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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寿康:实用·文章学·重今
【时间:2012/7/29 】 【来源:殷都学刊 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 【作者: 张寿康】 【已经浏览3699 次】

节选自给峻鼎主编的《应用文写作》写的序言,“重今”部分略。

 

    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日诰,四日会,五日祷,六曰诛。”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古代的“文”或“文章”是非常广泛的概念,既包括我们今天说的狭义的普通文章,也包括诗歌骚辞,以后又包括戏剧、小说。陆机《文赋》的“文”,《文心雕龙》的“文”以及昭明太子《文选》的“文”,都包括诗歌,但这些论述和选本还都是以文章为主的,因为  “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如《文赋》论述的“碑、诔、论、说”,《文心雕龙》论述的“祝盟、诔碑、哀吊、史传、论说、诏策、章表、奏启”等等和《文选》所收的“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牒、书、檄、对问、符命、史论、诔、哀、碑、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类都指应用体文章。可见我们有重应用的文章传统。

    应该说,汉代以后,古人已经逐渐觉察到实用文章与某些文学作品的差异。王充《论衡·超奇》说:“文笔不足类也。”这里的文笔虽然分开说了,但是仍泛指一切文章。到了南北朝时代,北朝的颜之推写《文章篇》,开头一段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一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从颜之推所论述的文体和文章的作用以及后文所谈的文章特点(“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看来,颜之推所说的文章,有文有笔,而文指“歌咏赋颂”,笔则指其他文体而以笔为重。南朝《南史·颜延之传》记载:“(宋文)帝尝问延之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这是文与笔对举的最初记载,可以理解为当时文与笔有明显差别。颜延之的具体的文笔说,则见于《文心雕龙·总术》篇。《总术》说:“颜延年(延之字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这实际_仁把文章分为文、笔、言三类,“文”是指《诗经》一类,《左传》是笔,其他经典(如书、礼)则为言。这种把文和笔、言区别开来的作法,似乎已经认识到文与笔、言的差别:文学(诗歌赋颂,赋也不都是文学作品,如《文赋》便是学术论文)为文,笔、言即一般文章,而一般文章也是讲文采的。郭绍虞先生说:“文章与文学,在涵义上有其相同之点,又有其不同之处。”(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343页)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觉得颜延之的这种区分比《文心雕龙·总术》上只从形式上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则更为明确。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二分法是“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这里显然是把“诗”视为文,“书”视为笔。颜延年(334-456)的说法早于刘勰(约465-约532)几十年,而刘勰的说法则是当时的普遍认识。这种认识在梁元帝萧绎(508-554,比刘勰稍后)的《金楼子·立言》有了比颜延之刘勰更进一步的认识,说明更为透彻。《立言》上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善为章奏如伯松(按《文心雕龙·章表》上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都是应用文)若此之流,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己。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里所说的古人之学者有二,指战国至汉的文学(学术)与文章之分,今人之学者有四,是指从文学中分出儒与学,从文章中分出文和笔。(详见《中国历代文论选》343页)可以看出《金楼子》所谓文,是指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的诗骚赋颂一类文学作品,而笔指的是章奏诏命一类的应用文体,而这种应用文体也是要“神其巧惠”,需要技法的。这类所谓的笔,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有别于文学作品的普通文章。

    应该说,在“五四”运动以前的一个很长时期,文章这个观念是包括文学作品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文笔之分,已经意识到文学与文章的差别,唐代的张说(燕国公)、苏頲(许国公)善为文笔,当时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并称为“燕许大手笔”,继承了笔的说法,但是后来没有沿用下来。“五四”运动前后,文学作品逐渐脱离文章,独立出去,这样,过去的文章便一分为二,一是文学,一是我们所说的狭义文章,也就是普通文。“五四”以后,不少学者也看到了这种发展的趋势。谢无量说:“窃谓吾国文学,当分别美文与实用文二种,各为门户。”(《实用文章义法·绪言》)孙俍工也把文体分为实用文(包括记叙、论说)、美文(即文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两类(见《论说文作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区别开了文学作品和实用文章。叶圣陶先生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说:“‘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60页)叶老的话意味探长,说得十分透辟,阐明了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了普通文章包括应用文体,论述了应用文的作用。叶老所说的普通文就正是文章学的研究对象(详见拙文《文章学论略》,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4期)。那种认为现代文章还应包括诗歌、戏剧、小说的的说法,那种不赞成把文学作品和文章区别开来的主张,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是违背发展趋势的,是不刊干现代化社会的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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