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学语文研究的科学性。我最反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说法，人文性不是和工具性统一的，人文性和科学性才是一对矛盾，需要统一。那么工具性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人文性和科学性服务的。
很多人觉得说大学语文人文性很顺口，说科学性很别扭，其实科学性对于大学语文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譬如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研究，就需要有科学性。我来之前查了我们历届年会对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每届年会都有很多的议论，单独看，每一届都说得不错，然而连起来看，一届和一届都不搭界，这就是缺少科学性的表现。科学性要求研究结果具有可重复性，后面的承续前面的，前面的结论你可以不同意，可以推翻，但是不能当它不存在。
注：当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具体列举历届年会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现在把它附在下面。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讨论，从1980年重开大学语文课后一直没有停止，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从1982年召开第一届年会，到现在即将召开第十四届年会，每一届年会都以此为重要议题。
第一届年会提出：开设“大学语文”课不是单纯为补课而设的权宜之计。开设语文课主要是为了适应学生当前学习和今后工作的需要，是为了培养四化建设的优秀人才，是为了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恢复我国优良的教育传统，改革高等教育体制而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二届年会论文集序言，是匡亚明、徐中玉、侯镜昶联名发表的《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的学科》，提出“大学语文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包含文、史、哲、经、政等有关内容，但又不等同于这些学科。它必须选修一些有关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品德修养、治学方法甚至自然学科方面的篇章，它是一门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必须按照它自身的规律作为独立学科存在、发展下去。”
第三届年会对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的、要求、任务，进行了深一步的讨论。有的院校主张把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放在教学目的要求的首位；有的院校主张把提高学生的阅读写作能力放在首位；有的院校则提出应把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放在首位；也有的院校提出应把汉语知识的教学放在首位。
第四届年会在论文综述中概括与会代表的意见，认为大学语文在培养改革人才方面有以下三方面意义：首先，是思想教育方面的意义；其次，塑造开拓性的改革人才；第三，培养学生的独立能力。
第五届年会提出大学语文应该培养创造性思维，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文化。浙江毛信德副教授的论文说：大学的语文教学决不仅仅是指在课堂讲解几篇作品或者分析几位作家，也不仅仅是教学生学会几种文体的应用文章，它应该是一项如何教育学生懂得“中国人为人的道德”（鲁迅语）的系统工程，它应该是包括文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史学、写作学、艺术学等各门课程在内的大学阶段的语文总体教学。
第六、第七届年会资料暂缺。
第八届年会提出：大学语文如果能够将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脉络作为一个知识体系，再由宏观到微观地引导学生浏览、领会名家名作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要义和思想精华，它必然发展、建设成为兼具文学知识、名作赏析、时代民族精神、文化思想精华等文史哲交融的综合性学科。
第九届年会提出：“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核心基础课，设课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语文水平，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但是又认为“大学语文是一门涉及面很宽的基础课，在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情感教育、艺术教育、人文教育等等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十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人文素质教育”，经过讨论，大会汇报，最后由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会长齐森华概括为大语定位共识——成为必修课；以文学审美为载体达到提高人文素质修养；同时注重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第十一届年会徐行言副会长提出：让大学语文回归语文，而不是变成单纯的大学文学或大学人文。他认为语文能力有下列五个要素：一是对人类情感与心理世界的体察与领悟力；二是对生命现象的感知与想象力；三是对文本所传达的精神价值与思想哲理的洞察力与批判力；四是对文本语言形式的感受力、组合力、表现力；五是对所论对象进行逻辑梳理的判断力、分析力与思辨力。
第十二届年会主要议题之一是大学语文功能定位的再思考，其中陈洪认为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徐中玉强调要人文性和工具性有机统一，华师大的文贵良的论文《大学语文：到底应该教什么？》说：“理顺表达”，符合母语规范，应该是大学语文课程的基石。
第十三届年会上，新任会长谭帆说：我对大学语文的教学的定位，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一个“精”字，追求精致的经典阅读。 假如我们能够从一篇经典篇目里带出一本经典书的领域，乃至一个群体的经典书的领域，我想我们大学语文的贡献，我们大学语文影响就更大了。
这是我们重开大学语文以来，我们学会成立以来积累的宝贵资源，假如我们再能增加一点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传承性，把这些研究形成合力，也许课程定位问题就能解决了。尤其是第二届年会上匡亚明等人提出的“大学语文应该成为独立学科”，假如我们当初能够坚持这个观点不放松，那么至今也有30年了，也许就能够完成学科建设了。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有的只是重复的讨论，争论，两年以后再回到原点。由此可知大学语文研究的科学性有多么重要。
（补记2：这次年会上又听到了很多专家提出了很多很正确的课程定位，不过更令人振奋的是学会终于要建数据库了，首先是王步高老师在主持大会交流汇报的时候，提出他的想法，要把历届年会的论文全都收集起来，做成电子本——好像是这样说的，避免论文研究同题重复。后来闭幕式上谭帆会长也讲了同样的想法，要建数据库。这是大学语文研究走上科学化道路的重要标志！）
我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大学语文的文体问题，这是我们这次年会的主要议题，昨天学会顾问吴承学教授，华师大的周圣伟教授，都讲了这一专题。我这里只讲最基本的文体问题，就是关于文学与实用文两种文体，这是大学语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在社会上对我们大学生的意见，并不在于他们不会写诗歌，搞创作，写格律诗写成了古体诗，不是这个，而是他们根本没有文体感，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写什么不像什么，写实用文偏偏用了很多文学语调，写文学作品又缺乏应有的文采。所以我一直认为大学语文和应用写作应该是同一门课，我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推理是：语文是母语教育，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文学）学习母语艺术，是规范与艺术的统一。文学和应用文必须放在一起才能学好，它们分别是“不应该怎么样”的参照物，学文学作品，我们要让学生知道应用写作不应该怎么样；学应用文，要让学生知道文学不应该怎么样。在文体对照中进行比较学习，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家也许觉得这行不通，是的，现在的应用写作确实和大学语文相差很远，但是我觉得那是应用写作本身定位有问题。应用写作分为专业应用写作和基础应用写作，那些法律文书写作、经济合同写作的内容，本应是专业课的内容，这些专业如果有必要，将来会专门开课。现在却和基础应用写作混在一起，一些本来学文学教语文的老师，也堂而皇之地编起应用写作教材来，更多大学语文教师更是被迫教授这些法律的、经济的东西，我把这个叫做无证经营，非法上岗。这些东西应该在专业应用写作中去讲，我们大学语文教师讲的应该是基础应用写作的内容，这些内容和文学就相差不那么大，譬如记事散文与新闻，记人散文与自传，游记和导游词，都是可以对照起来讲的。还有一些语言文字上的异同，譬如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等等，都可以形成比较专题。这样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解决应用写作冲击大学语文的危险，这个冲击是比外语冲击母语更加严重的，我们其实并没有听到某校因为要开外语而取消大学语文，我们却确实不断听到很多学校用应用写作取代了大学语文，假如能把基础应用写作纳入大学语文，就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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