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此文曾递交十三届年会交流，如今网上普遍流传的便是该稿，后又作修订。
大学语文的前身是大一国文，大一国文的性质，一是“大一”，二是“国文”，这两个概念，又都有历史形成的过程。“国文”一科，在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的前奏）是“词章”，在癸卯学制是“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直至191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始定为“国文”。“大一国文”的开课对象，癸卯学制规定大学预科的“通习课”和大学本科的“随意科目”都有“中国文学”，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后来取消大学预科，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规定国文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大一”与“国文”始构成一固定词组，大一国文遂成为高校一门公共必修课。所以循名责实，大一国文无论从“大一”或“国文”两个方面都可以追溯到1904年的癸卯学制。
确定了这两条，我们就能够判断出最早的大一国文教材，这就是1904年京师大学堂教授林传甲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虽名曰“中国文学史”，却是最早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除了教材封面上标明的“国文讲义”，还可以从以下两点证明：
第一，林氏所教授的是优级师范学生，优级师范相当于大学预科，并不属于大学堂的“中国文学门”（相当于今日文学院）。讲义开篇有个说明：
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课，传甲于优级师范生分类后，始讲历代文章源流，实为公共科之补习课也。
当时优级师范科的学制是公共科一年，分类科三年，自愿加习科又一年，公共科和分类科都有“中国文学”课，公共科“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分类科“练习各体文字”，这一年林氏本是给分类科学生讲课，却发现他们在第一年公共科学习中还没有讲过历代文章源流，于是赶制这份讲义为他们补课。这是讲义为大一国文性质的证明之一。
第二，从讲义的内容看，由于癸卯学制对于“国文”一科，不但名称尚属牵强（中国文学），课程内容亦不及制定，林氏乃只好从大学堂“中国文学门”“文学研究法”四十一种中借来前十六种，敷衍成讲义一十六篇，即：
第一篇 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
第二篇 古今音韵之变迁
第三篇 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
第四篇 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
第五篇 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
第六篇 古经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为作文之法
第七篇 群经文体
第八篇 周秦传记杂史文体
第九篇 周秦诸子文体
第十篇 史汉三国四史文体
第十一篇 诸史文体
第十二篇 汉魏文体
第十三篇 南北朝至隋文体
第十四篇 唐宋至今文体
第十五篇 骈散古合今分之渐
第十六篇 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
这很像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压缩中文专业教材内容聊以充数。但是林氏之作乃前无古人，又仅以四月时间完成教学急需之讲义，今天我们在前人一百年探索实践基础上，没有理由不做得更好。
顺便也解决了文学史上一个聚讼多年的问题，即林氏讲义是否为最早一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现在我们知道，林氏讲义的意义在于它是第一种大一国文教材，他并无意于编写中国文学史，至于中国文学史教材之争，那都是后人的误会。（郑振铎甚至批评他不懂得什么是文学史。）
清朝覆灭，并未影响大一国文的地位。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后来取消大学预科，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规定国文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南洋公学编写的大一国文教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顾黄初主编的《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百年事典》，甚至认为这才是大一国文的“肇始”：
……戊戌年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本世纪初，唐文治曾于该校主讲国文。至1909年11月，遂将其“高等学堂国文讲义”整理，改名为《高等国文读本》，交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当可视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之肇始。由于该“读本”脱胎于“讲义”，体例与一般国文读本亦有所不同。唐氏称，“‘讲义’之名，肇自有宋，大抵门人弟子记载。俚俗言辞，均所不忌。兹编所讲国文大义，稍加文辞，惟若容以文法行之。恐学者更难领会，操觚率尔或无讥矣”。“读本”业经唐氏审定并亲自润笔，实以唐氏国文观为轴线，“论文大义，以古人之文章，为我之讲义”。……
“读本”各卷的每个单元均有唐氏见解独到的讲稿……每篇讲稿后选有相关作品若干篇，有些篇目由教员逐字逐句详加讲解，而另一些篇目则由学生举一反三自行研读。这样的编写体制，在以后出现的“大学国文”教材中，未见广泛采用。或因该套教材难以见到，若深入研究，其中不无借鉴意义。
然而这套读本，实难当“大一国文”之实，“大一国文”除了“大一”和“国文”两个特点外，还应体现癸卯学制确立的中国现代学科精神，而唐文治的这套读本——计《曾子大义》2卷、《国文阴阳刚柔大义》8卷、《论语大义》20卷、《孟子大义》7卷、《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各1卷——仅从这些名目看，就没能超越读经教育范畴。真正体现“大一国文”学科精神的，是南洋公学的另一种校本教材，即由该校国学科长李颂侯先生编辑的《南洋公学新国文》，该书汇集了学校历年国文大会（国文比赛）获奖的学生优秀作文，唐文治亲自参与命题、改卷，选印等工作，并题写书名与作序。该书于1914年和1917年分两辑出版。据上海交大校史记载，“该书一出，即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
《南洋公学新国文》虽在唐文治指导下产生，但题目并不局限于传统经义的内容，以邹韬奋（当时名邹恩润）的入选作文为例，既有《原孝》、《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说》、《商鞅治秦定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之法论》、《王衍自为司徒，置二弟于藩镇，以为三窟论》、《王猛之经国、符坚之管仲也论》、《惟不自用、乃能用人论》、《管宁陶潜合论》、《刘裕慕容超兵机得失论》、《书臧洪报陈琳书后》、《问符坚伐晋、声势甚盛而卒至大败者其故何欤》、《问于忠肃之狱，薛敬轩先生时在内阁，何以不力争；时石亨专权，先生何不即去位。试据当日情事论之》等篇，也有《王沂公平生志不在温饱论》、《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这样的题目，尤其后者充满忧国忧民思想，想努力寻找一条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并作好为之而奋斗的准备。还有《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一文，反映青年韬奋已对出版事业怀有浓厚兴趣，他认为：文化的发展，社会的文明，国家的强大，都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老师在其中一篇文章后这样批语：“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隽才”。
《南洋公学新国文》，当时题为“南洋公学国文成绩”，共2编12册，1编1914年7月由苏州振兴书社出版，2编1917年夏出版。（来源：上海交大校史博物馆）
《南洋公学新国文》开创了关注国家民族存亡的国文学风，成为南洋公学的重要传统，抗日战争中，上海沦陷，上海交大的徐汇区校舍被日寇占领，一批师生奔赴重庆办学，另一部分师生被迫暂借当时法租界的震旦大学校舍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入租界，形势更加险恶。1942年，交大国文老师是著名国学专家王蘧常教授。他仿效东汉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作《登楼赋》，抒发国家动荡，人民苦难之忧思的先例，给学生出了一道作文题《登楼赋》，当然是有其深刻现实含意的。学生们对老师心意深有领会，于是师生一致，同仇敌忾，借《登楼赋》作文题，抒发对日寇的满腔仇恨，对祖国山河变色表达他们无限忧伤和切肤之痛。财务管理系二年级学生王福穰的文章，不仅书写秀丽工整，而且行文“缠绵悱侧，颇有得骚人之旨”，体现了深厚的文史知识功底。
《南洋公学新国文》还开启了“大一国文”重视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传统，此后，如西南联大沈从文的大一国文课教学，就完全是立足于对学生的写作指导。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自1938年以来就陆续刊登联大师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由沈从文指导和推荐。据统计，仅1938－1940年《大公报》所刊登联大师生稿件就有：
马文珍，1939年发表《平儿这孩子》。
流金，1939年2月至12月间发表《从×营夺得的同志》、《乡思》、《新别离》、《江轮上》、《母亲》、《枣》等文。
辛代，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发表《旅伴——湘西道上所见》、《野店》、《家长》、《酒仙》、《弟弟》、《九月的风》、《八年》、《高原散记》、《野老》、《孩子的悲哀》等文。
林蒲，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发表《湘江上》、《下益阳》、《桃源行》、《某城小记》、《儿童团——五台下的小豪杰们》、《兄弟间谍》、《人》、《羽之歌》、《山居》、《湘西行》等作品。
向薏，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发表《小客店》、《日阵里》、《在南岳》等文。
祖文。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发表《端午节——沦陷区里的“笼中鸟”》、《老瘸子》、《荒村里的小店——“山国”杂记之一》等文。
周定一，1939年发表《菩提纱与古城梦——西行杂记之一》。
姜桂农，1939年至1940年发表《歌声》、《飞》等文。
穆旦，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发表《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他死在第二次》、《从空虚到充实》、《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漫漫长夜》等作品。
刘雷，1939年至1940年发表《长途》、《流浪》、《昆明城中的那个湖》等文。
方敬，1939年发表《棉花机》。
董庶，1939年发表《守望者》。
王佐良，1939年发表《老》。
杜运燮，1940年发表诗五首。
若能仿照南洋公学的做法结集起来，加以教师点评，也能成为一种很好的大一国文教材。
194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郭绍虞的《学文示例》，也是一部侧重于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大一国文教材。教材分五个大的方面：
一、评改例，分摘谬、修正二目，其要在去文章之病……
二、拟袭例，分摹拟、借袭二目，摹拟重在规范体貌，借袭重在点窜成言，故又为根据旧作以成新制之例。
三、变翻例，分译辞、翻体二目(引者按：《序目》上称迻译、改制)，或迻译古语，或檃栝成文，这又是改变旧作以成新制之例。
四、申驳例，分续广、驳难二目，续广以申前文未尽之意，驳难以正昔人未惬之见，远又重在立意方面，是补正旧作以成新制之例。
五、镕裁例，此则为学文最后工夫，是摹拟而异其形迹，出因袭而自生变化，或同一题材而异其结构，或异其题材而合其神情……这又是比较旧作以启迪新知之例。
这是结合了学生作文和古人作品归纳出来的，郭氏讲到他和同事是如何搜集整理学生作文时说：
在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这一学年中间，我们搜集大一大二以及所有有习作各班的改卷，将原作与改正之处，用蓝红二种墨水，分别记录在卡片上面，登录之后再加分类，分类之后再加整理。在当时，大一大二以及其他普通的习作班，大都是每星期作文一次；有些比较特殊的习作班，则每两星期作文一次。所以在每一星期中，至少有二百五十篇以上的作文卷须加登录与整理。工作之繁重既如此，而于整理之时，分类析例，不免时有改革；只须类例稍有变动，往往把以前做过的工作重新做起，所以又较费时间。现在这一些材料虽不甚多，乃是整理之时一再删汰的结果。
这本教材受到当时语文同人一致赞赏，徐中玉在《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一中说：“教材应该配合作文训练的目标，课堂上的讲授也应该和课堂下的自动的阅读与练习相配合……我相信郭绍虞先生所编的《学文示例》……将能有助于这两种配合。”（徐中玉《国文教学五论》之四，发表于1948年，转见顾黄初、李杏保主编的《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
当时西南联大还有一种所谓“京派”大一国文教材。汪曾祺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一文中回忆说：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这本大一国文教材并不是“很难找到”，现在国家图书馆就有收藏，并且还有电子扫描版本。
而当年的另一种“京派”大一国文教材，则不但能够找到，最近还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再版了——这就是沈启无编的《大学国文》（上下册）。沈在序言里说：“二十八年北大文学院成立，我选了这十组国文讲义当作教本”。其实在“北大文学院”前当加一“伪”字。二十八年也就是1939年。按1937年北平沦陷，1938年，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成立，沈启无任中文系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和大一国文。1939年秋，伪北大文学院成立，周作人任院长，沈启无当中文系主任。这里并没有以人废书的意思，而是指出这一教材是中国历史特殊时期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这类人物和作品今人已经能够很平和地对待了，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撰写的荐序说：
沈启无所编的《大学国文》，乃清纯的一脉文本，是黑暗年代的一缕闪光。现在我们阅读它，一是可以了解沦陷区的教育面貌，二是能够看清京派学术的一种源头。京派的创作理念和教育理念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苦雨斋群落的精神的单一性和执著性，从中都可以看到一二。若说京派教育还有什么标志性的作品，此书大概是一个吧。
教材总目录如下：
上册
第一组 风土民俗一类文属之
第二组 笔记小说一类文属之
第三组 记游一类文属之
第四组 日记一类文属之
第五组 书信尺牍一类文属之
下册
第六组 序跋题记一类文属之
第七组 传记墓志一类文属之
第八组 纪念一类文属之
第九组 读书劄记一类文属之
第十组 楚辞小赋一类文属之
这其实就是周作人在五四以后倡导的“美文”的编选路数，今天大学语文教材也有标榜“美文”的（如陈洪主编的高教版《大学语文》），如果能比较一下，将会很有趣。
民国时期最重要的一种大一国文教材，自然是教育部统编的《大学国文选》了。1940年夏，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北碚开会，经大会议决编选大学国文全国统编教材，并推选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卢前、伍俶傥、王焕镳六位资深专家负责编选，魏建功负责联络工作。在预备阶段，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已“在战时的后方所征集到的全国大学校院（包括专科学校）选文约在二十个单位”（见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问题》，原載《高等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为这项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随后通过对这些教材的统计分析，得出数据为不相重复的选文篇目共1051篇，涉及作家353人。在对这些篇目和作家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分析之后，结果发现不能从其中“找出一个客观的共同的标准”，这就需要以教育部名义来拟订一个《选目》，作为一个“初步意志集中的调整”。
编选人员首先拟定了选文基本目标为“瞭解”“发表”“欣赏”“修养”四个方面：
1．在瞭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
2．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
3．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
4．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
接着商定选文的标准共三条：
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
2．生人不录。
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
其中“生人不录”一条事后颇引起争议，因为这样一来，入选的便全部都是文言文，这也重新引起了文言白话的争论。最终编委商定了按经史子集排列的一个《选目》，其中经10目，子7目，史19目，集14目，计50目（60篇）。1942年10月，这个《选目》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布，并由国立编译馆编成《大学国文选》出版，列为“部定大学用书”。
这部部定教材，来头很大，争论也很大，不少大学仍然采用自编教材。魏建功、朱自清、黎锦熙等语文专家此前此后围绕这部教材展开的深入讨论，则成为大一国文教材研究的宝贵资源。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大一国文教材也呈现不同色彩。1949和1950年，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出版社分别出版于的《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文言之部”，叶圣陶为这两本教材写了序言。 “文言之部”的序言说：
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
“现代文之部”的序言说：
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
于是就形成这样一个目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鲁迅的精神（瞿秋白）
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墨子与墨家（张荫麟）
马克思墓前演说（恩格斯）
论列宁（斯大林）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短论三篇（鲁迅）
人生识字糊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写于深夜里（鲁迅）
龙凤（闻一多）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郑子产（张荫麟）
文人宅（朱自清）
白杨礼赞（茅盾）
春联儿（叶圣陶）
包身工（夏衍）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今天已经有不少人开始重新反思。最近出版的《书生的困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简论》一书（作者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开卷1-4节题即为《从一本国文教科书看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模式》，就是谈的这本教材。
最后还有常为人们谈起的另一较有代表性的教材，即章靳以的《新编大一国文》（商务印书馆1950年2月版），已完全成了一种政治型教材。教材分上下册，其下册目录为（上册笔者未及见到）：
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徐特立）
文艺家在社会上的作用与地位（西蒙诺夫）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论列宁（斯大林）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陈云副总理关于物价问题与发行公债的报告
我这一年（费孝通）
三日杂记（丁玲）
传家宝（赵树理）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我的故乡（江布尔）
什么是幸福（高尔内）
结合（晋驼）
一罈血（吴伯萧）
八面山中（陈祖武）
我们怎样征服了黄河（钱正英）
不久，就连这样的“大一国文”在大陆也被取消了（再恢复时，改称“大学语文”），“大一国文”在海峡彼岸延续——这已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
2011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