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的瑰宝——《红楼梦》，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初涉重洋开始的两个世纪间（1793-1993），它不仅传入了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而且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流传到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荷南、西班牙等国、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千百万读者。[1]而其集中国文学之大成的艺术特征，又极易在海外人心目中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一部《红楼梦》相当于一所汉语文学语言的博物馆，汉文文体的档案馆。”[2]研究《红楼梦》的文本，无疑是探索博大精深而又神秘奇妙的汉语言的一条捷径，也是进入中国文学殿堂的一把金钥匙。因此，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从《红楼梦》流传海外始，也就几乎没有间断过。

    一、日本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一艘从中国浙江乍浦港起航的南京船“寅贰号”，一路漂洋过海，将刚刚问世两年的《红楼梦》（程甲本）带到了日本的长崎，这是关于《红楼梦》流传海外的最早记载。从此，《红楼梦》在日本读者中逐渐流传开来，并深受日本读者所喜爱。日本也随之成为海外《红楼梦》研究之重镇。1881年，东京外国语学校的颖川重宽在教授“北京话”时，采用《红楼梦》为代用课本。其后，日本各地的唐通事（汉语翻译）也纷纷采用《红楼梦》为课程教材来学习和了解北京话。当然，以上这些主要还是将《红楼梦》作为语言学习的材料，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直到20世纪初，出现了一位立志要读破《红楼梦》的人物——狩野直喜，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自己的讲演笔记《关于支那小说<红楼梦>》，以相当的篇幅论述和肯定了《红楼梦》的文学性及其语言技巧。[3]这是目前已知的日本最早涉及《红楼梦》语言研究的文章。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汉学家大高岩、猪俣庄人等人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亦时有零星涉及。

    战后，日本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日见繁荣，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十多年间，发表红学论文将近70篇。1951年前后，桥川时雄、金子二郎等还在京都组建研究班翻译《红楼梦》。但是对于《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则略显沉寂，其间仅见两三篇，约占总数的4.2%。代表作有太原信一的《关于结果表现——<红楼梦>语法札记》（《东山论丛》，1951.7）和山口明子的《对人称呼时所使用的“正格”与“破格”——<红楼梦>的文体论研究》（《中国文学报》，1959.10）等。

    其后，日本红学在整体上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但研究的主题却向《红楼梦》的语言方面倾斜。其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此时期日本汉学界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提倡对中国语的再认识，强调“研究和学习现代汉语，提出要学习和研究现实的、能说的中国语”[4]，为中文学习开拓了新局面，而《红楼梦》在近代汉语过渡到现代汉语中的特殊历史地位自然成了被关注的重点文献。第二，《红楼梦》多个全译本的相继出现[5]，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比较和多种选择，而译文的优劣就成了读者关心的一个普遍问题，并随之触发学者们对小说文本的关注和思考。其中，首先涉及的当然就是小说的语言问题，因此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成了人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第三，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战后日本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语言的机构和刊物，特别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会刊为《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报》）和中国语学研究会（会刊为《中国语学》），在这两会两刊的支持和推动下，日本学界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一发展势头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初期。据孙玉明编译的《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1964年至1993年的30年间，日本共发表红学论文142篇，其中有关语言的研究就多达46篇，占总数的32.4%，其比率是前期的8倍，远远超过对版本考证、主题思想、作者生平等其他方面的研究。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关注文学语言艺术方面的主要是太田辰夫，代表作有《关于（红楼梦>的语言（试用稿/初稿）》（《明清文学言语研究会会报》，1964）、《红楼梦的语言》（《中国的八大小说》，1965）等，主要探讨现代汉语的转变和差别。另有加藤丰藏，主要用力于《红楼梦》女性语言的研究，1964年前后在《中国语学》上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

    而更多的研究者是致力于语言学角度的观照。如绪方一男收集了相当数量的语汇，写成《红楼梦词语汇释》，于1967年前后陆续发表。冢本照和也在《红楼梦》的语言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发表有《抄本<红楼梦>的词汇与抄写时期》（《中国语学》，1965），《关于<红楼梦>》中的“骂词”（一）》（《集刊东洋学》，1966）和（关于《红楼梦》中的“骂词”（二）》（《中文研究》，1967）等多篇论文。

    在红楼梦的语汇方面，宫田一郎用力较专，他于1973年4月编撰了一部《红楼梦语汇索引》（名古屋采华书林出版），该书摘录了小说中的联语、成语、俗语等口语词汇，按汉语拼音为序，编成索引，极大地方便了读者；随后又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的语言（一）》（《人文研究》，1973）和《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方言（1）》（《东洋研究》，1976）等。

    今井敬子是一位后起的代表人物，主要致力于对《红楼梦》语言的语法分析。代表作有《<红楼梦>的被动表现》（《中国语学》，1986）、《清代北京话语法再探讨——以“被”“叫”为例》（《信州大学文化系纪要》，1987）、《<红楼梦>中的“来”与“去”——传奇书面语言的视点表现》（《信州大学文化系纪要》，1991）等。大岛吉郎是另一位突出的后起人物，也是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红楼梦》。代表作有《关于<红楼梦>中的“好生”》（《语文教育研究论丛》，1987）、《有关“喝”的若干问题——以早期资料与<红楼梦>为中心》（《中国语研究》，1989）、《关于动·到与“动·着”的分布——以<红楼梦>为中心》（《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系》，1993）等近十多篇论文。大岛吉郎和今井敬子作为新生代人物，其研究领域和角度都相近，并且其研究一直延续到近年。

    在这一领域耕耘的其他研究者还有神田千冬、地藏堂贞二、高增良、小山澄夫、吉村尚子、野口宗亲等近二十人，其相关论文涉及面较宽，角度各异，对《红楼梦》的语言进行了多面的分析探讨。

    但最近十多年来，日本学界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又开始归于平寂，每年发表的大量红学文字中，鲜见涉及这一领域的论文，屈指算来不过三五篇。[6]

    综上所述，日本学界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体现出两大特点：从发展时段上看，研究热潮主要集中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这段近30年时间里；从研究的方面看，主要致力于语言学领域的探讨，而相对忽略从文艺学角度进行的艺术观照（这是海外汉学界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也表明，日本学界主要是把《红楼梦》当作汉语的语料库来看待，研究目的往往是为了了解和学习汉语提供便利，而小说语言的独特艺术价值却未引起足够重视。这种相对逼仄的研究视野，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没有找到新理论支撑、新视角度照的情况下，其九十年代中后期的研究日渐落寂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英美

    目前可见的英美人评述《红楼梦》的最早文字，是卡尔·居茨拉夫（KarlA.F.Gutzlaff 即郭实腊）所撰写的《红楼梦》（Huang Lau Mung,or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该文发表于1842年5月第11期广州出版的M《中国文库》（本站注：因字母在转换中错码过多，以下均略去）。作者认为，这部小说“除了‘妇女闺房琐事杂录’”之外便一无所有了，并评述说：

    如果对这个冗长乏味的故事作出结论，发表我们对这部作品在文学上的优缺点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说，小说的文体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完全是一种北方上等人的口头语言，有些词汇的含义，不同于一般作品中所使用的含义，有些词汇是用来表达地方语义的，但是读过一卷后，就很容易理解这些词汇的意义，谁想熟悉北方宫廷口头语言，精读这部小说，当得益匪浅。[7]

    作者认为“妇女闺房琐事杂录”感到“冗长乏味”，于是就断定“小说的文体没有任何艺术性可言”。这一结论未免下得过于简单草率。于外国人而言，对《红楼梦》中多次描写的论诗、宴席、衣饰或许会感到冗长拖沓，这是情理中的事情。但总体而言，小说中对细节的刻画是真实、生动、深刻、趣味盎然的，正可谓“琐细中含无限烟波”。作者的武断只能说明他还未真正体会到《红楼梦》的真味。但他认为精读《红楼梦》对学习和熟悉北方语言将大有裨益，这意见无疑还是肯絮的。（本站按：原文如此，疑为“肯綮”之误。然即使“肯綮”亦不通，当为“得其肯綮”之类说法。）

    随后，英美陆续出现了《红楼梦》的一些翻译文章。而最早的、较系统的是英国驻澳门领事馆副领事H.本·乔利的《红楼梦》前五十六回译本，分别于1892、1893年在香港和澳门出版。乔利在其“序言”中说：

    翻译本书的动机，并非想使自己跻身于汉学家之林，而是我在北京求学时，在学完《自迩集》以后，曾因附入《红楼梦》迷宫而感到困惑。
    译文缺点在所难免，不仅在散文方面，译诗尤其显得拙劣，因为为了保存原作的含义，不甚注意音律。对现在或将来学习中文的学生，拙译如能稍有帮助，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8]

    乔利这段话颇具代表性，表明早期的译本，主要是以学习汉语为目的的，并不对小说语言做深入地研究探讨，因而其译文也甚是拙劣。

    随着《红楼梦》的翻译、传播，《红楼梦》语言的艺术价值逐渐被英美汉学家所认识和重视。1901年，英国著名汉学家赫伯特·贾尔斯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以两万字的篇幅来评述《红楼梦》。文章指出：《红楼梦》“已经达到了中国小说的顶峰”，“故事情节完全可与费尔丁的著作相媲美，许多人物的描写，令人想起西方最伟大小说家的最佳杰作”，对小说语言相关方面的艺术特点，作者认为：

    小说把社会生活的每一种特征一一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为中国生活的全景照片，《红楼梦》是无与伦比的。……绝大部分是用流畅的口语写成，充满着日常生活中幽默的悲哀和情节，并夹杂着有高度文学修养的短诗。[9]

    这是英美人对《红楼梦》语言艺术的评价中较早也较有分量的文字，其论断是切合实际的，表明作者对《红楼梦》有着较深的研究和认识，比起早期居茨拉夫的评价，显然是一次不小的进步。

    20世纪上半叶，英美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专篇文字很少，并且主要见于百科全书中词条的零星介绍。大型的综合性百科全书一般都能代表某个国家某个时期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观点，因此，我们可以从英美百科全书中粗略窥探一下当时人们对《红楼梦》语言的研究状况。

    《英国百科全书》（1910年版第6卷第229页）在“中国”条目的“文学”一节中，肯定了《红楼梦》的语言表现技巧：

    （小说）有四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都有独特的个性，并以奇妙的技巧写成。小说包含的事件，使人想起菲尔丁小说中那种打破常规的描写，其叙述之放肆，一如菲尔丁的小说，往往表露无遗，而不像现代心理小说那样只作隐讳的暗示。[10]

    作者认为曹雪芹像菲尔丁那样，使用“放肆”和“表露无遗”的叙述方式，此点不敢苟同。其实，小说中采用了不少“不写之写”的“春秋笔法”。如贾珍与秦可卿、贾蓉与凤姐之间的暖昧关系等，用的即是“隐笔”。另有多处象征手法的使用，也是属于一种“隐讳的暗示”。但总体而言，评价尚属中肯。

    1953年，英国出版了新版的《卡赛尔文学百科辞典》。其中的“曹霑”条目对《红楼梦》的语言特点做了简单介绍：

    由于出色的性格描写而使小说引人注目。有五十多个刻画鲜明的人物而并未损害整体的统一。在所有的旧小说中，《红楼梦》表现了最完善的文体。对现代白话文文学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模式。

    这段评述中规中矩，并无失当，但与前人的理论观点相比，却缺乏创见。

    此后，英美对《红楼梦》的研究论著日渐增多，此时期美国的红学也取得了重大发展，代表人物是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赵冈等人。1963年，初到威大任教的周策纵先生便开设了《红楼梦》研究课程。随后指导学生对《红楼梦》的文学语言开展研究。例如，他曾要求学生研究《红楼梦》中的“条件句”，以此观照作者的写作技巧及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控制和运用。随后还指导学生黄传嘉采用统计方式和电脑研究了小说里二十多个叹词和助词（如呀、吗、呢、了等字），分析其出现的频率和比率，用来测试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差异以及各个版本的不同，进而讨论作者问题（后来赵冈的《红楼梦新探》中也采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稍后他又就作者问题，指导研究生陈炳藻用更复杂的统计公式和电脑计算了20多万个词汇的出现频率，写成博士论文等。[11]这些新方法和新手段的使用，即使研究起来不具有全面性，但却为《红楼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

    70年代，英国出现了《红楼梦》的翻译专家戴维·霍克思，他是西方红学史上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霍氏曾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对《红楼梦》作了精深的研究，他的译文是目前诸多《红楼梦》译本中水准最高的善本之一。他在序言中对小说的艺术价值盛赞有加，认为“这是惊异的成就，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和精巧的幽默，常常能使读者误以为这是一部现代小说”[12]。

    霍克思一方面肯定小说作者采用了一种“富有诗意的文学手法”，另一面又略有微词的评论说：“在小说中到处可见的许多象征、双关语和暗示的应用，完全是作者才华的流露，虽然作者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而不太关心他是否被人注意。”[13]于《红楼梦》创作的实际而言，小说中象征、双关语和暗示的应用，恐怕并非如霍氏所言的“作者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娱乐”，这是谬估了曹雪芹，因为这些艺术手法不仅在小说结构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一种相当成功的美学处理方法，它们使得小说的文本更加富于意味。

    三、俄苏

    《红楼梦》1821年就已传入俄国，但关于《红楼梦》语言的探讨，则始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概要》。该书作者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他曾在北京居留近10年，是掌握汉、满双语的俄邦第一人。但书中涉及《红楼梦》语言特点的评述只有寥寥数语：

    小说的语言，是一种纯洁高稚的口头语言，当然并不都能听懂，但也不是完全听不懂。[14]

    说《红楼梦》的语言“纯洁高雅”无可争议，但认为它属于“口头语言”则值得商榷。而即使是这样地道的“口头语言”，竟让他感到理解上的困难，可见瓦氏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是有限的。

    1936年《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第三十二卷的“中国文学”词条下有这样一段评价：

    《红楼梦》展开了一幅贵族家庭生活习惯的广阔画面，有丰富的口头语言和优美的文笔，对人物进行了十分精彩的心理刻画。[15]

    这段评述也是惜墨如金，简短概要，但其识见显然要比瓦西里耶夫进步不少。

    苏联汉学家对《红楼梦》进行真正系统、全面、深刻研究的，应首推莫斯科大学语言系东方部中国语文教研室主任柳·德·波兹德涅娃于1954年发表的《论长篇小说<红楼梦>》。该论文近万字，从中国小说的缘起说起，侃侃而谈，将《红楼梦》置于历史语境中作了全面的评价。作者最推崇的是吴敬梓和曹雪芹两位作家，将之并称为“语言艺术的巨匠”：

    虽然他们已经不是面对着观众，而是面对着读者，但是他们仍然继承着人民的传统，保存着严整的语言形式。他们发展了，并大大改善了文学语言，使它成为表达强烈的感受、细腻的感情、高度的激愤和深刻的讽刺的唯一手段。而各种丰富多彩的感情，用文言文是无法表现的。
    ……这些长篇小说虽然离现代有好几个世纪，但直到现在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并且能够被利用为研究汉语语法结构的材料，王了一先生在其著作中就是用这种材料来进行研究的[16]。
    ……这些小说不但活在读者中间，也活在听众中间，因为它们是用了跟“文言”截然不同的白话写成的，所以可以用听觉来接受。它们不仅使人能获得优秀文艺作品所能提供的美感，而且，同样重要的，也成为中国文学语言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就是这些小说，使以人民语言为基础的文学语言，战胜了脱离人民并与人民对立的儒家们所支持的陈腐的文言文。
    在中国，为人民喜闻乐见的小说曾遭受过多少恶意的刻薄的批评家的污辱，说它们“鄙俗”“下流”，说它们把高尚的文学庸俗化了。按照那些批评家的意思，高尚的文学仅仅是少数人的财富，这些作品的语言和内容不是一般人民所能理解得了的。中国这些杰出的长篇小说是人民的、民主主义的文学，曾经流行过、并且继续流行在口头上和文学传统中。可是，那些“八股文”以及八股式的作品，却早已被人民遗忘，仅仅剩下“八股”这样一个名称，作为废话的标志。

    作者在这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分析了《红楼梦》的语言特点，褒扬了“人民语言”（白话文）的鲜活生命力，斥责了八股式文言文的陈腐。作者在行文结束时，再次提到曹雪芹的语言观，说“他的民主主义立场表现在作品的语言里，因为他的作品是面对人民、使用人民的语言的。从而这部作品成为一座中国古典文学语言最优秀的纪念碑”[17]。柳氏的评述，触及了《红楼梦》语言的某些本质方面的特点，其论述是让人信服的。即使这些观点在当时中国国内并非鲜见，但比之海外其他研究者而言，还是令人颇感新鲜的，堪称海外《红楼梦》语言研究的一篇力作，代表了俄苏在此领域研究的最新成就。

    随后，苏联汉学家O.菲什曼在《外国文学》杂志1959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题为《红楼梦》的文章，其中也有对小说语言的简要评价：“小说严整的结构、准确的语言表达、人物的刻画、对人物下（本站按：原文如此）心理分析以及优美的文字，都加强了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提高了它的艺术价值。”就当时的研究水平而言，菲什曼的这些评论只是老生常谈，并没有突破先前波兹德涅娃的观点。

    六十年代以来，俄苏汉学家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的红学文章，但这些文章多集中于谈论小说的版本、作者、主题思想和文化内涵等问题，对小说语言的探讨则渐渐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

    四、德国

    1932年，德国的弗兰茨·库恩的《红楼梦》节译本出版，在德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出现了一些关于《红楼梦》的评论文章。其中奥托华·恩金教授的一篇文章就零星地涉及了《红楼梦》语言描写方面的特点：

    （《红楼梦》）在人物描写方面，没有什么模糊不清之处。……每一个人物都描写得恰如其分。这是一种惊人的艺术，……关于元妃省亲的那一段描写，可说是经典式的范例。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当时社会习俗的完美的再现。我们也知道了，中国人是有权对他们的优秀文化感到自豪的。欧洲人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18]

    奥氏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很深的造诣，其颇有见地的评论值得注意。在这里，他从一个欧美人的视角给《红楼梦》的语言描写艺术予以十分的肯定和赞赏，除了最后一句略显溢美之外，其余赞誉对《红楼梦》而言都是受之无愧的。

    其后，德国汉学家对《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并不多见，直到1960年，出了本《中国文学史》，作者O.卡登马克奎尔在该书中专辟一章来谈论中国的长篇小说，但关于《红楼梦》的评价却是老生常谈，对小说语言艺术的评点更是极为扼要：“这是一部扑朔迷离的巨著，书中有不少难懂的隐喻（中国大多数长篇小说都是如此）。小说以完美无缺的文本写成，有十分精彩的心理分析。”[19]

    德国1968年出版的《世界文学百科辞典>对《红楼梦》语言也有一种简单的评价：“小说用北京话写成，它优美的文体使它成为中国人的心爱读物。小说在描写环境时所具有的巨大广度，给西方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使小说成了最高级的文化历史的源泉。”[20]这些评论基本沿用了前人的观点，并无太多新意和突破。

    1974年，埃娃·米勒为重印德文库恩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后记，对小说作了多面的剖析，但对语言方面的评述，同样是惜墨如金，其观点也仍然停留在前人的水准：“《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它深深扎根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文学之中，由于提出了综合性的疑难问题并具有成熟的描写艺术，它使过去的一切小说都相形见绌。”[21]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直到近年，德国学界（包括俄苏、法等国学界）对《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可谓凤毛麟角，落寂之极，与国内的热闹喧嚣相比无异乎天壤之别。并且仅见的一些零散文章，也多是人云亦云，难觅突破和创见之处。

    五、法国

    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有部分人选择了《红楼梦》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其中对《红楼梦》语言领域也时有涉及。代表作是李辰冬在巴黎大学做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1934年由罗德斯丹书出版）。他称“曹雪芹不止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并且是中国唯一的语体散文家”，认为《红楼梦》语言风格的主要特点在于自然朴实：

    《红楼梦》语体文之所以特殊成功，就因为曹雪芹善感的缘故。如果你想叫你的风格有热力，有变化，那么，只有向自然的语言里去找一切伟大的风格，没有不是这样成熟的……《红楼梦》的风格，没有一点润饰，没有一点纤巧，并且也不用比拟，也不加辞藻，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用最直接的文字，表现实物最主要的性质”。

    李文指出，《红楼梦》语言的成功在于对日常语言的提炼、美化，呈现出一种“诗的风格”：

    他的文字是从日常语言中产生的；然较日常的语言还要自然，还要流畅，换言之，就是把语言美化了。即令最下等的话，一到曹雪芹的笔下，就失去了其卑戏性，而成为一种美感的丑语。

    并指出这是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教训”。李文的这些观点无疑是精准独到的，在当时的国内外都不多见。故李文被认为“应是代表此时期《红楼梦》艺术研究所能达到的高标准”圈，堪称继往开来的力作。另有昊贻泰的《中国小说发达史》、郭麟阁的《红楼梦研究》、顾献梁关于《红楼梦》的系列文学评论等[23]，这些文章中都有针对《红楼梦》语言的一些零星探讨。

    1957年，法国出版了阿梅尔·盖尔纳的《红楼梦》节译本。在该书自作的序言中，作者首先引用吴贻泰博士的观点，说《红楼梦》“写法细腻，手腕高超，诗词优美，对景观和人物的描述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中国小说中，直至今日尚无别的著作能达到如此高度”，作者本人也认为中国作家“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写得如《红楼梦》那样动人，那样真实，却是很少见到的”。[24]

    此后，法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也对《红楼梦》的语言特点作出了评价。具有代表性的是1964年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三卷的评价：“18世纪下半叶，出版了一部极为成功的小说《红楼梦》，这部长篇小说内容广泛，意趣横生，语言纯洁，充满诗情画意，心理描写也十分深刻。”[25]总体而言，这些评价都显得简单、空泛，比之前人也没有什么创见之处。

    1976年，新版的《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第十九卷，收有“曹雪芹”条目，并撰专文评价《红楼梦》的艺术特点说：

    《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并不离奇曲折，作者精心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贾府的迅速没落过程；内部的钩心斗角，经济上的入不教出，原来场面的难以维持和许多人过早地丧失生命。小说用北京话写成，大胆地使用了当地的一些土话。人物对话流畅自然，这在中国文学史中是相当罕见的。[26]

    无论是在研究的深度和探讨的细微上看，新版的论述都要比十多年前旧版本要进步了很多，也由此看到法国学术界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脚步。

    六、其他

    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54年在瑞典《远东博物馆馆刊》第20期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中国文法的新探险》。高氏在此文中分析了《红楼梦》的24个语词（大都是一两个字的），判断其运用的方法，结果发现小说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作者“所用方言全同”，因此断定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为同一个人所作。这一结论马上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反驳，例如吴世昌先生，他在1959年参加“第十二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时宣读了论文《红楼梦中若干问题》（后来此文经整理后于1959年被日本《中国语言》翻译发表），文中从语言学角度批驳了高氏的观点。高本汉研究的最终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却开了一先路，被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所吸纳和发扬。其后，国内的不少研究者也尝试过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并取得了一批可观的研究成果。

    《红楼梦》1830年左右就输入了朝鲜半岛，起初被先进文人所喜爱，稍后开始编译给一般读者或高层妇女性社会阅读。1844年前后，由李钟泰等宫廷文士出版了全译本（即“善斋本全译本”），这是目前已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红楼梦》外文全译本。但是朝韩学者对《红楼梦》的学术研究却是相对滞后的。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中国小说名著在韩国掀起研究热潮时，由于《红楼梦》不同于“善述故事”的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无论民众还是学界“对《红楼梦》的兴趣都不大”，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也只有“数种翻译本和一些介绍性的几篇短文”，其学术价值甚微。他们真正的红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目前已经初见成果，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十多篇学位论文和四十余篇学术论文。代表人物有崔溶澈、朴在渊、李治翰等，内容也较为广泛，除了涉及作者问题、版本流传、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等领域之外，还有人对《红楼梦》的语言和翻译本的汉字发音方面加以研究。2004年11月还在韩国召开了“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丛书刊行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更是在韩国掀起了《红楼梦》研究的小高潮。这些都是很好的发展势头，相信将来韩国红学的成果会更加的丰富多彩。[27]

    此外，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也有一些学者研究《红楼梦》。如太禹对王熙凤、史湘云、贾探春等小说人物的评论[28]；依藤对宝玉出家、王熙凤、刘姥姥等人物的评论等。[29]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物论，但其中也有一些内容涉及人物语言的分析评论，不时能见出令人目亮之评点。

    以上综述，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国外红学界对《红楼梦》语言研究的概貌。总体而言，不少国家的研究都在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其中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和国家虽然早就有了《红楼梦》的译本（甚至全译本），但对小说最具艺术魅力的语言艺术的研究仍然是一片空白。

    另一方面，海外红学界即使是有那么一些零星的研究，也多是从学习汉语言的目的出发。韩国红学家崔溶澈教授的观点可说最具代表性：“《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奇葩，确是一部全面容纳中国文化精髓的古典小说。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或者海外各地区频频翻译《红楼梦》，就把此书当作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30]的确，《红楼梦》在中国汉语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是一部集汉语言精华之巨著，欲了解汉语的发展史及其特征，研究《红楼梦》的语言无疑是一条便捷的通道。但是，海外汉学家们单单注重语言学而忽视文艺学的研究方式，其相对逼仄的研究视角和囿于小说有限的语言材料，往往会导致小说语言研究的后劲不足，这已经在不少海外红学界的发展态势上得到了证明。同时，由于“许多国外学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还缺乏深刻、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国外研究《红楼梦》的深度、广度比起国内的研究水平还有相当距离。”[31]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当然，国外红学家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及其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手段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注释】
    [1]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自序.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李思敬.读译有感.光明日报.1980年ro月22日
    [3]袁荻涌.红楼梦在日本.文史杂志.1996第2期.陈维绍：红学通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4]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页
    [5]红楼梦的日文全译本有幸田露伴、平冈龙城的译本（1920年）.1951年.松枝茂夫的120回全译本.1960年.伊藤漱平的120回全译本.1970年.增田涉、松枝茂夫和常石茂三人合译的精装本红楼梦。
    [6]相关资料参见孙玉明编译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辑）、胡文彬编著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丽娜编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7][10][12][13][14][15][18][19][20][25][26]译文参照姜其煌.欧美红学.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50，91，13，40，91，92，117，125，126，53，58页。
    [8][9][21][24]译文参照姜其煌.欧美红学·附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214、198页。
    [11]周策纵.红楼梦——周策纵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68~369页。
    [16]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学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王了一的中国语言概要.因为该书例句大多采自《红楼梦》，所以出版局约请波兹德涅娃写了这篇论文，刊于卷首.故有此言。
    [22]吕启祥、林乐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3]吴宓.石头记礼赞.桂林：旅行杂志.1942年第11期。
    [27][韩]崔溶澈：1910-1930年韩国红楼梦研究和翻译——略论韩国红学史的第二阶段（《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三辑）和韩国召开的红楼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红楼梦学刊》，2005年）。
    [28]新加坡.天方周报.1955年第44，46~51期
    [29][新]依藤：旧小说新谈.南洋报社，1954年版。
    [30][韩]崔溶澈：红楼梦在韩国的流传和翻译——乐善斋全译本与现代译本的分析.红楼梦学刊.1997年增刊。
    [31]胡文彬：红学世界面面观.载胡文彬、周雷编.红学世界·代前言.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