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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静楠:西湖边上的隐士——论钟敬文
【时间:2011/7/3 】 【来源: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1993年第1期 】 【作者: 姜静楠】 【已经浏览2981 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页里,钟敬文是一个奇怪的作家——几乎无人不承认其文学成就(主要是纪游山水散文方面)应引起研究的重视,但在实际研究中,却又无人能够将他插入文学史“历史线索”中来实现这种重视。这种现象似乎向人们表明一个问题,即以往的文学史不大注重现代山水纪游,仿佛这类作品距离那段令人神往的厉史内容太远,与那时的时代精神不符,因此就显得不具备多少值得仔细研究的价值。

    必须指出,这是一种偏狭的文学史观的具体表现,它不仅与当今学界古代文学史观相背离(在那里,古代的山水纪游类作品受到相当重视,往往从中被找出传统的优美“文学”),而且会使现代文学的历史容量趋于狭小,违背当时十分繁荣的历史真实。对于钟敬文的创作进行研究,有利于打破以往偏狭的格局,因为他的山水纪游创作对现代文学的丰富与繁荣做出过重要贡献,完全有理由认为,“丰子恺、梁遇春之于随笔,何其芳、李广田之于抒情散文,丽尼、陆盘之于诗散文,郁达夫、钟敬文之于游记,沈从文、芦焚之于乡土散文”①,在三十年代均有过相当的成就和特殊的开拓。正是他们构成了当时中国散文创作的“精英作家集团”;正是他们的优秀之作代表着当时中国散文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

    在钟敬文的一系列散文作品当中,除去可以领略到对于山水风光的出色描绘,欣赏到作者优美的语言艺术魅力之外,还可以看到一个现代隐居文人的身影和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幽幽灵魂。灵魂是其创作的直接根据,弄懂他为什么会成为隐士,弄懂隐居与其创作的关系,不仅有利于理解钟敬文的个人创作,而且对理解现代文学史的复杂性都将会有所帮助。

    纵观钟敬文的文学创作,作品的数量并不算太多。1929年9月,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收入1924年以来创作的各类短小文字。这是一部在内容上真正称得起“散文”的集子,五花八门,二十二篇文章的内容相当博杂零乱,但其中有些篇章(如《游山》、《南国已深秋了》等等)显然已经带有山水纪游性的文学色彩,并透露出钟敬文沿童年时代赏玩山水之性情发展起来的颇为浓厚的旅游嗜好。而这本集子里写于1926年之前的那篇《“创造社出版分部”》,则无论从篇章结构的线索安排上看,还是从传达见闻与情感的细腻描绘方式上看,或者从游踪的层次与视角上看,都已然属于比较成形的纪游之作。但从总体上看,这还是钟敬文纪游创作的早期阶段,不仅他那支色彩斑斓的笔尚未笔下生花,而且大自然那动人的山水也尚未触动他纪游的审美心弦,未在他的灵魂中爆发出辉耀生命的巨大光芒。他还必须寻找新的契机,这契机便是现代“隐士”的栖息之地。

    1928年9月,钟敬文离开广州的中山大学,乘船前往杭州任教(在此之前,他出版过一本旧体诗集《偶然草》,其中虽也包含一部纪游感兴的诗作,但还属于一颗旧的灵魂)。这一次迁移的意义实在太大了,对于一直生长在南方海边的钟敬文来说,这却是他第一次乘坐海轮远途旅行,所以,在波涛摇撼、巨浪起伏不止的大海上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跋涉期间,他处处感到生活的新鲜。在船上白天事事新奇,夜里常常难眠,于是他开始将船上每天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都以“寄友人”的书信方式录写下来,后又经过一番整理加工,便形成他那一系列描叙这次海上旅行的散文——《海上日述》②。在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看出大海的波澜已荡涤了他心灵中的人生烦恼,使之更强化了隐居忘忧的倾向,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此已初露出他后来纪游创作中那种用笔潇洒率意、写生绘神绘色和抒张灵性情致的艺术风格的端倪。

    在这次航海旅行结束之后,钟敬文寄居于西子湖畔的杭州城内,过上了现代隐士的生活。他于授课之余,常携友人们一同游赏西湖各处景观,采风问俗。每当游玩归来,他往往都会留下一些记述或描绘游历的有关文字,这些文字很少涉及到当时的时局或社会,几乎纯属山水游记的品类,但在艺术功力上,又大都是优美的作品。也许可以这样说,在1928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里,钟敬文的写作之所以显得格外勤奋,能够进入文学创作的最佳状态——或者说他之所以能在抵达杭州仅仅不满两年的短暂日时里,便出版两本以纪游为主要内容的散文集《西湖漫拾》(1929年)和《湖上散记》(1930年),并出版新诗集《海滨的二月》等,就因为他找到了自己最适宜生存的隐士之地,即人化自然的秀美西湖。

    从创作道路的角度来看,在杭州旅居的这段时间,钟敬文的纪游创作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艺术风格及技巧方面,都显得相当圆熟和成熟,这将近两年的时间,正是他文学成就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时期。对于他的散文小品之风格与地位,郁达夫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作品“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并且还表示,希望他今后能够不放下手中的笔,再多写些“这样的小品文”③。当然,郁达夫还没有注意到,一早在《湖上散记》的“后记”里,钟敬文便已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而酣醉地满足于这吹号中,良心它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也许古人要说,个人的哀乐,也是社会哀乐的一部分,能够把它表现出来,不得说于社会是毫不相于。这话诚然有相当的道理。但在这样不平衡的社会里,哀乐分明是有阶级性的。现在大多数人的哀乐,正如我们的有很大的鸿沟;要把我们的哀乐去涵盖他们的,我真打不起这样欺周人类的勇气。朋友,说到这里,你还肯怀疑我的伤心是故作姿态么?

    很显然,钟敬文在1930年写出这段话时,便已经自认为他的山水纪游不合时代需求。“哀乐分明是有阶级性的”,有了这样的思想变化,外加多方面其他因素的促成,他的现代隐士生活遂告终结,于1934年东渡日本去研习民俗学。新中国成立后,钟敬文虽然还偶尔写过零星的诗歌与散文,但其水平无论如何也难与当年在西湖隐居时相提并论,于是,《西湖漫拾》与《湖上散记》使成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光辉顶点。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隐居生涯创作的作品为历史增光添色,除钟敬文之外还很少见到相同的例子。

    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并且是生活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动荡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说来,仅仅凭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薰染,也是很难走上真正“隐士之路”的。年仅二十几岁的钟敬文(1903—)竟能在西湖边上隐居数年,几乎不闻不问国家天下之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格外吃惊。究其原因故然有相当充足的现实理由、个人原因与社会环境原因,但无法一下令人去寻求其更为深层的东西,即钟敬文在气质上与性格上的某种主导倾向;而寻求其倾向的形成则必须从其最远的童年时代开始,因为在那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起决定作用的奥秘,这也即是说,童年时代培养起来的性情决定了钟敬文日后种种重大人生选择的必然性。

    钟敬文的故乡是广东省海丰县的公平圩,他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在当时,由于交通上的相对便利,公平圩已经是南方较大较热闹的那种乡镇之一了,可当钟敬文回忆起家乡时,在他的记忆里,故居却偏偏是“在一个很幽静的乡下”。这显然是一种记忆错误,但它却并不奇怪;在此方面,他与另一位出色的纪游作家郁达夫一样,他们在关于童年的思维方式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或共性。这也即是说,他们都产生这种“误忆”(将故乡山水田园化)的原因在于,故乡给他们留下的是已经情绪化、诗意化的朦胧印象,这种对故乡环境的艺术化心理依恋与童年记忆,虽然使得某些以往的事实与头脑中的印象相互错位,但在现代化大都市物质文明较发达、心灵生活过份失落的生活状态下,这些错位了的印象本身却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向往。

    后来,钟敬文就是凭着这种类型的记忆方式,十分动情地描写出他那属于风光秀美的岭南格调的故乡——“田沟里游泳着的小鱼,丛林中自生着的野草,山涧上涌喷着的流水”。其实,这种极其情绪化的故乡只属于他自己的心灵,他的目的是要借此表达“无一教我对之而不爱”④的故乡之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生活在现代大都市的一种心理需要,即心灵失落的重新平衡。不过,由此也多少可以发现,钟敬文对自然山水的喜好是从童年便已开始了的,这种童年喜好不单对他一个人具有重要的心理影响作用,而且对其他出色的山水纪游作家来说,都是其创作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一点在郁达夫、冰心、朱自清、俞平伯等人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

    钟敬文之所以会成为出色的纪游散文家,除去南国故乡这种地理环境温馨之气的心灵熏陶之外,他自幼性好读书,尤爱“读诗写诗”的涂墨兴趣,也为他日后的写作埋下久远的动因和根本影响,为他日后文笔优美、表达晓畅且富诗意的创作打下最初的训练基础。钟敬文自己承认,他在“少年的时候,颇作过非份之梦。忆得年方十二三,便很喜欢学人家吮毫拈韵,嘲弄风月,稍长,野心益恣,大有以‘著作家’自许的意思,《古香楼丛书》竟写至八九种,那时的狂态,可以想见一斑”⑤。时至今日,这部《古香楼丛书》究竟写了些什么东西,已经无从考察,但他的这一段自白至少使人感到:钟敬文不仅在童年时代便已形成“嘲弄风月”的最初文学“创作”倾向,而且在童年时代还培养起成为这类“著作家”的欲望。这与鲁迅类型的作家的童年经历(幼时便经历破落的家境,初步尝到人生的艰难与社会的不公)相比,可以进一步证明,童年时代对生活的理解、体验和欲望,对一位作家后来创作道路的选择来说,将会产生自己意想不到的巨大影响。而对钟敬文来说,其意义在于幼年的文学喜好和欲望,使他走上了“隐士文学”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童年时代也是文学创作之所以成功的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生组成部分。

    古往今来,任何隐士倾向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钟敬文之所以会在1928年前往杭州隐居,据他自述,其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太不自爱了,惑于一般放肆的邪说,把民间粗鄙猥亵的风俗、文艺,居然在庄严伟大的国立大学所设的研究所里编印了出来”。——这里用反讽语调所讲述的内容,是他由于在中山大学编印《民间文艺丛话》和《民间文艺丛话次集》两本书而遭到攻击与迫害的事情;钟敬文因这件事而被校方给予“停职”的处理,实际上砸掉了他的教书饭碗。

    “其次,我在这半年里,忽然饮了青春的醇酒,我沉醉,我疯狂,我终于颓倒在欢乐与痛苦、生与死的十字架当中!”——从他的《荔枝小品·你已变了心么?》一文中可以得知,当时,钟敬文的哥哥曾插手他的婚姻,要为他包办一门亲事,而钟敬文却已经另有所爱,陷于自由自主的恋情,并正在体验着爱情的悲与欢,时而陶醉、时而疯狂。此外,在《湖上散记》中的许多篇章里,则又经常写到一位叫做“蓬”的小姐,从这些文章的内容来推测,她应当是钟敬文从南方带到杭州的女友,钟敬文似乎为逃避包办婚姻才携她同居于西湖畔边。

    “再次,……当今,党国大事,自有我们一般年高望重、经济学识,都超越群伦的先辈,在出力担当,共谋郅治;我曹后出小子,口尚乳臭,不足以参预天下治乱之事,只合闭门读书,或徜徉山水间,击壤而歌,颂扬帝力”⑥。——这里无疑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即国民党反动派不准知识分子发出任何不满声音的黑暗统治。正是由于这三个基本原因几乎同时交织在钟敬文的身上,他才在广州陷入极大的苦闷和失望状态。

    钟敬文是敏感的,他在1926年6月便预感到“我们中国的今比正如一个将邻暮夜的世界”⑦,但他在1927年1月写的《潜初去后》一文中,仍然赞扬友人潜初“是马克斯的信徒”,赞扬他“要实现共产社会的理想”的革命精神,祝愿“一切都如他所希望的成功”。这表明钟敬文多少还了解些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思想上还具有进步的倾向;但正如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历史前进的曲折性和残酷性缺乏清醒的现实估量,因此“四·一二”事变发生之后,死亡与鲜血使他目瞪口呆。当他尤如从恶梦中惊醒后,残酷的现实使他很快趋于失望,看不见光明的未来,于是感到“我实在太疲倦了,疲倦得连呼吸都似无力,我于是不能不作暂时逃地的人了”⑧。就这样,他在几种挫折相交会的暂时困境当中来到杭州西湖边,转而专门吟唱起大自然的审美之歌,象古代陶渊明那样,成为一名隐士文人。

    隐士是一步步变成的。应该承认,钟敬文的最初目的并不是为了彻底逃脱人生的战场,他只是“希望于短时间里,在这块比较宁静的境地,恢复我一切摧毁消失了的明慧与精力,使我有继续驰跃于人生舞台的勇气”⑨。从这种意义来说,他的栖居杭州,虽然一方面出于前文所述的三个主要原因,但其中也还与鲁迅所说“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⑩颇有几分相近的成份。正因如此当钟敬文最初看见西湖时,“她所给予我至深的观感,是‘幽秀’两字”;他从这种东方式情调的自然环境中感受到灵魂解脱的欣喜,获得前所未有的轻松与舒畅之感:

    她(即西湖)朴素、宁静、婉柔,可以调和着我暂时汹涌、决裂的心。……生动热烈是可爱的,但我现在是有点疲倦了,我需要休憩,我需要暂时的休憩,这里的幽婉、静幽,正是一服绝妙的清凉剂呢!我要跃动,我的生命要来长远的跃动,但此刻且让我清闲地躺着吧!⑾

这一段文字颇带有印象派绘画的味道,表达了瞬间的审美印象,主客体达到某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不过,尽管他尚未忘记生命的跃动,尽管他此时还强调着休憩的暂时性,但在自然美景的薰陶下,这段文字已透出他“沉醉”的某种心态。

    当然,这还仅仅是最初的“微醉”,真正彻底的隐士化还是在后来,是在客观风光与他主观审美倾向越来越紧密重合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位友人曾对他说过,“无论它是哪一种形式的枝干和叶子,只要是树木,我就觉得它十分可爱”,这虽很接近钟敬文的自然审美倾向,他当时却并光反应;可是到了杭州之后,他从西湖景地获得直接的审美体验,这时就不同了。他深有感触地重新拾起这个话题说:“我自己觉得对于山和水,也是如此。无论是深山小丘,只要有点幽静秀美,我就不免要为它留连我的步履和情思了。无论是沧海溪涧,只要有机会欣赏低回,我是决不肯轻易放过的”⑿。就这样,在西湖客观上提供出充分条件的基础上,他的审美观趋向于定型与成熟,走向隐士化的情趣。

    在钟敬文看来,观赏山川风光和自然界其它景观时,应在主观上摒除一切人生杂念,注入专情于其间:登山则情满于山,临水则情溢于水;只有这般“和自然入于同化之境,才能领略佳景之真谛,从而使心里感到幽宵的怡愉”⒀。这种看法在美学的观赏原则上,肯定是相当有道理的,即使从哲学上讲,这种追求“佳景之真谛”的观点也有其传统的归属,即属于老庄哲学体系中“天人合一”的极端审美性人生观——正是在这种人生哲学的影响之下,钟敬文的文学创作才相应倾向于淡雅醇韵的清新格调。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越来越浓的审美格调竟成为钟敬文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以致他日益陷入对大自然的陶醉不能自拔,渐渐忘却自己“暂且”体憩的此行目的。正因为出现这种情况,他在1930年写作《湖上散记》的“后记”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终于“醒悟”过来,从理智上检讨自己这两年的人生迷误。

    当然,若是置于那个时代特定历史背景之中,那么从钟敬文的隐士行为里,也可看到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既厌恶丑陋的反动政治压制,又无力改造黑暗的社会环境,只好寄情山水之间以求名哲保身的心态,即将自己打扮成不问人间凡俗之事的“纯文人”,企望沿袭古代传统文人的超脱自救心态。面对他在当时的这种心理状态,人们很难简单地评价为“好”或者“坏”;一方面他在“四一二”之后的确有其客观原因而作为隐士,并且只是暂时的隐士,另一方面正由于他这种隐居的人生“迷误”,才使他不仅能够全身心地去体会西湖山水风景的美妙之处,且写出源于这些切身体会的漂亮散文,为文学史留下优美的纪游之作,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并代表了当时中国散文的业绩。因此,对问题的讨论绝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思维层次上,而应进行一种辩证法的分沂和价值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认清钟敬文这条隐士之路的历史特殊性,从而发现某种近似规律性的东西。

    在这里,如何评价钟敬文的隐居价值,确实属于一个“两难”判断的问题。若是从政治上讲,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鲜血与死亡不仅没有吓倒革命军的斗士们,即使在文学界,也没有吓倒革命的作家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反而促进许多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更加倾向于革命(当然,其中有一些过“左”的激进倾向并不足取,但他们强烈反抗国民党反动文化统治的这种精神,却是符合历史潮流在当时的进步趋势的)。在这些人的对比之下,钟敬文的隐居西湖显然属于一种消极行为,既谈不上革命性,又谈不上进步性。并且,若是考虑到这样的时代因素,他的隐居行为便又显得与古代文人类似行为具有不同的价值内涵:古人(如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的“沉醉”或沉默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他们的思想较为进步,以致不被容于统治者,即使是隐居,也还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因此,在他们隐居性的行为中蕴含着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而这一点,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还是具有些进步意义的。

    钟敬文的隐居就不是这样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不仅中国共产党已诞生数年,而且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广为流传,更为关键的是,钟敬文的朋友中本来就有他所敬佩的“马克思的信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中隐居西湖,只能说他是被“四·一二”之后的黑暗统治吓坏了,他的行为不属于无可奈任中的不与反动统治者合作的态度,而是既不愿激进又不甘心堕落的索性逃避,即单纯的避祸之举。即使在1930年那篇“后记”中表示不应“以艺术为一己的哀乐得失作吹号”,表示“良心它不能教我这样愚笨的人安然”,也不能证明他这时已从隐士之路上真正发生了彻底的觉醒,只是说明他在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心理矛盾更加尖锐化,个人倾向的隐士生活给他带来空前的心灵痛苦——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毕竟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远离社会人群而居,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的痛苦。钟敬文于1934年东渡日本去研习“民俗学”,这是他为摆脱矛盾与痛苦的一个具体措施,但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还是不愿投身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最激烈的“前线”,他的隐士之路变为学术化、书斋化了。

    从这样的对比中自然构成一种相当严厉的批评,但若与三十年代那些“堕落文人”以及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相比,这种批评又显得过于严厉,因为钟敬文毕竟洁身自好,没有为敌人服务,甚至也没象“第三种人”或“自由人”那样批判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具有自知之明因而无可厚非的。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出的纪游散文具有那个时代的最高艺术水平,与其它几位作家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散文成就。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其隐居问题,那将会发现,他的优秀散文创作也都带有隐士的情趣和笔调。这也即是说,他的优秀之作来源于他的隐士生活,若没有这一段隐居经历,就不可能产生这些作品。

    这样,便带来一连串的问题:否定他的隐居行为是否会不伤及他的作品?肯定他的作品是否会不影响对其隐士之路的评价?从文学源于生活的角度来看,他的生活与创作是否可以分成互不相干的两个评价对象?更重要的是,从历史长河的发展角度看,钟敬文对繁荣与发展传统纪游文学的贡献是否应予较高评价?是否只有走隐士之路才可能产生一类作品,繁荣文艺百花园的创作?

    如此等等。一个钟敬文,给人们带来的理论思考是相当多、相当多的。

    ①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②连载于《文学周报》第343期宜第349期。
    ③《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④《荔枝小品·忆社戏》,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版。
    ⑤⑦《荔枝小品·题记》
    ⑥⑧⑨《西湖漫拾·寄北平岂明老人》,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⑩《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⑾《西湖漫拾·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
    ⑿《西湖漫拾·海滨》。
    ⒀《西湖漫拾·怀林和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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