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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宗炎:读《戴镏龄文集》
【时间:2011/10/11 】 【来源:现代外语(季刊)2005年8月 】 【作者: 中山大学 王宗炎】 【已经浏览3914 次】

    拿起《戴镏龄文集》,我想起许多往事,不禁黯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戴先生是中山大学的外语系主任,我是该系教师。他之于我,在职务上是上级,在工作上是导师。我写了文章,总是送去向他请教,他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种情景,我是永远忘不了的。

    戴先生学博才高,海内闻名。他的研究范围很广,大致说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图书馆学;
    2.语言和文艺;
    3.词典学;
    4.翻译学。

    关于图书馆学,他写过十篇文章。这些可能是他的早期作品,但在中国英语教师中是罕见的。

    关于语言和文艺,他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其中有的是有所师承,有的是他自己的创见。

    他指出,中国诗的特点是温柔敦厚,而且意在言外,又有切于日常人事的内容。

    他认为,近代英国传记的长处是简洁,因为能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

    科学与文学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不易答复的问题。比方说,科学实验与英国散文风格搭得上伙吗?在一般人看来,这分明是两码事。可是由于熟悉英国史,戴先生列举事实, 证明英国皇家学会既以促进科学为其基本任务,又致力于语文工具的改进。他们的主张,是脚踏实地的,由此可见文科与理科有时是殊途同归的。

    评介英国文学作品,是戴先生的专长。谁要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自然少不了他的指引。本文集里谈这方面的文章很多,大家应该按自己的需要分头细读,必有豁然开朗之感

    词典很多,花多眼乱,难以选择。在这方面,戴先生是最好的导师。我国出版的汉语词典,源远流长,戴先生有专文详述其起源和发展,比一般中文教授更胜一筹。至于外国出版的英语词典,戴先生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本文集中有九篇文章,分别评介多种英语词典,对于中国的英语师生,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指南。

    作为英语老教师,我觉得在本文集中,最值得细读的是《关于英语词表与词汇教学的一些问题》一文。英语有不少词汇项目,在形式上是分写,在意义上却是一个整体。中
国学生往往只着眼孤立的单词, 忽略这样形分而义合的结构。戴先生指出,要是我们不注意 turn off,give up 这样的结构,对英语作品必然有许多误解, 在运用英语时更不能左宜右有,意到笔随。

    关于翻译,戴先生有好些恰当的评论。他指出,国内出版的英语词典,译语往往太冗长,太生硬,应该加以改进。以chain smoker 为例,译文要求词简意明,如“接连不断地抽烟的人”,或“烟瘾重的人”。

    读完全部文集,我觉得戴先生有两条意见特别重要:

    1.英语词典应该通俗化和大众化,把词典从学究味浓郁的书斋中解放出来。

    2.从事翻译的人,必须掌握活的祖国语言,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学语言的途径不限于读书;实际的人生经验和广泛的人际接触,同样不可少。汉语不是独立存在的;不研究中国文化,不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在翻译时必然有意无词,捉襟见肘。

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一种
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编
 

    王宾教授(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在编完《戴镏龄文集——智者的历程》(修订本)和《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编》两部书稿之后,嘱我为《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写一篇序言,并言写序的重任非我不可。其实,我是完全不够资格来写这篇序言的,因为我既非戴镏龄先生的受业弟子,又对戴镏龄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了解甚微,坦率地说,王宾教授是过分地抬举我了。戴镏龄先生一直是我敬慕的学术大师,师母徐开蜀女士及其家人在2004年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之际慨然将戴镏龄先生的全部藏书捐赠给中山大学图书馆,以嘉惠学林。作为图书馆馆长,我心中有不少感激和感动的话想表白,因此,恭敬不如从命,斗胆地写下了这篇文字。
   
    戴镏龄先生是我敬慕的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学人。1983-1986年,我在武汉大学攻读中国图书馆史硕士学位时,曾遍阅《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各期的一切文字,拜读过戴镏龄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所有图书馆学著述,那时我对戴镏龄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既感到佩服不已,又感到不可思议。
   
    戴镏龄先生于1933年9月考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攻读图书馆学本科,1935年6月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此期间,戴镏龄先生先后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表了《西洋分类法沿革略说》(1934年6卷1期)、《新西兰民众图书馆概论》(1934年6卷2期)、《尼加拉瓜民众图书馆概况》(1934年6卷2期)、《挪威民众图书馆概况》(1934年6卷2期)、《巴勒斯坦民众图书馆概况》(1934年6卷2期)、《目前美国图书馆界财政问题之面面观》(1934年6卷4期)、《字典简论》(1935年7卷1期、7卷2期)、《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tic Cataloging Method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Circles(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上之影响)》(1935年7卷3期、7卷4期)、《Wanted: A Chinese Encyclopedia(我们需要一部中文百科全书全书》)(1936年8卷1期)等9篇论文与译文,1934年还出版了译著《图书馆的财政问题》(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出版,1934年)。那时,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采用的是美式图书馆学教育制度,即从修完大学二年级课程的学生中招收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学制仅两年。一个大学本科生,在攻读图书馆学专业的两年间竟然发表了7篇中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与译文和1篇英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另1篇英文论文发表于毕业后参加图书馆工作之时),并且还出版了一部译著,这的确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即便是在今天,很多博士生都做不到,硕士生和本科生就更不用说了,真是令人佩服和不可思议。
   
    戴镏龄先生是南中国首屈一指的英国文学大师,在英国文学方面的成就享誉海内外。王宾教授在嘱我写序时曾言:“戴先生高中毕业后选择了图书馆学,考取公费留学到爱丁堡后又改学英国文学。后来的成就使人忘记了他早年在图书馆学的辛勤耕耘”。王宾教授此言极是,因为在学术界,尤其是在我国英国文学界,鲜有学者了解戴镏龄先生早年在图书馆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6年前,王宾教授在编辑《戴镏龄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时,专门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智者的历程”,那时,“智者的历程”所记述的基本上是戴镏龄先生在1939年从英国学成回国以后的学术成就。如今,王宾教授在重编《戴镏龄文集》时,特别编辑了《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集》作为《戴镏龄文集》的合璧,使读者能够更加完整地了解“智者的历程”。

    诚然,在“智者的历程”中,戴镏龄先生“早年在图书馆学的辛勤耕耘”是短暂的,但是,戴镏龄先生的这段短暂的历程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生意义。

    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是“中国现代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美国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女士(Miss Marry Elizabeth Wood, 1861-1931)和“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先生(字绍期,1884-1977)于1920年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初为文华大学图书科,1929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成为独立的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2年并入武汉大学,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信息管理学院。“文华图专”是一个比较“袖珍”的学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十分有限,少则数人,最多也不过20余人,却造就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精英。例如:首届毕业生(仅3人)裘开明先生创办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并在近40年的馆长任期内将其发展成为西方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在西方享有“东亚图书馆泰斗”的盛誉,美国哈佛大学中国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更称其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引路人”。戴镏龄先生是“文华图专”的第11届毕业生(共9人),同班的汪应文、彭明江等后来都成为了我国图书馆界的大家。第10届的毕业生(共8人)中有著名的目录学家吕绍虞、图书馆专家于镜宇和童世纲等,其中于镜宇(震寰)曾长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副馆长,而童世纲则在胡适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Gest)东方图书馆馆长时一直辅佐胡适先生襄理馆务,并继胡适之后长期担任葛斯德(Gest)东方图书馆馆长,诸如此类的例证不胜枚举。戴镏龄先生在“文华图专”毕业以后,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而是英国文学家,但是,可以肯定的说,“文华图专”对于“智者的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华图专”以“智慧与服务”为校训,校长沈祖荣先生为我国留美攻读图书馆学第一人,十分注重学生语言能力、实践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文华图专”在1929年1月创办了以“文华图专”学生为主要编辑力量的《文华图书科季刊》(后改名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在建国前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并称为我国三大图书馆学刊物)。沈祖荣先生在《文华图书科季刊》创刊号上专门发表了题为《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点希望》的发刊词,鼓励学生注重实事研究,不避琐碎题目,审合社会情形,整理丛书,介绍新知识,大力开展图书馆学研究,并确立了以发表与介绍中外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学术之研究及心得,以资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办刊宗旨。[1]

    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我国“平民教育运动”的高涨时期,民众图书馆(Popular Library)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而办理民众图书馆者十分缺乏办馆的知识与经验。为了促进民众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沈祖荣先生组织“文华图专”师生集体翻译了原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主编的《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一书,并分期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连载发表。戴镏龄先生的译作《新西兰民众图书馆概论》、《尼加拉瓜民众图书馆概况》、《挪威民众图书馆概况》、《巴勒斯坦民众图书馆概况》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于1934年发表的。同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又将戴镏龄先生等“文华图专”师生的译作结集,正式出版了《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一书。[2]由此可见,戴镏龄先生的这些有关民众图书馆的译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
   
    在1929-1937年间,校长沈祖荣先生还亲自规划,指导出版了19种“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3]戴镏龄先生的译著《图书馆的财政问题》(Current Problems in Public Library Finance. edited by Care Vitz)即是该丛书之一。沈祖荣先生在1934年12月为该译著撰写的序言中说:“去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出一本新书,称为图书馆经费问题。他们出这一本书,是因为美国自发生经济恐慌以后,各部分事业都受到影响,而图书馆的经费亦在波及之中,所以特提出来讨论”。“这一部书的成功,很算得是美国图书馆,当此不幸期间,一种救济的好资料。我国图书馆处此国难严重之秋,以此借镜,更为有益。今译者名此书为《图书馆的财政问题》,而未冠以‘美国’二字,实与原则未背”。[4]由此可见,当时翻译此著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令人惊叹的是,戴镏龄先生只是利用1934年近两个月的暑假就完成了约十万言的《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的翻译工作。戴镏龄先生在《译者序言》中说:“予于今年夏日译成此书。回忆暑假两个月中,玩时愒日,殖学荒怠,仅在迻译方面,稍稍着力;又以暑威逼人,时有郁蒸之思,下笔殊难自满。初意来校后,可从容将其斟酌损益,期于十分信达;但近因校课繁重,卒卒曾无须臾之间,一理宿债”。虽然,由于“怱促付梓”,戴镏龄先生“自知疵漏难免”,[5]但是,沈祖荣先生对戴镏龄先生的译著评价甚高。沈祖荣先生曰:《图书馆的财政问题》“译者,系本校本年度第二年级同学戴镏龄君,他是在暑假之间译成此书,思得有所贡献于国内图书馆界。余阅毕此书,见其文笔流畅,内容切当,故甚嘉许戴君之发愤,而又想到我国图书馆之困难问题,财政亦其重要之一端,故乐为介绍,并付学校刊行之”。[6]
   
    在翻译《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的过程中,戴镏龄先生对原著做了不少合理的技术处理。,戴镏龄先生说:“本书原附有英文书目,固无译成华文之必要,而正文中凡所称引,多附注见书目中第几条,今对引文虽仍用引号表示之,但于上述附注则略去。又有图表数幅,虽已译出,但排印时,认为徒估篇幅,毫无重要性,亦遂从割爱”。[7]
   
    从戴镏龄先生所言“本书承本校校长沈绍期师宠以序文,教授毛体六师在排印上给予指示,均令译者感激无既”来看,[8]戴镏龄先生不仅完成了《图书馆的财政问题》的翻译工作,而且还承担了该译著的印刷出版工作。这种从翻译、编辑到印刷、出版的亲身实践,自然对戴镏龄先生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在表面看来,图书馆学似乎与英国文学相去甚远。这也可能是以前的学者在研究戴镏龄先生的学术成就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戴镏龄先生“早年在图书馆学的辛勤耕耘”的原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实质上,图书馆学与英国文学,以及与其它学科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英国文学与西方现代目录学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西方现代目录学的兴起是以20世纪初英国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的兴起为标志的。在20世纪初期,分析目录学的大多数活动大都集中在莎士比亚著作文本的研究上,尤其是探讨所谓的四开本的性质与权威,及其与最初的对开印本的关系。波拉德(Alfred William Pollard)、麦克罗(Ronald Brunlees McKerrow)和格雷戈爵士(Sir Walter Wilson Greg)三位杰出的英国学者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发起了一场以研究莎士比亚著作文本为中心的分析目录学运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所有的人都对目录学产生了兴趣。在继承英国文物学家、图书馆馆长布拉德肖(Henry Bradshaw)和摇篮本学家、图书馆馆长普鲁克特(Robert Proctor)的书目工作的基础上,格雷戈、麦克罗和波拉德创立了现在所谓的分析目录学。从此,分析目录学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例如:利用分析目录学的方法证实了佩威尔(Pavier)四开本的真实性,发现1934年版的卡特(John Carter)和波拉特(Graham Pollard)的著作是怀斯(Thomas J. Wise)的伪作。此外,在20世纪后期,通过利用分析目录学的方法还揭露了霍夫曼(Mark Hofmann)作伪的摩门教历史文献。[9]分析目录学在善本图书的整理编辑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目录学家鲍威尔斯(Fredson Bowers)编辑的德克尔(Dekker)戏剧集。此外,分析目录学还完成了一些里程碑式的研究,例如欣门(Charlton Hinman)有关莎士比亚对开本的研究,以及鲍威尔斯(Fredson Bowers)、格斯克尔(Philip gaskell)和谭瑟勒(G. Thomas Tanselle)的大量著作等。在上述目录学家以及其他目录学家的工作影响下,有关文本的校讎分析与描述的书目学术方法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利用这种方法,分析目录学家查考传递同种文本的图书的外在形式及其一切关联,以准确地鉴别文献、确定文献的归属、判断著者与读者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1927年麦克罗编撰的专供文学学生使用的教材《目录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初版后,目录学不仅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曾一度成为英国和美国的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戴镏龄先生在“文华图专”亦曾专门学习过目录学课程,当时讲授目录学课程的正是戴镏龄先生在《图书馆的财政问题》自序中提到的“在排印上给予指示”的“教授毛体六师”。那时,毛体六(坤)教授还专门发表过有关英美目录学的长篇大论。虽然我们现在难以考证戴镏龄先生后来改学英国文学是否受到过目录学的影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录学知识对于戴镏龄先生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有着相当的帮助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戴镏龄先生后来发表的《The Characteristics of Buddhistic Cataloging Method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nese Bibliographical Circles(佛教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上之影响)》(1935年7卷3期、7卷4期)一文中窥见其目录学功底之一斑。
   
    今天看来,“文华图专”或者图书馆学对于戴镏龄先生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上述数端。中文参考工具书和西文参考工具书一直是“文华图专”的两门重要必修课,而这两门课程对戴镏龄先生其后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相当的影响。

    戴镏龄先生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表的最后两篇论文是《字典简论》(1935年7卷1期、7卷2期)和《Wanted: A Chinese Encyclopedia(我们需要一部中文百科全书全书》)(1936年8卷1期)。《字典简论》名为“简论”,但是实际上两期连载洋洋洒洒竟然有100页之多,几乎相当于一本著作。该文纵论古今中外之字典,既有理论的阐发,又有字典的评介,是一篇全面的字典著述。《Wanted: A Chinese Encyclopedia(我们需要一部中文百科全书全书》)(1936年8卷1期)则是试图弥补中国参考工具书在类别上所存在的传统缺憾的一种呼吁和呐喊。在编辑《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时,王宾教授特地将原来收录在《戴镏龄文集——智者的历程》一书中的《评英文新字典》、《坏字典和一些错误的根源》、《英国常用的几本英语辞典》、《谈阐明单词搭配关系的几本英语词典》、《关于英语词表和词汇教学的几个问题》、《对约翰生<英语词典>的几点看法》、《论现代兴起的英语学习词典》、《<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序》等8篇有关字典的著述抽过来,列在《字典简论》之后。这毫无疑问是十分正确和科学的。如此一来,我们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和清晰地领会“智者”戴镏龄先生在辞书研究方面走过的“历程”,自然,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文华图专”对戴镏龄先生学术研究的深远影响。
   
    戴镏龄先生为人谦逊,处事低调,极少谈及自己的生平。戴镏龄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我与翻译》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不过是一篇千字文而已。他还曾写过一篇《戴镏龄小传》,但是这篇《小传》竟然“小”到不足五百字,而且不少文字只是人生的感言。在《我与翻译》一文中,戴镏龄先生说:“我三十年代初曾翻译过一本书,现在连书名都记不起了,幸亏流传不广,因为我的译文很不成熟。我当时虽也在报纸及杂志上用英文发表文章,那完全是少年狂简进取的一股冲力所驱使的,实际上英文修养还很差,至于汉语的运用也是十分生硬。”[10]由此可见,戴镏龄先生对名利的淡泊。正因为如此,要勾画“智者的历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1986年来到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任教后,就一直十分景慕在康乐园的两位“文华图专”老前辈,一位是外语学院的戴镏龄先生,另一位是信息管理系的创办人之一周连宽先生(“文华图专”第8届毕业生)。由于专业的差异等原因,我一直未曾拜见过戴镏龄先生,所以,客观地说,我对戴镏龄先生知之甚微。正因为如此,我很担心我在上面所做的一些分析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尽管如此,我相信我的这些记述至少可以为今后研究“智者的历程”的学者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
   
    今年正值中山大学80周年校庆,为此,我们计划从今年开始陆续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书目丛书》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承蒙师母徐开蜀女士和编者王宾教授应允将《外国图书馆学术研究——戴镏龄文集续编》列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术丛书》第一种予以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全体同仁倍感荣幸。在此,我谨代表中山大学图书馆全体同仁向师母徐开蜀女士及其家属和王宾教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是为序。

    程焕文  谨记
    2004年7月8日于竹帛斋

  [1] 沈祖荣. 我对于文华图书科季刊的几点希望. 见: 文华图书科季刊. 1卷1期(1929年1月):1
  [2] (美)鲍士伟原编, 徐家麟等译. 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3] 程焕文. 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沈祖荣评传. 台湾学生书局. 1997,8:70~72
  [4] 沈祖荣.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序. 见: (美)卫迟编. 戴镏龄译.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5-6
  [5] 戴镏龄. 译者序言. 见: (美)卫迟编. 戴镏龄译.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12
  [6] 沈祖荣.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序. 见: (美)卫迟编. 戴镏龄译.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5-6
  [7] 戴镏龄. 译者序言. 见: (美)卫迟编. 戴镏龄译.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12
  [8] 戴镏龄. 译者序言. 见: (美)卫迟编. 戴镏龄译. 图书馆的财政问题.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1934: 12
  [9] A Scandal In America: Part I. the Book Collector, 1987(36): 449-470
  [10] 戴镏龄. 我与翻译. 见: 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XX: 84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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