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正在写作的《母语高等教育研究》之一节）
语文“工具说”并非只是后来叶圣陶诸人想出来的，“工具”的思想早在近代语文学科草创之初就已潜伏，后来又在白话文运动和民国教育中得到普遍认同。
癸卯学制《学务纲要》说：
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文学既废，则经籍无人能读矣。外国学堂最重保存国粹，此即保存国粹之一大端。假使学堂中人全不能操笔为文，则将来入官以后，所有奏议、公牍、书札、记事，将令何人为之乎？行文既不能通畅，焉能畀以要职重任乎？
就是说国文是读经和学习各种文体的工具。在癸卯学制中，国文一科叫“中国文学”，这是一个不恰当的称呼，唯有在阐述国文科的工具性质时，它改用了“中国文辞”，也就是“语言文字”的意思，这也暗示了“语言文字”的定位与“工具说”有某种天然的联系。
到白话文运动的主将胡适那里，便把“工具”一词明白说出来了，文学革命甚至就是工具革命。《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回忆他1916年的思想时说：“从2月到3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胡适文集》第一卷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民国的国文教育也用了“工具”这个词。1924年，黎锦熙在《国语教学之目的》一文中说：“语言文字有什么用处？……（一）就是得到了研究学问的工具（即我们施行教育的一种工具）；（二）就是得到了种族中历代所积聚下来之知识的钥匙（因为他能记载人类生活的过去经验）：这真是一件重要的东西。”（《黎锦熙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26页）1936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说：“民国六年左右，我们觉得文字是一种工具，文言、白话功用差不多，但是白话文是用语言写出来的，读时容易明了，不必花去翻译讲解的功夫，作文也容易，要说甚么就写甚么。因此，主张小学用白话文编教科书。”（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 442-443页，原载《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11期，1936年5月）
这说明“工具论”不但是近代语文的设科依据，还是文学革命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淘汰文言，改用白话，正是新旧工具的革新。
叶圣陶是“工具说”的集大成者，1935 年，他在《闻华北改编小学教科书有感》一文中就已经指出：“教科书，工具也，工具自当期其尽善，而如何使用工具，以达到所悬之目标，则视工具尤为重要。”（《叶圣陶集》第12卷288页）1942年，他更将这一理论具体用于国文教学，说：“国文，在学校里是基本科目中的一项，在生活上是必要工具中的一种。”(《认识国文教学——<国文杂志>发刊辞》，原载1942年8月1日桂林《国文杂志》创刊号，《叶圣陶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102)建国后叶老更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1955年在《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报告中，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语言的学说，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1963年在《认真学习语文》中说：“语言是一种工具，就个人说，是想心思的工具，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就人与人之间说，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文汇报》1963年10月15日）1978年在《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里说：“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正如1980年吕叔湘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文中所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吕叔湘论语文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425页）
由于叶圣陶等人的坚持，“工具说”长期来成为语文教育理论的主流，各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大纲、语文课程标准也都采纳了这一说法。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却有人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认为“工具论”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他们不想想其它学科没有“工具论”，为什么也会有应试教育？），而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用“人文性”取代“工具性”。这个争论最后由新课程标准作了调和，认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为什么会有对“工具说”的质疑呢？无非是因为“工具”一词在中国人的词典里比较形而下吧，所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工具”自然是和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文”不能相容了。他们根本就忘了“人是会制造工具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著名论断，任你再高贵的人类世界也是由工具所造成的。以为“工具论”只适用于应试教育，无缘于人文素质教育，这是拙于大用。我们都知道《庄子·逍遥游》讲过的一个不龟手药的故事：
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洴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絖，则所用之异也。
所以工具本身无所谓善恶（“误尽世人”是谓其恶），关键在使用工具的人，使用得当，语文可以是学习“语言文字”的工具，也可以是学习文学的工具，学习文章的工具，学习文化的工具，乃至文学革命的工具、人文教育的工具；使用不当，则可能沦为读经讲经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应试教育的工具——非工具之过，人之过也。所以现代学制除了语文学科外，还设有政治、思品、公民、法制等学科，从来也没有人会奢望一门语文课就能够解决全部“人文”问题。
出于同样的对“工具论”的误解，有人认为中小学可以讲工具，大学语文则必须讲文学，讲文化，讲人文。他们不知道工具也是与时俱进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机器时代到今天的计算机时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工具进步史。所以问题不在于语文是不是工具，而在于语文这个工具是否能够与时俱进，也就是本书开始所说的母语教育的终身性与阶段性问题，这个问题中小学语文一直没有解决好，因此大学语文也缺少研究的逻辑起点。假如再纠缠于文学、文章、文化、人文这些内容层面的东西，更永无解决的希望。正如《大学文学》的编者发问：你的课文就一定比中学语文高级？所以，只有紧紧抓住语文的“工具”性质，才有可能真正解决语文的阶段性教学任务问题（也就是“工具”递进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尝试勾画如下：
小学语文是学习小学各门功课以及准备升入中学（中考）的工具；
中学语文是学习中学各门功课以及准备升入大学（高考）的工具；
大学语文是学习大学各门功课以及准备走上社会（就业）的工具。
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还有一些不可省略的环节，比如不是所有中学生都准备读大学的，他们也可能是准备就读职业学校或者直接就业的；还有“小学——中学——大学”也不是一个绝对单向的进程，大学语文的任务之一还要纠正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弊端，“把学生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语文胃口给重新调试过来”（温儒敏语）；最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语文教育还有一个锻造自身“工具”的任务。注意到这一些环节后，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大学语文课以下三个方面的教学任务：
1、纠正应试教育造成的不良习惯，比如不善于独立思考，迷信“标准答案”；比如学习目的不明确，只重视要考试的内容，不重视不考试的内容；比如淡化文字表达，一味采用ABCD的判断题型等等。这样大学语文的教材教学的注意事项就比较明确了：不能继续搞“标准答案”，不能划定过于具体的复习范围，尽量少搞ABCD，让学生有更多运用文字发表意见的机会。甚至连中小学貌似革新的“研究性学习”都在纠正之列，不搞那种没有基础的“课堂讨论”，“研究”的前提是看书，是进图书馆，一定要纠正中小学课堂上那种“脑筋急转弯”式的学习风气。
2、为各专业学习服务。大学语文是面向文、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课，而且这个“文”还是“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所以一味地把大学语文上成文学课，甚至完全用“大学文学”来取代“大学语文”肯定是不恰当的。要研究文、理、工、农、医等专业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需要，专门为每一种专业编写语文教材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应该研究这些专业共性的需求，比如各专业都要撰写毕业论文，而毕业论文写作又没有专门课程来教，其它课也基本不会兼任这个内容，看来这个任务也只能由大学语文来担当。总之，大学语文没有必要总去争夺其它学科的教学内容，比如“两课”的内容，而要多研究哪些才是其它学科不管的只能由大学语文独当其任的东西。
3、为就业与人生服务。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是通过为专业课服务而最终实现为学生就业服务的。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作为母语教育，它还有自己的完整系列。大一语文和大四就业虽然还隔着三四年的时间，却不能不预先为学生考虑，起码要为他们指点今后的方向。比如大一讲“求职书”的写作似乎是一种错位，但是假如能让学生预先了解四年后的求职必须从大一开始积累资料，否则将来不是不会写求职书的文字，而是没有内容好写，那么这样的教学也就不算是错位的。还有走上社会后如何进行母语终身学习，这也应该在大学语文中给予指点（例如介绍“人一生要读的书”的书目）。从这方面说，文学素养的培养也是大学语文的重要内容，一个不懂文学不喜欢文学的人不是一个现代文明人，大学语文要培养学生终身爱好文学的素养。不过，这不是靠在大学语文中讲十几篇文学作品就能做到的，如何才能做到，需要认真研究。
正因为“工具论”能启发这样的一些思路，所以我们宁可遭致许多“人文主义”者的指责，也要坚持这个说法，否则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争议小一点的说法，比如与“工具说”同时存在的“钥匙说”。黎锦熙在《国语教学之目的》一文中就说过：“语言文字有什么用处？……就是得到了种族中历代所积聚下来之知识的钥匙”；叶圣陶在《谈语文教本》中也说过：“语文教本好比一个锁钥，用这个锁钥可以开发无限的库藏”。（《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183页，原载作者与朱自清合著的《国文教学》）这个比喻应该是众多“人文”论者也能够接受的，但是用了这个比喻，“工具说”的很多便利就不存在了，比如我们不能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钥匙进化史。
参考
叶圣陶《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中国语文1978.2）
张志公《说工具》（《语文教学论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11页）
庄文中《论“三老”语文工具观》，（《课程·教材·教法》第30卷第11期 2010年11月）
刘国正《我的语文工具观》（《课程.教材·教法》1996年第7期）
倪文锦《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语文建设》2007年第7～8期；或倪文锦《20世纪末关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思考》，母语教材研究卷一，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