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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中: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
【时间:2012/1/30 】 【来源:文艺争鸣 2004年03期 】 【作者: 张卫中】 【已经浏览3462 次】

本站按:此文前半篇非常好。

一、汉语的欧化及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经历了一个欧化的过程。近代以来,由于大量新事物的涌现,汉语必须有大量的新词汇予以应对,于是人们引进了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也依照新义创造了大量的新词。王力先生说:“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几千年的发展速度。”

  同时,受到印欧语的影响,汉语意合的成分有所减少,文句要表达的意义,包括语法义都更多地在字面上标示出来。这样汉语句子的附加成分,像定语、状语、补语明显加长,以往交给读者意会的,像事件发生的范围、程度、时间、条件等,在现代汉语中一般都是比较明确地标示出来。

  汉语的欧化是汉语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人们由于语言观念的不同对汉语欧化意义的认识会有很大的悬殊。如果观察者的立场是语言的工具论(将语言视为某种工具和媒介)那么,在他们眼里,汉语的欧化就仅仅是一个语体的变化,“欧化”意味着增加了一种外来的语体——在突出强调语言大众化的现代文学史上,“欧化”曾经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它更多地使人想起书面语中那种欧式的长句,被认为是脱离大众的“学生腔”。但是如果从语言的本体论出发,即接受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后出现的一些新观念和新理论,就是不仅仅把语言看成工具,而且看成一种无所不在的符号系统、人与世界之间惟一的媒介,是所谓“世界的图景”、“存在的家”,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其实也意味着中国人认知方式和世界图景的转换,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人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

  从语言本体论出发讨论20世纪初汉语欧化问题,我们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语言是人和世界之间惟一的媒介,人只能按语言指定的方式认识世界,因此语言转型就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中国人跳出了由古汉语(包括文言和旧白话)设置的知识和思维的怪圈,采纳了西方较先进的知识系统和文化系统,通过语言接受了西方一系列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五四白话文运动似乎可以被描述为一次“搬家”,即在语言的转换中,中国人迁入了一个新的家园。汉语在接受了大量新概念新词汇以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人知识领域的扩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对整个世界认识的刷新,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

二、汉语的欧化:两种世界图景的交融

  20世纪在西方思想界“浮出”的现代语言论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非常重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差异。许多思想家认为:人类的语言是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形成的;早期人类的生活环境相对隔绝,各民族是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语言体系,他们的认知方式与知识积累都会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反映出来,因此各民族语言都表现出比较大的特异性。

  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以其根部的各种很细的纤维与人民精神连接在一起,人民的精神特点和语言的结构深深地相互渗透,以致只要有一方存在,就可以由此引导出另一方,可以说,语言是人民精神的外部表现,人民的语言就是人民的精神,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这两者更为一致的了。”英国学者帕默尔也说过:“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某种文化承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海德格尔曾比较了东西方语言的差异,他说:“早些时候我曾经十分笨拙地把语言称为存在之家。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我们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

  从西方学者对语言的论述中能够看出,人类凭借语言给事物命名,经过漫长的积累,各民族都创造了主观性很强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像一张网覆盖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凝结了人的经验与对世界的认识,这个语言的世界图景其实就是人所能感知的整个世界。而因为认识的差异,各个民族也都拥有自己的世界图景。

  因此,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两种世界图景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方式就是在中国本土“图景”的基础上叠加了一种欧式的、现代的知识图式,使中国旧的认知模式得到了很大的改造。改造的效果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1、中国人的概念系统和知识系统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不同民族因为发展水平不同,对某一类事物的兴趣、关注和积累相异,因此其认识的结果和质量总是有很大差别。如果将各民族的世界图景比作一张网,那么,这个网的疏密程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地说,凡是一个民族的兴趣所在,这个网相应的地方就会线条密集,就是说有大量的词汇集中在那儿,人们对对象的描述既细致又精密,显示出较高的质量;而生活中为人们所忽略的地方则可能线条空疏,有时只有大而化之的几个词,显示出人们认知态度的敷衍与潦草。这一点正如帕默尔所说:“一种语言的词语与其说是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现实,还不如说是反映了操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兴趣所在。”

  拿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种情况,其一是社会发展处在大致相等程度的两个民族,他们可能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农耕民族在农业生产方面经验丰富,相应地保留大量的词汇;而游牧民族在牲畜饲养方面则显示出非凡的观察力和认识能力。其二,这种比较还可以在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之间进行,而在这种比较中,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在质量上常常显示出更大的差异。例如,西方诸民族中世纪以后摆脱了宗教的极端统治,在知识与文化建构方面开始了快速地发展;特别是在18世纪中期,当时最先进的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其后西欧诸国相继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他们的经济、科技、文化都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在“现代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之下,西方社会在自然和社会方面的知识开始按照几何级数成倍地增长,到了19和20世纪,因为知识滚动发展的效应,西方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而作为“知识爆炸”的结果,就是西方人“世界图景”的质量获得了突飞猛进地提高。这个提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开始滤去人类早期在蒙昧状态下常有的那些神秘成分和迷信色彩,而将这个认识建立在科学和理性之上;另一方面,他们的“世界图景”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了极大地扩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是中西文化开始碰撞和交汇之时,西方人的知识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延伸开来,特别是在自然科学诸领域,在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工程、机械等等各个领域,西方人都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如果说语言像一张网,那么网线的质量基本就取决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拓展和语言的建构通常是同步进行的,它们的关系是:知识的拓展首先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并凝结在语言中,反过来,凝结了先进知识的语言又是人类进一步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不进入语言的知识就不能成为人类的知识。

  因为西方社会拥有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已经建构了一个质量很高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以科学和逻辑为骨架,以大量经过严密分析的概念和语汇建构起来;它广袤无边,覆盖和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置身于其中就可以看到一个科学的和理性的世界,可以享受西方社会数百年积累的知识成果,它也为一个人成为“现代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而中华民族中古时期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曾领先于世界,但是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安土重迁、重农轻商,封建势力过于强大,在历史上一再错过发展的机会;中国没有能够启动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也没有紧随西欧之后,获得现代化的入场券,到了近代,中国确实是大大地落后了;因为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在19世纪,当中西文化面临交汇之际,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仍是一个质量不高的体系,其中缺少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支撑,保留了较多来自古代的蒙昧和迷信,在自然科学方面缺少开拓,这些都使当时的汉语成了一个有待提高的弱势语言。

  而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则使中国人的概念系统和知识系统在质量和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西语中蕴涵的科学性清洗了本土语言中的迷信成分,西语的逻辑性则使汉语变成了一种基本缜密、严谨的科学语言,而包容在西语中的大量新知识、新学说则丰富了汉语的的概念系统、观念系统,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知识空间。而汉语的这种提高其实也是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绝对必要的条件。

  2、汉语的欧化也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不同民族的“世界图景”不仅有着质量的不同,在价值取向上也会有较大的差异。语言系统在价值取向上的差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讨论清楚的;但是,语言系统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这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例如“妇女”这个概念在西方社会基本上已经是中性词,但在有些中近东国家,它们仍然包含着一些轻蔑的意味。再如,自近代以来,西方语言中就出现了非常丰富的政治词汇,像宪法、国会、议会、政党、议员、投票、权限、民权、人权、自由、民主、法律,而在19世纪汉语欧化之前,中国的政治词汇大概主要限于皇帝、太监、龙庭、后宫、讽、谕、奏、议、谏、诏书等等。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早就指出,语言产生于人的某种冲动和需要,一类语言的出现本身就表示了人们在某一个方面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语言一旦产生,它们对人的行为又有一种强烈的规范作用。因此某种词汇的存在,通常也就标明了一个民族特殊的价值取向。

  早在19世纪,洪堡特就提出了一个“语言世界观”的问题。他说:“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象的反映。任何客观的知觉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所以,撇开语言不谈,我们也可以把每个有个性的人看作世界观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在同一语言中,这种特性和语音特性一样,必然受到广泛的类推原则的制约;而由于在同一民族中,影响着语言的是同一类型的主观性,可见,每一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一个民族的“语言世界观”不是一个民族内部个人、集团或者某一阶级的某种特殊的世界观,而是一个民族绝大多数人世界观的平均值,是凝结在语言中的一个民族总体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在处于同等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之间一般具有相似的特点,而在具有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民族之间,则总是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也同样包含了一个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侵入和影响中国文化的问题,来自西方的大量的新概念、新术语实际上凝缩了西方人对世界、对生活的认识,中国人在接受这些新词语时,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西方文化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

  总而言之,从现代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媒介,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系统,同时也是概念系统、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对中国人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学习欧洲语言的语法和词汇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两种“世界图景”的交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开始有步骤地接受了西方科学的概念系统、知识体系和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价值系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次语言的转型,是中国人从旧的、腐朽的封建体系中向着新的现代化体系的一次集体大逃亡,中国人从旧的发展体系中开始了一场困难的、艰苦的也是卓越的整体位移;从“五四”开始,中国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自己的传统,而将发展的脉息移到了西方文化的枝脉上来,实现了一种文化的嫁接。虽然20世纪初,中国人并未放弃汉语,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改用拉丁语;但即便如此,即便中国人只是大量接受了西方的词汇,接受了欧化语法的洗礼,这已经使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即便没有全盘西化,它至少也是实现了与西方文化的杂交,变成了一种中国与西方的混合文化。

三、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转变

  20世纪初汉语欧化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对文学来说,这个影响却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从语言的工具层面上说,欧化语言的“世界观”意义并不能非常明确和直接地表现出来。这一点正如鲁迅所说:“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胡适说过:“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

  但是如果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待语言——就是不仅把语言当作有声的、形诸文字的语言,而且像西方现代哲学那样,把语言看作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这个转变的意义就非常大了。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看,欧化汉语是通过直接的、间接的各种渠道将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新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观点赋予了中国新文学,对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影响,在我看来主要有这样三种形式。

  1、欧化汉语对新文学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古典作家的思维方式与古汉语有一种内在的同构性。古代汉语是一种典型的词根语,它的特点是重意会、轻形态,重功能、轻形式,其表义过程总是异常简略,能省则省,总是力求用最少的语言符号,表达尽可能多的思想内容。受语言的影响和诱导,几千年来,中国各体文学也都离不开这样一个诉求:重“道”轻“器”,重“意”轻“言”;偏重象征、表现、写意,善于用暗示补偿文字的不足;讲求风貌神韵,离形得似,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古代文学中一再出现对“言简意丰”的倡导,要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赞赏“镜中之花”、“水中之月”式的朦胧美。古代汉语的这种示范作用当然不仅涉及诗歌,对小说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中被广泛使用的白描就明显是以古汉语的语体特点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但是,以古汉语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审美观点,在汉语欧化以后得到了有力的纠正。经过欧化的汉语,它的特点是意合成分大大减少,文句要表达的意义,包括语法意义都更多地在字面上标示出来。同时还有各种连词、助词的大量增加,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得到很好的表述;在古汉语中,语言单位之间颇为随意的关系,在现代汉语中以一种逻辑形式固定下来。

  因为思维和语言的同构性,“五四”以后的作家在思维和审美上也大都采取了一种新的态度。就是用一种分析的、描述的、散文式的态度,代替了旧文学那种诗性的,重意会、重暗示、重象征的态度。新文学主流作家——不排除少数人仍坚持把言简意赅作为一种风格来追求——多数人在状物、抒情时,不再追求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是寻求带有欧式风格的“掰开揉碎式”式的描写。那种精密、绵长、语气舒缓的景物、环境和心理描写在新文学中大量出现。不少研究者认为这种变化正是“五四”以后现实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五四”作家这种思维和美学观点的变化有些固然是源自西方文学文本的启发,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语言;就是新文学如此大规模、大面积地摆脱原有的轨道,进入一条新的发展路径,其前提必然是建立在语言的转型之上。欧化语言给新文学既提供了新的范式,同时也给其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其文化的范式,一种文化之下的任何子形态都不能摆脱与其语言的同构和相似,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

  “五四”以后,许多作家都表现了对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和美学观点的认同。茅盾曾倡导用西方自然主义的方法补救中国传统小说之弊。他认为自然主义小说“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一个动作,可以有分析的描写出来,细腻严密,没有丝毫不合情理之处。”郁达夫说:“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的逼真。”

  巴金是现代作家中,欧化程度最深者之一。他的叙事总是层层叠叠、反反复复,一个意思反复说,多次说,总是力求把一个形象或画面写尽填满,惟恐留下任何空白。用这种方式叙事,作者正好能够抓住人物激烈多变的思想和情绪,将其细腻、真实地表现出来。有的研究者认为:“《家》中的心理描写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首创。”而巴金的这种首创,其实正是以欧化语言的使用为前提的。

  另外,“五四”以后,许多作家从新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出发,也对传统小说“写意”和“白描”式的手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老舍就曾经指出:“小说是用散文写的,所以应当力求自然。诗中的装饰用在散文里不一定有好效果。……散文不能这样,也不必这样。自然假若我们高兴的话,我们很可以把小说中的每一段都写成一首散文诗。但是,文字之美不是小说的惟一的责任。专在修辞上讨好,有时倒误了正事。”他说:“为增高故事中的美的效力,当然要设法把景物写得美好了,但写景的目的不完全在审美上。美不美是次要的问题,最要紧的是在写出一个‘景’来。我们一提到‘景’这个字,仿佛就联想到‘美景良辰’。其实写家的本事不完全在能把普通的地点美化了,而在乎他把任何地点都能整理得成一个独立的景。”

  《红楼梦》对林黛玉有一段著名的肖像描写:“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段描写曾被认为是一个很成功的肖像白描,许多人认为它饱含诗意,是汉语美最突出的代表。但是老舍对这段描写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这段形容犯了两个毛病:第一是用诗语破坏了描写的能力;念起来确有些诗意,但是到底有肯定的描写没有?在诗中,像‘泪光点点’,与‘闲静似娇花照水’一路的句子是有效力的,因为诗中可以抽出一时间的印象为长时间的形容:有的时候她泪光点点,便可以用之来表现她一生的状态。在小说中,这种办法似欠妥当,因为我们要真实的表现,便非从一个人的各方面与各种情态下表现不可,她没有不泪光点点的时候么?她没有闹气而不闲静的时候么?第二,这一段全是修辞,未能由现成的言语中找出恰能形容黛玉的字来。一个字只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应再给补上:找不到这个形容词便不用也好。假若不适当的形容词应当省去,比喻就更不用说了。”

  老舍对《红楼梦》的批评显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这个批评中包含了新旧语言观和审美观的巨大差异,这个差异的要点就是,老舍认为作家应当给读者提供一个客观真实的艺术世界,那种离开真实性和准确性,过多的写意和虚饰对小说根本就是有害无益。这一小段文字,看似平淡无奇,但它其实典型地表现了现代小说最基本的观念,在这儿老舍是站在现代小说的立场上向整个古典美学的叙事原则提出了挑战!

  2、汉语的欧化导致了作家价值观的变化。

  从语言本体论出发,如果我们将语言看作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那么,近代以来,汉语的欧化就不仅仅是个语言形式的问题了。语言的改造其实就意味着思想的改造和观念的改造,这样,汉语中大量新词语、新概念的引进,同时就意味着新思想、新观念的引进,汉语的欧化其实就意味着中国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型。

  “五四”时期,中国文坛上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新语汇、新观念的引进,给人们打开了新天地、新视野;从新的视野出发,许多作家看到中国旧文化的腐朽与阴暗,于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对旧文化展开了猛烈的和不妥协的斗争。

  从语言学的角度讲,以往有人认为一种语言中,只有语法和语音是有系统的,而词汇没有系统,这种看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王力曾经指出:“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的,惟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象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在同一语言内部,所有表达相邻近的观念的词都是互相限制着的。”

  “五四”时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一个新词的出现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关键词的出现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导致人在思想上一系列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会给一个作家带来新的观点和新的立场,触发他/她的创作冲动,使他/她在创作中找到新的内容与主题。

  在这儿,我们可以举出20世纪初“人”这个概念变化对创作的影响作。

  20世纪之前,“人”这个概念的内涵,在中西文化中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西方文化中,人是自由的,这个观念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哲学产生的原因时,就指出:“显然我们寻求它不是为了任何别的利益,而只是因为人是自由的,他为自己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存在。”后来康德也明确地说过:“要这样行动,无论是对你自己或对别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作目的,决不是只当作工具”。[18]事实上,西方人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考最终都积存在“人”这个概念中,成了这个概念最基本的义项和要求;西语中关于“人”的概念通过一系列子概念,如“人权”、“民权”、“民主”、“自由”,以致于“宪法”、“议会”、“公民”、“三权分立”、“天赋人权”等固定下来,形成了一个网络,它本身就表达了一种关于“人”的价值的“语言世界观”。

  而中国人关于“人”的认识则显示了与西方的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不重视人,但是,古汉语概念系统中的“人”是礼法的“人”,人伦的“人”,是处在封建等级关系重压之下的“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一直突出强调人要服从一定的等级秩序,孔子将“忠、孝、仁、义”看作人最高贵的品质,他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每个人恪受自己的本分,在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20世纪初,由于新文化的引进,来自西方的、凝结着“人生而自由”的“人”的观念,与中国旧人论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照,前者的优越使后者的丑陋暴露无遗;旧人论原来那一层温情脉脉的表皮被揭去。猛醒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注意到了中西文化在“人”认识上的差异,于是发现古老的中华帝国既不是“强国”也不是“人国”,在封建国家中活了几千年的人原来根本就不是“人”!正是在两种不同“世界图景”的比照之下,许多先驱者产生了强烈的诉说要求,急欲告诉当时尚处于蒙蔽状态的大众他们在新视野中的新发现,即中国人几千年来原来“不是人”的历史。这样,当中国作家站在新“人”的立场上重新审视人生、社会之时,它几乎必然地要导致一系列的新认识,包括对传统宗法人学观念的批判,对人主体意识的张扬。于是五四新文学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新话题,包括国民性批判,张扬人性自由、个性独立,要求妇女解放,包括描写性的苦闷,探讨青年人的出路等等。再具体一点说,像鲁迅的启蒙小说、五四初期的问题小说,它们的主题几乎都可以在新“人”观念中直接推演出来。

  郁达夫在其主编的《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郁达夫的这一段话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新的人学观念在推动“五四”文学革命中的重大作用,概括了观念的转变与文学转变密不可分的联系。

  3、汉语的欧化导致了文学语言隐喻和象征系统的变化。

  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隐喻和象征系统。古代汉语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诗的语言,它的词汇多为单音节,文字是方块字,在历经几千年的积淀以后,汉语的很多常用词汇都拥有丰富的象征和隐喻的意义。特别是在诗歌中,因为单音节的优势,在那些优秀诗歌中,几乎每个汉字都能引起丰富的联想。最常见的像“月”与“思乡”,“菊”与“清高”,“梅”与“高洁”,“松”与“耿直”,“寒蝉”与“凄凉”等等。

  但是20世纪初经过语言的转型后,汉语的隐喻、象征系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首先是词汇系统发生了变化:汉语欧化以后引进了大量的新词;许多旧词,词形未变,意思却有很大调整。汉语词汇也多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或多音节。词汇的变化阻断了原来“本体”与“喻体”传统的联系。其次,“五四”以后,以语言为依托的知识系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改变了人们对生活与世界的认识,于是,旧的象喻系统被淘汰,新的象喻系统则被建立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刘纳在《望星空——从一个角度比较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的我国文学》中曾作过非常有趣的论述。刘纳发现,同样是“望星空”,而且仅仅是数年之隔,辛亥革命时期的诗人与“五四”诗人就表现了很大的不同。

  她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作者并没有注意到整个夜空。他们的视线经常僵持在月亮上,而几乎对满天繁星视而不见。我们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只能找到很少的‘繁星’的意象。”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当持有不同政治态度的文学作者们把自己的眼光投向夜空,当他们把自己的审美知觉转化为意象,呈现在他们作品里的,竟是十分相象的情境。”“而对于五四作者来说,夜空真正成为了美妙的艺术诱惑。宗白华勾勒出多么美丽的夜空图景:‘夜的幕上有繁星织就了的花园,园中有月神在徘徊着,有牛郎织女在恋爱着,有夜莺啼着,有花香绕着,……”(《流云》)“怀着刚刚领悟到的无限感仰望夜空,五四作者改变了辛亥革命时期作者的视觉定向。‘穹窿五极的高天,越看越觉其悠远。’(邓均吾:《黄昏》)他们从‘悠远’的‘穹窿五极’的夜空上获得新的审美启示,升腾起新的想象。他们所注意的,已经不是‘月’,更是‘星’:明星、流星,尤其是繁星。”在分析这种现象时,刘纳还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作者审美追求与古代作家一脉相承。那一时期的许多作者充满着创造历史的豪迈精神,……但是,在审美意识的更深层次,他们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审美习惯。他们感知到夜空有清晰的秩序感。在他们仰望夜空的眼光中,带着时代的情绪,然而,从出现在他们作品的以‘冷月’为中心,包括着明月、孤月、大月、醉月以及疏星、淡星……的意象群里,我们找不出新的、古代文学里所没有的意象。”

  在相隔不长的时间里,两个时期的作家仰望同一个夜空,为什么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同时他们在看夜空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联想?刘纳的解释是两个时期的作家拥有不同的宇宙意识和审美意识:“五四文学不但以人类意识代替了辛亥革命时期文学中的国家意识,而且,建立起了新的宇宙意识。”

  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也对,也不对。“对”在于,宇宙意识的变化的确是左右作家“望夜空”的一个因素;“不对”是其中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没有被注意到。

  刘纳在文章中提到的其实是两个问题,其一是两个时期的诗人对同一个天空为什么看到了不同的东西;其二,他们看到相同的月亮和星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联想。我们先说第二个问题,再说第一个问题。

  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诗歌一个很大的差异是前者多是旧诗,使用文言;后者多是新诗,使用现代汉语。如上所述,使用文言就进入了文言的隐喻和象征系统;而使用现代汉语,使用的则是一套较新的隐喻和象征系统。在文言的圈子里,词的联想有固定的系统,这种系统是在几千年由无数诗人、文人共同约定而成的。例如,古人看到月亮就会浮现“孤月”、“冷月”、“残月”的意象,看到星星就想起“北斗”、“天狼”、“牛郎”、“织女”等。一个人只要进入文言系统,就必须同时接受相应隐喻、象征系统,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进步和反动阵营的诗人,即便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但他们是用文言写旧体诗,因此在使用隐喻和象征系统时却表现了很大的一致性。而经过欧化的现代汉语,曾接受了大量的西语的概念与词汇,这样现代汉语中的隐喻、象征系统也就深入到西方文化、文学中,同西方语言的隐喻、象征系统实现了一种融贯与沟通——对繁星的关注,对“明星”和“流星”的关注这在西方文学中是很常见的。实际上,“五四”诗人并不是在望夜空时自己有了新的发现,建立了自己的联想系统,他们不过是在使用欧化汉语时,接受了来自西方的一套象喻系统而已。因为,非常明显,仅仅相隔几年、十几年,“五四”作家不可能就突然创造自己的一套象喻系统。

  再就第一个问题来说。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说,人对世界的认识其实是受语言左右的,世界本身并无客观性可言,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这些都要受到语言的诱导。因此在同样的夜空中,辛亥时期的诗人看到的是月亮,“五四”时期诗人看到的就是深邃的夜空,和空中的繁星、流星等。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决没有两种语言在表现同一个社会现实时是被视为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不只是贴上不同的标签的同一个世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罗西·李也指出:“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当然,他使用自己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其他规范行为来整理他所经验到的现实——只有当现实以他的代码形式呈现于他面前时他才能真正把握它。这种看法不是说现实本身是相对的,而是说现实是由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划分和归类的,或者不妨说,他们注意到的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现实的不同的方面。”

  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虽然相距不远,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诗人,很多还都停留在文言中;而“五四”诗人则使用了经过欧化的现代汉语,况且,很多诗人还有留学国外的经历,于是语言就在他们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这样,如上所述,因为人的认识是受语言决定的,因此两个时期的诗人同样是望星空,望同样的星空,却在星空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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