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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莹:《论语·侍坐》的记叙艺术
【时间:2011/6/23 】 【来源:《阅读与写作》2008年11期 】 【作者: 周莹】 【已经浏览4175 次】

  作为一种写作方式,记叙就是使用语言记录下事件的发展过程或任务的行为过程。很多学者早已指出,不同民族、不同作家常常具有不同的记叙特征,这些特征是不同语言特点和不同审美观念共同作用的产物。中国古典叙事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记叙艺术特征,在先秦典籍中记叙手段的使用已经较为成熟。《论语》尽管只是一本记录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但将这些言行转化为文本,就必然存在一个记叙加工的过程。编写者对原始材料的选编、剪裁、记叙,也必然反映出编写者甚至先秦时代记叙的艺术特征,《侍坐》就是这样一篇极具特点的记叙文本。

    一、截取对话场景,设置记叙框架

    任何叙事作品都不可能也不必要将事件的所有细节和过程进行罗列,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反映事件和人物的独特之处。因此,选取最能集中展示人物或事件本质的场景进行记叙,是优秀的叙事类作品常用的方法。欧洲古典戏剧理论中有“三一律”,即“一个事件、一个地点、一个整天之内”。这一理论的产生是因为古典戏剧受到演出时间和演出场地的限制,所以非常强调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尽可能地展现戏剧冲突,从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激发观众情感体验的目的。《侍坐》的编写者自然没有读过西方古典戏剧理论,但《侍坐》却同样体现了这一规则。

    首先,《侍坐》记叙的是一个主题谈话,“各言其志”的主题则成为展示人物个性的平台。虽然孔子作为老师的态度是“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但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以言谈品评人物的传统,这在中国古籍中都有记载,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更有许多记载。子路等人作为孔子最优秀的学生,自然都希望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展现自我。而这种极富个性甚至形成鲜明对照的性格展现,构成了《侍坐》的戏剧性冲突。

    其次,中国古典叙事的一个审美要求是讲究事件过程的完整,中国人喜欢有头有尾的故事。这就要求在叙事中必须有集中而完整的叙事框架。《侍坐》设置了下面的叙事框架:

    核心事件:各言其志
    场景:孔子与学生的讨论对话
    时间:一个固定时段之内
    话轮安排:孔子的导言开篇——学生分别阐述——孔子与曾皙的对话收束

    先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交代场景,紧接着是孔子的引言提出问题和要求,规定了记叙的核心事件。而在每位学生表明志向追求的话轮之后,又通过孔子与曾皙的对话对各人的发言表态做了点评。如果说,学生们极具个性的表现形成了戏剧高潮,那么孔子与曾皙的对话则表明了孔子发起这次谈话的目的与品评标准,相当于戏剧矛盾的解决。一个完整的记叙段落就这样成功建构。

    二、俭约而传神的人物动态记叙

    西方叙事在描写人物时,更强调心理状态和动作过程的的细致描绘,而中国古典叙事更强调动态特征的记叙。①“动词对任何语言来讲,都是重要的,在古汉语中尤为突出。展开一篇汉语作品,略与英语作品相较,我们马上可以发觉:前者的动词频率,往往超过后者。”这种记叙特征与古汉语的语言特点和古代文学的审美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古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在古汉语不多的复合词中,几乎所有的词素也都可以独立以单音节词的形式出现。单个汉字代表的单音节词不需要更多的附加成分就可以独立表达概念,这就使古汉语成为一种极简洁的封闭式的语言:句子成分简单而且句子短小,没有英语句子那种不断扩张的空间。这种语言特点更适合于对事件的发展作特征性的线性记叙,因而也就必然突出动词的使用。

    其次,汉民族传统的思维特点是注重整合性、意会性,表现在审美观上是含蓄和内敛。因此,在西方叙事中大量使用的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绘,即中国俗语说的“画公仔画出肠来”的记叙方式是不符合中国古典审美观念的。中国古典的记叙传统是喜欢通过动作的特征记叙来传达人物内心变化和个性特点,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想象。

    《侍坐》中对人物动作情态的记叙正体现了中国古典记叙这种特征和高超艺术,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篇中对子路的动作记叙只有四个字“率尔而对”,这短短四个字却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快,应声而答;二是不假思索。面对老师的问题,别的同学都还在思考,子路就急忙抢先回答,使人感觉到他那种急于表现自己的心态;回答时不作思考,张口就来,则传达出子路好胜斗勇的个性。

    曾皙则是另一种个性的张扬。《侍坐》对曾皙的记载是“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这段记叙只有九个字,在记叙上却形成主客两个层面。一是抓住最具特征的行为点“鼓”“舍”“作”记叙人物主体的动作过程。二是用“希”“铿尔”表现行为客体——音乐的起伏变化,而这种客体的变化,其实是人物动作的结果,是从客体角度表现动作过程。面对老师的提问,曾皙并不马上回答,甚至也没有马上停止弹奏,而是从容结束,在袅袅余音中迤迤然起身作答。这一段记叙,为曾皙的与众不同的回答作了极好的铺垫,充分表现出曾皙淡定潇洒、清高自傲的个性特点。

    孔子的儒家学说是“入世”的哲学,强调积极进取,济世安民。同时儒家学说也强调“礼治”,所谓“礼治”就是遵守等级社会的规则,举止言谈进退有序。这两点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孔子发起这次谈话以品评学生的标准。《侍坐》全篇除了“夫子哂之”外,并无任何对孔子行为的记叙。孔子正是以自己的不动声色演绎“礼”的内涵。如此,孔子的这一“哂”就格外有深意了,既表现出孔子对子路的批评,又将这种批评局限在一个淡淡的表情中,体现出他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

    三、极具个性的人物语言记叙

    通过人物语言刻划出人物个性,是叙事类作品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之一,《侍坐》在这方面也表现出极高的成就。篇中每个人物的语言都鲜明的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性格特点,千载之后,仍栩栩如生。其语言记叙的艺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动词的使用。如前所述,古典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动作的记叙表现人物个性。而人物话语中所使用的动词,也同样具有体现人物个性的作用。例如,子路、冉有都使用了“使”这个使令性的动词,来明确表达自己的治理目标和自我期许。这其中,子路更自信好胜,他的自我期待是治理一个被夹在两个大国之间,面临大国势力扩张的“千乘之国”,而且还连用两个动词“加”强调出“师旅””饥馑”所带来的的艰难。这种强调,正是为了突出子路的能力和抱负。冉有虽然也用了“使”,表明“可使足民”,但治理的目标只是“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地方,而礼乐教化之事则是“以俟君子”。这里的动词“俟”使人感到了他的谨慎内敛,留有分寸。

    公西华的回答没有使用使令性的动词,而是两次使用了“愿”这个动词,表达一种委婉谦虚的态度:不敢说治理国家地方,只是希望学习做某事而已。

    曾皙的回答正如他所说的“异乎三子者之撰”。他没有使用任何关于治理甚至学习的动词,因此也就没有直接提及任何治理或学习的目标,而是连用“浴、风、咏”三个动词构成线性发展的句群:“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勾勒出太平盛世中随兴而惬意的行为。这种充满诗意的记叙,表现的是曾皙个性中文人式的清高和自傲。

    第二,句式的变化。句式的长短变化和语气变化,除了要与所表达的内容相符合之外,也可以表现不同说话人的个性特点。

    子路的回答全采用结构基本相同而且音节相等的整齐的句式,读起来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开头一个四字句和一个六字句,形成推进的气势;中间两个相同结构的五字句形成骈偶,强调出所面临局势的艰难。后面的四个四字句一气呵成,明确坚定,将子路好胜斗勇的心态表露无遗。冉有的回答均采用短小的四字句,形成整齐的句式和平稳的语调,表现出他沉稳内敛的个性。如果说整句的特点是沉稳而有气势,那么散句的特点就是适宜于表达平和的语气。公西华和曾皙都采用散句形式,使句子语气舒缓、错落有致。分别表达出公西华的谦虚退让和曾皙的潇洒不拘。

    四个学生在他们的回答中都是使用肯定性的陈述句,句子结构也都较为简单。与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祈使句相比,陈述句的语气最为平和,也最适宜于恭敬的回答问题。使用这种句式,符合学生的身份,也表现出他们对老师的尊敬。而孔子的语言则句式变化较多,有结构较复杂或修饰较长的句子,如“居则曰‘不吾知也’”,“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也有极简单的“吾与点也”。整句散句的自由运用,体现出孔子作为教师在思想上的成熟和高度自如的运用语言的能力。

    第三,语气词的使用。与现代汉语相比,古汉语的语气词要比现代汉语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汉语句子结构短小,没有很多的修饰成分来帮助表示语气态度,必须更多地借助语气词。因此,古汉语的语气词使用就具有更多的修辞作用,常常能够更微妙的表现出说话人的个性心态。

    子路、公西华、孔子都在句末使用了语气词,而且都非常有特点。子路全段话的末尾用了语气词“也”,“也”作为语气词是对所陈述的内容表示强调和肯定,这充分表现出子路对实现“足民”“知勇”的自信。公西华的整段话语在一头一尾分别用了两个“焉”。古汉语中,作为语气词的“焉”是从作为代词的“焉”发展而来的。表示的是一种带有指示性的肯定语气。“愿学焉”中的“焉”是指示代词兼语气词,表示的是一种带有指示性的肯定语气。“愿为小相焉”中的“焉”则是单纯的语气词。焉“与”也“一样,都是语气词,但“焉”的强调性不如“也”。这就使公西华的语气显得委婉和缓,而不像子路那样咄咄逼人。

    孔子的特点是在话语中大量使用语气词。全篇中,孔子使用的语气词数量和种类都比学生多。他先后使用了“也”“哉”“欤”“矣”“乎”“者”等不同的语气词包括语气词的连用来表现他的肯定、赞叹、询问、批评的态度,如“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唯求则非邦也欤”、“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这样的使用,使孔子的话语呈现和缓从容的语气,无论是表述还是批评,都显得委婉,的确给人留下一个宽厚、睿智、诲人不倦的长者形象。

    《论语·侍坐》产生于中国文学的滥觞时期,《论语》本身也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叙事作品。即便如此,《侍坐》仍然以它在记叙方面的高超技艺昭示人们,中国古典叙事在先秦时代就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通过对优秀篇章的研究,探讨中国古典叙事在叙事原则、叙事方法、叙事手段上的运用状况及发展变化,必将有助于今天的写作。

    ①林同济,《从汉语词序看长句翻译》,《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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