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湖的雪景》话语的涩，趣，叙述的随便与叙述者的优越感，既是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的显示，又有时代的投影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代表了一种不同于鲁迅的大憎大爱，而是趋向于平和、中庸的知识分子对生活与世界的立场位置与思考方式。
【关键词】西湖的雪景；涩；趣；随便；优越感
被誉为我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早年却是以其散文见誉中国文坛的。他于1927年出版的《荔枝小品》，以其平静超然的文风影响过一大批文学青年；后来创作于西子湖畔的散文则带有一种明清文人风格影响的痕迹。但后来，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学研究、诗歌创作上的巨大成功却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他小品文的研究，这对小品文研究、对钟敬文先生研究都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西湖的雪景》是钟敬文先生创作于1929年的名篇，收于他的散文集《西湖漫拾》。由于在诸多的形式因素中，语言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所以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湖的雪景》的话语分析来把握其散文小品的特质，以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
一、话语的“涩”
周作人对“五四”初期现代文学过于追求语言的“纯”而导致的“晶莹透彻”，不以为然。他在《扬鞭集·序》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后来，他把20年代中国散文分为三个派别：胡适、陈独秀的“清新明白”；冰心、徐志摩的“流丽清脆”；俞平伯、废名的“涩如青果”。何谓“涩如青果”？温儒敏认为它在周作人的艺术追求中纯粹是一种美学的意味，它包括语言风格上爱粗不爱细，喜暗不喜明，有意造成阅读欣赏上的某些阻梗与“陌生化”，或者说增加阅读的“磨擦力”，引发读者去体味思索，参与创造。[1](p49)钟敬文先生的《西湖的雪景》中的话语，同样地具有了以上特点。
首先是口语的细腻明快和欧化句子的严谨缜密。五四时代白话取代了文言，获得了主导地位，极大开拓了“文”的表现空间、奠定了现代散文发展的基石，也开拓了现代语言发展的广阔道路。现代作家清醒地意识到此后现代语言的发展，“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故能长保其生命与活力。”[2]但就纯粹的中国白话口语而言，由于它的极为简约，所以不能单独胜任“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这一现代散文的职责，也就是说它不具有“理论精密与艺术的美”[3]。因此周作人也好，冰心也好，郁达夫也好，他们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口语化和适当的使用欧化长句的写作。事实上他们也以此摆脱了古文的束缚，“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在这一点上，《西湖的雪景》并不例外。
作品是这样开头的：“从来谈论西湖之胜景的，大抵注目于春夏两季；而各地游客，也多于此时翩然来临，——秋季游人已暂少，入冬后，则更形疏落了。这当中有其所以然的道理。春夏之间，气温和暖，湖上风物，应时佳胜，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或‘浴晴鸥鹭争飞，拂袂荷风荐爽’，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于此时节，往来湖上，陶醉于柔婉芳馨的情趣中，谁说不应该呢？”以上文字，仿佛是一位对西湖了如指掌的朋友，坐在你的对面，正怀着愉快的心情，如数家珍地开始了他的西湖之景的介绍。句子长短相间，对仗关系明显，美景娓娓道来，的确令听者“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实，文章的副标题“献给许多不能与我共欣赏的朋友”，也早已定下了作品的叙述基调是“与朋友交谈”。既是交谈聊天，对方又是朋友，自然不能满口的“之乎者也”，而应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的记录了。
记得有一位语言学家曾指责：现代文学作品充斥的“因为、所以、虽然、而且”把汉语带进了死胡同。其实，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早年鲁迅、周作人的倡导“务欲直译”是因为“欧文清晰”，而译者的汉语“力量实不足以达之。”[4](p257)深受“文章好用长句子”的周作人影响的钟敬文，《西湖雪景》中的长句子同样写得漂亮耐看。以开篇第一句为例，它凡49字，中间用一个“而”字连接了两个并列的复句，又用一个破折号将第二个复句中两个有对比关系的句子隔开。这一长句在意义上，与后面的句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从古今人们对西湖胜景的季节认可与游客量的季节变化，来反衬自己欣赏西湖雪景的“卓然不群”，是一种先扬后抑的写法。这样的句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尽管它们不是那么一目了然，明白易懂，使惯于写、用短句的读者有点不能马上适应，但这种欧化长句的刻意使用，一改短句的呆板、沉闷，又以纤徐自然的内部节奏承载了信息量大和表达严密的任务，从而激活了白话口语，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使现代小品文的语言大大前进了
一步。
创作的“口语化”和欧化，是构成《西湖的雪景》话语“涩味”的一个基本条件；与此同时，作品对古文和方言的采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读者们的阅读欣赏造成阻梗与“陌生化”。
先看古文。《西湖的雪景》不过四千余字，但引文却有三百字之多，约占全文百分之十的篇幅。有相当多的文字出自《四时幽赏录》、《湖心亭看雪》、《雪中登黄山》。这些引文除其部分生僻用字，如“雾淞沆砀”、“拥毳衣炉火”、“雪霁策蹇寻梅”给阅读设制障碍外，意境上的清妙幽逸，也给读者的欣赏、理解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再看方言。钟先生是广东人，西湖所在地又是杭州，作品中的粤语、越语词汇虽不随处可见，但认真算算也还不少。钟先生告诉老李下大雪，老李“望见屋顶才肯相信”中的“望见”；接受邀请的老李高兴地说“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中的“去耍子”；“实在，我初头几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几株错认了”里的“初头”；“那花朵有些堕下来的”中的“堕下来”；堂馆说：“这是上顶的冰淇淋呢”中的“上顶”。这些词汇，无论从发音还是叙述、状物上都和标准国语存在着较大差异，属于典型的“南方的写作”。
《西湖的雪景》中的话语，在口语的细腻明快、欧化语的填密精细之外，又有了古文、方言的含蓄灵动。既涩，又无艰涩生硬之感，由此可见，文章在接受新的外来的影响和“化传统”（即将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得相当的出色。难怪郭志刚认为钟敬文先生的小品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移——或者说是飞跃。这两个转换，都被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从而具有不平常的意义。第一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5]（按：原文如此，其实郭志刚文是有其二的，即“由个人向集体的转换”。）
二、话语的“趣”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卷二中说，诗人之可传者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何谓“趣”？从词汇学来看，《说文》：“趣，疾也，从走取声。”原为动词，有多个义项，由“意向”之义项引申为“乐趣”、“兴趣”。而当涉及文学艺术时，“趣”即指“旨趣”，“意味”，“韵致”等意义。《列子·汤问》：每曲奏，钟子期辄穷其趣。嵇康《琴赋序》：推其所由，倾之不解声音；览其旨趣，亦未达礼乐之情也。这里的“趣”指的就是“旨趣”、“韵味”。虽然所说的都是音乐，但文学艺术亦无不如此。由此可见，“趣”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情藏于心，发乎为声，就一定会呈现出一种言尽意未尽的特殊审美情境。这种情境，就是“趣”。用平常通俗的话说是“有味”，味者、趣也。味足则趣浓，味薄则趣淡。故王昌龄有“理得其趣”之说，叶适有“趣味在言语之外”之议，苏东坡主张“诗以奇趣为宗”，袁宏道认为“诗以趣为主”，严羽更是集诗趣说之大成，提出“兴趣”说，认为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其实，艺术都是相通的，音乐如此，诗如此，散文未尝不能如此。《西湖的雪景》就是一篇充满“趣”的文章。我将之分为“知者乐
山，仁者乐水”之趣与闲适自得之趣。
（一）“知者乐山，仁者乐水”之趣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恩格斯在欣赏自然美时，曾经感受到“幸福的战栗”，这种“幸福的战栗”便是对自然有一种审美观照。面对壮丽山河，孔子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庄子认定“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而乐焉”。因此，旅游成为历代文人雅士津津乐道的快事，学子们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视为一种真理。钟老先生亦在《西湖漫拾·怀林和静》中指出：人类要读历史，要追念过去的故事，为实利的成分固然有，但单要求满足其神智、情思，作兴趣的游泳、开拓者也正占多数。吾人乐于摩竿古物，凭吊废墟，这种事实的心理上的根据，就全在此。请看作家笔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是怎样的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情形：
内外湖被“一片迷蒙的水气弥漫”；堆积着厚雪块的山上的“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让作者感到了“宇宙的清寒、壮旷与纯洁”；常绿树枝叶上的雪“如开满了白的山茶花，或吾乡的水锦花”；山茶花半掩在雪花里，红白相映，色彩灿然，使人“感到华而不俗，清而不寒”。建筑物的顶面是“密盖着纯白色的毯”；著满了雪的竹枝和竹叶则“向下低低地垂着”；更有那树枝上的雪片，著在外套上，正前人所谓“玉堕冰柯，沾衣生湿”。这一切，“仿佛令我暂时忘怀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纷扰、繁遽”，“油然有一脉浓重而灵秘的诗情，浮上我的心头来，使
我幽然意远，漠然神凝”。而当舟穿过西冷桥，缓泛里西湖中时，“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让人想起柳宗元笔下的渔翁。
西湖从秦朝的“武林水”变为世界花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历史记载的如唐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第一次用人工浚湖，在湖上筑长堤。五代的吴越国又整治过西湖。宋朝苏轼任杭州知州时，也派人筑堤蓄水。到南宋定都杭州时，西湖十景已初步形成。明、清两代也几经疏浚。这期间，游者无数，但真正的山水知“趣”人又有多少呢？的确，这个世界缺乏的不是美，而是发现美的眼睛。只有历史、文化修养深湛的人，只有热爱自然的人，才能对他所饱览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产生兴趣，产生庄严的感情和深刻的体验。大自然的景色，与他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之间，有着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这种“趣”，正如邓牛顿在《说趣》中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对生命之乐的一种感知，一种审美感觉上的自足”，“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所逐渐生长起来的一种审美文化精神。” [6]
（二）闲适自得之趣
《说文解字》曰：闲，从门中有木，乃以木柜门也。故我们可以猜想它的表达之意是对门外某种力量的抵抗。它在用为防的意思上，与清、静、正、止、定等字相通。与“适”连用，则有空闲、闲暇之意，多指清闲安逸的心情。就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人们推崇“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1934年4月，林语堂在《人间世》的发刊词声明：小品文，“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两个月以后，又在《论小品文笔调》中指出：“大体上，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这里的“闲适”，指的是对一种超然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平和安详、追求优雅趣味
和风格的“文人学者”的精神外化，是一种边缘的、也是独立于世的人生境界体验。[7](p48)闲适表现了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适应或回应。如果说，周作人的小品文更多的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那么《西湖的雪景》则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显示着钟敬文先生参与了传统的文化构建。
闲适自得是一种高级享受，衣食无着的人，是来不及闲适自得的。作品里的两位同游者，作为五四运动后的大学教员，虽无煤油大王的富有，但也绝无北京捡煤渣老婆子的酸辛。较为丰厚的经济报酬，较为自由的行政管理，不仅使他们衣食无忧，而且成为他们拥有和坚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的坚实基础。当然，也为他们追求闲适的生活与心态提供了物质基础：“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从文中我们还得知，作者多次到西湖游玩，此次细述的是第二次的雪中重游。文章中的“闲适自得”之趣主要表现在整个游览过程的轻松自如、从容不迫和游者任思绪在雪景中飞扬的精神境界。
先看游览过程。早上9点钟左右在校门上车，到湖滨换乘汽车，一路上稀少的乘客，使他们摆脱了喧哗与拥挤，近乎独享地品味着途中的景色。从灵隐山、韬光庵到观海亭，“好奇心打动着我，使我感觉到眼前所看到的不满足，……我悄悄地尽移着步向前走，老李也不声张地跟着我”，相同的文化修养使他们具备了“感受音乐的耳朵和眼睛”。在大自然美的面前他们屏气凝神，于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行走的脚步。登上观海亭，作者倚着亭柱，默默地咀嚼着渔洋诗的清妙。到酒楼喝完酒后，“半因为等不到汽车，半因为想多玩一点雪景，我们决意步行到岳坟才叫划子去游湖”；自然，“在徒步观赏中，不免觉得更有意味了”。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没有一定要说的话，没有一定要做的事，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有的是一种游山玩水的态度。要看就看，要走就走，要喝酒就喝酒，一切全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完全符合周作人在《乌篷船》里主张的“理想的行乐法”。
再看游者思绪。游览前对西湖四季景色的议论的引证，已表明此次旅行，作者是“人未到，心先到了”。车过西泠桥，湖心亭四围枯秃怯寒般的如“痴人”在那里呆立的树枝，使作者想到了《陶庵梦忆·湖心亭看雪》中关于“痴人”的一段情词幽逸的文字。灵隐寺到韬光庵的山径上著满了雪的竹枝竹叶，使作者想起了《四时幽赏录》中关于山窗听雪敲竹的描绘：“飞雪有声，惟在竹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浙沥萧萧，连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声，使人寒毡增冷”，并感叹自己的无福消受。跑上观海亭，作者想到的是渔洋的《雪中登黄山》，由诗中的雪景描绘，指出文艺的真赏鉴需要经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甚至于在断桥，舟子的一句话：“你们觉得此处比较寒冷么”？也使作者“默默地联想到知识的范围和它的获得等问题上去了”。西湖的雪景，激发了钟先生的兴趣与想象力，使之“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8](p241)，故能“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湖则意溢于湖”。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被地心拽着，大气压着，人情世故围绕着，柴米油盐纠缠着，能遨游天宇的，只有无羁的灵魂。钟先生在旅游中轻而易举地实现了让灵魂高飞的梦想，他时而想到了高深文，渔洋，时而想到了郑綮，柳宗元；他既陶醉于眼前之景，又想象着目前尚无福消受之景；他由眼前之景的欣赏，想到了黄山之景，甚至由此类推，想到了文艺的真鉴赏。总之，作者的整个游览过程，都伴随着心灵的自由飞翔，享受着浓浓的闲适自得之趣。
三、话语叙述的随便
现代小品文基本的文体精神，按照厨川白村的观点，是“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Eass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而只是一种“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的记录。Eassy，散文，是说话的另一种形式，“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9]梁遇春在《小品文选·序》中也认为：“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并没有俨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气，所以这些漫话絮语能够分明地将作者的性格烘托出来，小品文的妙处也全在于我们能够从一个具有美好的性格作者眼睛里去看一看人生。”[10](p37)《西湖的雪景》就是这样的一篇不讲究篇章笔法，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的散文。
文章先从西湖的胜景谈起，声明作家要细述的是自己第二次的重游。接着却重笔介绍了自己的同伴老李。从“老李照例是起得很迟的。有时我上了两课下来，才看见他在房里穿衣服，预备上办公厅去”，一直到他很高兴地说“老钟，我们今天到灵隐去耍子吧？”，“我‘哼’的应了一声，便回到自己的房里来了。”这近两百字的一段文字和游西湖的主题并无必要联系。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这段文字并不像“作文”，而是“写话”，像与友人在聊天、写信。类似的还有“一个拍照的，当我们刚进问时，便紧紧地跟在后面，因为老李的高兴，我们便在清泠亭旁照了两个影”、“老李不能多喝，我一个人也就无多兴致干杯了”之类的句子。总之，作者絮絮叨叨，罗罗嗦嗦，流水帐似的，做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看到什么写什么。在这里，你找不到什么叙述技巧，但你却能感受到这平淡自然所带来的随意与轻松。
四、话语叙述者的优越感
文学作品话语的叙述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方式，而更是作家的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的真实体现。钟敬文的散文坦率，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趣爱好广泛，感情表达较为直露、热情，毫无矫饰的痕迹。当然，具体到《西湖的雪景》，还有一种话语叙述者的优越感。
作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在叙述“我”和同是知识分子的老李在雪中赏景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穿插了另外两种人对“我们”此行的反映。一种人是舟子、苦力与僧人。一种人是有钱有闲者。寒风的雪天，苦力少，极少数等生意的舟子连口都不愿多开，何来闲暇顾及美景？“我”和老李的所作所为，在僧人的眼色里，还“有一种觉得怪异的样子”。而“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男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美酒’，至少也靠在腾着红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挚友，无忧虑地在大谈其闲天，以享受着他们‘幸福’的时光，再不愿来这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人所惯受的寒冷了”。于是“我”只好以“痴人”自居。而就是这位“痴人”，不仅没有因气候严寒雨雪清冷发出怨语，反而兴味盎然地与同事同游西湖。在游览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吟咏雪景佳句；他所选择的欣赏景物是西湖的雪，西湖边上的竹子，山茶花；他由树上的雪片联想到的是水锦花，梅李树。这一切不但能将日常游玩实事提高到诗的境界，增加诗情画意，使未游者借助此能作一番“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式的神游；更重要的是，它能使文章充盈着一种文化散文的书卷气。这种书卷气，原是书生本色的一种表现。它的存在，归因于作家的博知以及文化人或曰读书人身份的自我确认。作者尽管在行文中丝毫也没有夸耀自己的意思，但其强烈的优越感还是在字里行间显现出来了：“真赏者各能得其佳趣；不过，这未易泛求于一般人罢了。”
这，使我想起了《孔乙己》。钱理群先生认为，这篇小说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视点：知识者（孔乙己）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以及社会上大多数人（“我”和掌柜、酒客）对知识者的观察、评价，它构成了知识者的实际地位。鲁迅尖锐地揭示了这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例如孔乙己自认“读书人”高人一等，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君子”，但在群众（社会）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供人取乐的玩物：“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鲁迅通过孔乙己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哀，否定了这种盲目的自我神化与优越感。[11](p275)
将《孔乙己》与《西湖的雪景》稍做比较，我无意探讨知识分子的优越感问题，更不想据此评判两位大师的高低。因为童庆炳先生说过，各种文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都不过是同一房子的不同窗户，打开任何一个窗户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色。[12]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具有优越感，答案只取决于论者的立场和视角，并不能简单地加以肯定与否定。问题是，它让我想起了1927年，鲁迅先生对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的强烈不满这件事情。对此事，钟敬文先生认为当时鲁迅先生有些误会，以为钟先生与顾颉刚先生是一伙的。而鲁迅先生对顾颉刚的意见，鲁研界都是极清楚的。这个观点得到了朱金顺先生的认可。[13]我亦无意推翻，我想补充的是，除此之外，当年的鲁迅是不是早已预感到钟先生的经历与文化“母源”的不同，会造成他们看问题的立场与视角的差异呢？我想这种可能应该是有的。
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罗布·葛利叶曾经说：“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14](p552)我们将此话套用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散文来，未尝不能成立。因为“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15]散文小品作为一种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文体，它真实表现了一个人的情趣，个性，悟性，气质，一个人对生活与世界的看法与思考。钟敬文先生作为现代散文小品文的一个大家，其《西湖的雪景》体现出来的话语的“涩”，话语的“趣”，话语叙述的随便，话语叙述者的优越感，我以为，这既是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的显示，又有时代的投影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更代表了一种不同于鲁迅的大憎大爱，而是一种趋向于平和中庸的知识分子对生活与世界的立场位置与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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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明德】
【作者简介】陆衡（1968 - ），女，广西浦北人，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