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非常道之二

    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认为大学语文肇始于南洋公学。说：“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

    唐文治是光绪进士，曾随使出国，广泛考察日、英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1907年至1920年间任南洋公学校长。他非常重视国文教学，招考时，试卷先批阅国文，国文成绩不好，其它试卷不再批阅，考生也就失去了录取的希望。这成了南洋公学的传统。30年代孙科之子孙治平曾报考交大（这时南洋公学已改名为上海交大），因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被录取，只得作为一名选科生来交大旁听。

    唐文治还亲自编著校本国文教材，计有《曾子大义》2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1卷，并于1909年出版。这就是顾黄初说的大学语文教材“肇始”。“大学语文”是今天的说法，当时应称“大一国文”。

    不过严格说来这并不能算是大一国文教材。“大一国文”是近代分科教学的新学制产物，尤其是将国文从传统经学中分离出来的产物，而唐文治编写的教材，则仍是传统读经的内容。

    真正当得起“大一国文”的是当时南洋公学的另一种校本教材，即由唐文治亲自组织，该校国学科长李颂侯编辑的《南洋公学新国文》，该书汇集了学校历年国文大会（国文比赛）获奖的学生优秀作文。该书于1914年和1917年分两辑出版，由商务印书馆代售。据上海交大校史记载，“该书一出，即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

    《南洋公学新国文》虽然仍有传统经义的内容，但更有一批反映时代风范的文章，如《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说》《中华民国成立颂》《足球颂》《拟通告全国学校广设国学传习会议》《拟本校祭蔡松坡先生文》《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等等。

    《活版》是邹韬奋的作文，他也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后来他有一篇题为“大声疾呼的国文课”的回忆文章，说：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的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诗的同样的拼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确受着很大的推动。

    邹韬奋说的虽是课堂教学的情景，不过“大声疾呼”确实成为南洋公学国文课关注国家民族存亡的学风，后来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形势险恶，南洋公学（此时已改名上海交大）师生仿王粲作《登楼赋》，抒发国家动荡，人民苦难之忧思。大声疾呼的“大一国文”成为南洋公学的重要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