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节，其内容是这样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困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所谓“侍坐”，是指在“尊长旁陪坐”。《礼记·曲礼上》曰：“侍坐于所尊，敬毋余席。”孔颖达疏：“谓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己必坐于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余之席。”“侍坐”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圈内流行的弟子亲近先生的一种方式——弟子或一人或多人，到先生处坐坐，同先生聊聊天，唠唠嗑，并趁机向先生讨教一些问题；同时，先生也会借此机会“润物细无声”地教导弟子一番。总之，“侍坐”是一种十分自然、非常生活化的“交谈”场景。

    让我们再返回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这显然是一个轻松自如的“侍坐”环境，因为当其它人在交谈的时候，曾皙（曾皙，字点）还在“鼓瑟”呢！并且我们还可以想见，其间肯定也还有笑声。交谈声，鼓瑟声，笑声，声声和谐。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孔子似乎只是一个旁听者，他不断地征询弟子们的观点：“求，尔何如？”“赤，尔何如？”“点，尔何如？”显得是那么亲切；而弟子们则侃侃而谈，毫不介意地“各言其志”，各抒己见，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末了，孔子也没有多加评论，只是说了四个字“吾与点也”，意即我赞成曾皙的看法。这“吾与点也”四个字看似轻描淡写，随口说来，却是画龙点睛之笔，是这场“侍坐”交谈的落脚点。孔子没有直接指出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的错误或不足之处，最多也只是“哂之”（朱熹《四书集注》：“哂，笑也。”），但是“吾与点也”这四个字足以让他们回去反思好几天并且最终会是有所得的。难怪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要称孔子为“交流的大师”了。（郝大维、安乐哲著，蒋弋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28页。）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案给人以充分的现场感，其实，《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与诸弟子之间的其它问答也无不是在“侍坐”交谈中进行的，只是《论语》的编集者在记录它们时采取了“去现场化”的处理方法，只记录“侍坐”交谈的内容而不记录“侍坐”交谈的场景。可以这么说，在宋代“书院讲学”制度兴盛之前，“侍坐”交谈一直是儒家导师讲学并教育弟子的主要方式（也可能是唯一的方式），甚至儒家系统之外的魏晋玄学家“坐而论道”的“清谈”也可以看作是“侍坐”交谈的一种变式。实际上，即使是在“书院讲学”制度兴盛的时代，“侍坐”交谈也还是作为“书院讲学”的辅助手段而在儒学圈内流行。这种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侍坐”交谈在唐朝宫廷中也非常流行，那就是由皇帝召集并在场聆听的儒、佛、道“三教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