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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杨春魁:论大学语文的人文性
【时间:2013/1/18 】 【来源: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 2012.S1 】 【作者: 何二元 杨春魁】 【已经浏览4376 次】

    内容提要  语文是人文学科,“人文性”是人文类学科的共同属性。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和其它人文学科的“人文性”有何区别?这是关系学科定位的关键问题。本文从四个方面研究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一、工具性与人文性;二、工具自身的“人文性”;三、三种人文主义;四、人文教育的分工。
    关 键 词  大学语文;工具性;人文性;科学性

    没有一门学科比语文更喜欢谈论“人文性”了。

    在智网检索标题含有“人文性”一语的论文,计1200篇,再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艺术、语文等学科名对这些论文作二次检索,得到的数据是:文学15篇,历史14篇,哲学6 篇,政治15 篇,艺术11 篇,语文456篇。(2012年3月4日0点数据)语文学科使用“人文性”一词的频率大大高于其它学科。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是语文学科比其它学科更具有“人文性”吗?恐怕不能这样说,起码文学、政治的“人文性”绝不会逊于语文,而且是应该排在语文之前的。仔细阅读这些论文,笔者推想原因可能有以下两个:

    第一个原因,语文学科谈论“人文性”,主要还停留在“属概念”的层次。我们知道,一个定义的基本公式是“属概念加种差”,语文和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都属人文学科,“人文性”是它们共同的属概念,语文研究论文讲了这么多“人文性”,无非是证明它是一门人文学科。确认属概念是任何学科草创时期的重要任务,正如当年达尔文提出人是动物,动摇了神权,引起激烈的反响,那个时候的有关争论文章如果统计一下,“动物性”应该是一个很高的词频。但是当人类学得到巩固之后,研究的重点必然要转移到人和其它动物的种差,比如人的社会性,人的语言,人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能力等等,假如一直只讲人的“动物性”,那只能止步于动物学,而不可能建立人类学。同样道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人文性”讲得比较少,不代表这些学科的“人文性”就不强,而是这些学科在自己的基本属性方面已经尘埃落定,确立了基本的学科自信,它们对“人文性”研究的任务主要已经转移到“种差”方面,那么在标题上较少出现“人文性”一词也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假设将来有一天语文学科的属性问题也尘埃落定,那么在接下去的研究论文标题上将更多出现“语言”“文字”“工具”字样,而不是“人文性”,那也将是很正常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语文是一门形式训练课,它以其它所有学科(主要是人文学科)的内容为内容,也就是叶圣陶说的课文只是“凭借”,是“例子”。所以,语文课文的内容范围很广,文学作品固然是课文的主体,其它诸如历史故事、哲学著作、艺术小品等等也是常见的内容,甚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类的文章也经常出现在语文教科书中,这些其它类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文章,在内容上也都有各自的“人文性”(笔者常举的一个例子:数学不会有“小明昨天杀死两个人,今天又杀死一个人,小明两天一共杀死几个人”这样的题目,说明数学也有自己人文的底线)。那么仔细辨析很多谈论语文“人文性”的论文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在谈论其它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人文性”,把这么多学科的“人文性”都加到语文学科来谈,“人文性”一词的出现频率自然就超高了。

    我们再做一个平行的比较,英语课也是一门语言训练课,它的课文也是来自其它各学科的,如英国小镇的街景、人和住房、巨人的花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汤姆历险记、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等等,你能说这些课文没有“人文性”吗?真要研究的话也可以写成很多“人文性”论文,然而同样这1200篇标题含“人文性”的论文,用“英语”作二次检索,一共只有27篇(语文是456篇!),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只能说英语已经超越了泛论“人文性”的阶段。

    由此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语文研究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文性”,第一是因为它对自己的学科属性没有自信,第二是它没有把握住自己学科的特点(种差)。大学语文研究论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智网上标题含“大学语文”一词的论文计3447篇,再用“人文”一词作二次检索,其中标题检索为352篇,主题检索为1489篇,关键词检索为1261篇。即使用历来与大学语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一词作二次检索,得到的数据也仅为“人文”的一半,分别为61篇,807篇,596篇(2月24日凌晨的数据)。“人文”一词在大学语文中的频率也实在是太高了,根据前面对语文学科的分析,我们只能说大学语文也是缺少自信,没弄清自己的基本属性。

    大学语文不是不能研究自己的“人文性”,但是这个研究应该集中在它与其它人文学科的“种差”上,这个“种差”也就是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如何打造和使用这个工具,这也是有“人文性”在里边的。下面就从这一角度,略谈大学语文的“人文性”。

    一 是工具为人服务,还是人为工具服务?

    语文是工具学科,语文最基本的“人文性”就体现在是工具为人服务,还是人为工具服务?中小学搞应试教育,把人变成考试机器,那么无论怎样天天把“人文性”挂在嘴边,不管写出多少篇“人文性”论文,其本质也是不人文甚至反人文的。大学教育没有了应试的束缚,按理说应该走上素质教育的轨道,使教学更具人性化。然而在大学语文课堂上,仍然能见到满堂灌、标准答案、闭卷考试这些应试教育的做法,大学生中也出现了类似应试教育中的那种厌学情绪。尤其是占了大学语文半壁江山的自学考试,从考试题型、考试内容到考试方法都和高考并无二致,这正是大学语文也缺乏“人文性”的表现。然而作为研究课题,这个事情又并不那么简单,假如不考试,如何约束学生的学习?如何对学生进行学习评价?中小学那种“过程性”的评价模式,是否适用大学语文?尤其是上百人几百人的大班化教学?这说明仅仅研究学科的“人文性”还是不够的,“人文性”从来是和“科学性”构成一对矛盾的,有了“人文性”的良好愿望,还要有科学研究精神,才有可能把“人文性”落到实处。

    同样的研究还可引申到文言文教学。五四时期,为什么那么多有识之士提出废除文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言文这个工具已经不能很好地为人服务。但是过后仔细反思,文言文也并非完全不能为人服务了,它的一部分成了死的语言,但是还有一部分至今仍然保存着活力,可以滋养现代汉语,这就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然而其后的问题又并不是废止文言文,而是文言文始终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主体,比如1942年的民国部颁《大学国文》全是“经史子集”,1980年的全国统编《大学语文》文言文也占绝大多数,对此,从“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视角应该作何解释?这倒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二 语文“工具”自身“人文性”的研究

    语文是工具,准确说它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中国的语言文字,本身就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值得做专门的研究。当语文界还在泛论语文的“人文性”时,语言学家已经开始尝试这样的课题。复旦大学的申小龙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

    “大量的事实说明,‘取于身又见其为’,以人的自身肌体和行为通于一切事物,是汉字构形的基本方略。古人将世界的结构关系视为人自身的结构关系的延伸,以人的认知图式和行为模式去理解和建立世界的图式,这是一种浓郁的人文精神。”[1]

    “汉字的人文精神,不仅在于汉字本身‘形入心通’的特质,更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表意系统,汉字的结构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因而汉字具有独立的文化解读功能。”“汉字的人文精神的研究,是汉字字形、字义、字音、字能的综合研究。它包含着当代汉字学对汉字性质的反思,也包含着当代汉字研究对书面语言特质的反思。”[2]

    申小龙有关汉语人文性的论文和论著还有以下这些:《关于语言的共性问题——汉语人文性答辩之一》(《语文建设》1988年第3期)、《当代语言科学方法论的人文主义选择》(《未来与发展》1989年第6期)、《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语言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汉语语法研究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以及专著《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真想要研究大学语文的“人文性”,那么这些论文与专著也是应该先看一看的。这些语言学方面的论著,读起来可能要费一点力,但是假如真的想要研究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就没有平坦的路可走。

    三 三种“人文主义”的研究

    所有国家民族都存在着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这三种文化都有各自的“人文主义”。“文明以止,人文也”,这是主流文化的人文主义,这个“止”是和“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的“止”一个意思,是指约束,强调“文明”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有所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才是一个文明的,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徐中玉的《大学语文》教材,就是体现这个意思,所以教材设计的“人文主题”就是“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等等,徐中玉教材是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主要采用主流文化的人文视角无可非议。

    大众文化有大众的人文主义,那就是人的生存权,人有享受生活的权力。中国明代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大众的人文精神开始蔓延,针对理学家们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文理论,大众人文精神的代表李贽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这样的人文精神。这可能是我们一些“人文主义”论者不愿意听到的,当年他们批判王朔小说的“人文精神失落”,却没有想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经典作品《十日谈》正是同样的性质,都是一种大众的人文主义,难怪王蒙讥笑他们“你们讲的是哪种人文主义呀”。在大学语文中,完全体现大众人文主义的教材还没有看到,大概也不会出现(这和高等教育的文化定位有关),但是在一些教材的课文中,开始入选流行歌词、金庸小说,显然正是考虑到了大众特殊的人文需求。

    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是最具特色的,它强调人的精神诉求,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在物欲泛滥的当今社会,最应该弘扬这种精英文化的人文主义。但是精英文化又是难的,不仅难在精神的自律,尤其难在处理与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有时会发生冲突,因为主流文化首要的任务是处理当下的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而精英文化则更多考虑终极性的问题,所以往往对主流文化采取疏离与批判的态度,夏中义的《大学人文读本》显然就是持这样一种人文态度。我们赞成精英人文主义,但又应该掌握分寸,尤其是在课堂教学中,不宜过分渲染这种疏离与批判的情绪——大学生仍处在求知的年龄,人生的季节不能倒错,应该先给他们打上一个明亮的生命底色,这也是体现了对青年学子的人文关怀。

    所以,当我们发表有关“人文性”的论述时,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你要讲的是哪一种“人文主义”。

    四 人文教育要有分工

    语文教育经常讲的“文以载道”,其实也是“人文性”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个问题应当有所分工,教材编者和教师应该各司其责。文道问题的第一责任人是教材编者,如何挑选课文,确保课文都是符合人文精神的,不要把非人文,甚至反人文的文章选进来。比如徐中玉坚决不选周作人文章进教材,认为“对周作人绝不能一味称赞而忘其严重堕落”,[3] 就是坚持了这样的原则。笔者编写大学语文教材(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虽不定位于主流文化,但也自觉借鉴主流文化的标准,比如本来想选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又想选李敖的北大讲演,仔细研究内容之后,终于割爱——“人文性”讲究到这样程度也就够了吧?再多可就过犹不及了。

    教材编好后,教师的责任就是按照课文及导读内容认真备课讲课,讲好了课文,自然也就讲好了人文,用不着再外加地在课堂上大讲所谓“人文性”,以至于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古人云“文以载道”,既然“文已载道”,那么讲好了“文”就等于讲好了“道”,非要在“文”之外大讲特讲所谓的“道”,非如此就不能彰显其道,那只能证明这个“文”并没有“载道”,或者载得不好,这样的课文要换掉重选。

    我们还可以做个反证,试想,假如我们选《神童诗》的头几句来做课文,即:

    天子重英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即使不把它归入“读书做官”呀“上智下愚”呀这些“单元主题”,即使教师不再作任何课文分析,你只须带着学生照本宣读一遍,就是不合适的,恐怕还要被人告到学校甚至公安局。为什么?因为反人文是这篇课文所载有的“道”,你无须再讲,读了“文”就宣传了“道”。那么同样的道理,教材选了那些真正符合人文精神的文章,为什么非得文外论道才算进行了人文教育呢?莫非人文的力量还不及反人文的力量吗?


    【注释】
    [1] 申小龙《汉字构形的主体思维及其人文精神》,《学术月刊》1994年第11期。
    [2] 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3] 见《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同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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