。”[6]108可见，作家对这项改写工作抱有期望。其后几年，汪曾祺陆陆续续写了一系列作品，称之为“聊斋新义”，共十三篇，有的沿用旧题，有的另拟新题。

[参考文献]

[1]邓九平.汪曾祺全集：第5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钟本康.关于新笔记小说[J].小说评论，1992（6）.

[3]冯晖.汪曾祺：新笔记小说的首先发声者[J].云梦学刊，2001（3）.

[4]邓九平.汪曾祺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庞守英.新时期小说文体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6]邓九平.汪曾祺全集：第8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