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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高: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学年
【时间:2010/7/10 】 【来源:本站 】 【作者: 王步高】 【已经浏览4010 次】

  
  离开我工作了19 年的东南大学只身一人到清华大学工作已整整一年了,在清华同志的帮助及清华众多学子的支持下,我较为令大家满意地完成了第一年的教学任务。既使原先基础很好的三门课更上层楼,上出新水平,也使原先相对薄弱的一门课,也深受学生喜爱。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存在许多不足和努力空间。
  
  这里着重说以下四点:
  
  诗词格律与创作课程的进一步完善
     
  汉字均为单音节字,又有平上去入四声道变化,这四声,高低长短都不同,加以组合,具有天然的音乐美。中国是一诗国,格律诗词具有高度凝练、十分优美等特点。学生学习写作格律诗词,既能提高自己文言文的写作和欣赏能力,又能增强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这门课虽也是“唐宋 诗词鉴赏”国家精品课程(群)所含三门课程之一,但与我在清华开设的其他三门课比起来,基础相对薄弱,还没有自编教材,原先也无与这门课配套的教学课件。虽在东南大学开设近二十年,成熟度还不够。去年得知清华大学要我开设此课,我花一个暑假近三个月准备,积累了大量资料,做出成套教学课件,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以至本学期再开此课时,选课人数达到 7:1。我没有就此止步,本学期又参考更多资料,修改教学课件,总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

    如让学生做对联练习,我出10副上联,让学生对10副下联,课上让5个学生一组上黑板把下联写上,再把未上黑板的同学组织成5组,各派一代表发言评上黑板中的一个同学的10副下联;如今改为,把未上黑板同学分为10组,每组推一代表评上黑板5位同学的同一副下联,使评者压力减轻,还便于比较,让受评者得到的教益增加。

    过去教这类课程,主要教的是法则,什么是平仄,什么是对仗,什么是押韵等等,懂得这些,学生还只是学会一些知识,还不懂写作技能。我把该课定位于知识与技能相结合,以技能为主。注重学生写作诗词能力的培养。这学期我常常以《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为例,不是从鉴赏的角度而是从创作的角度,即便许多很浅显的诗词,分析其结构特点、起承转合等等,都使人有别开生面之感。

    这是一门最能使学生产生成就感的课程,学生从最初对诗词韵律一窍不通,到能写出中规中矩、合辙押韵、对仗工稳有一定诗意的诗词作品来。就清华来说,它部分满足了一些理工科或文科学生对较高层次传统文化形式的需求。这是一种加味精的教学,它并未大幅改变教学的本质,却增添了文化气息。这两学期,绝大多数选学本课程的同学都学会了写诗、填词、对对子;有的学生开始对诗词格律持将信将疑态度,后来也发生根本改变。有的学生(如电子仪器系 申昊)的作品还入选《清华大学百年诗词选》。

    清华学生智商高,文学修养也高,学会写诗填词后,起点就很高,如果长期坚持,他们中会产生一些领中国诗坛风骚的人物。如果他们中有些成为各级领导人,这客观使他们多了文人气,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其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
  
  进一步探索大学语文等课程的研究性教学方法
     
  清华大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其学生的素质是举世公认的,是文化素质类课程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最好对象。本学年以来,我在教学中注意充分发挥教材具有的系统性、网络式、立体化、大信息的特点,开展研究性教学。具体做法是:

    信古也疑古,培养学生不迷信书本、不迷信古人、不迷信老师的科学态度;中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其中也难保不精华与糟粕并存,而且封建文化因素中倡导“奴性”,如“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之类;建国以来特别是“文革”年月的个人崇拜,对高层次人才的成长是极端有害的。教学中一方面教给学生名家、名篇,然而,即使对这样的大家、名篇也指出其不足。如教白居易《长恨歌》,一篇中就指出其为人生经历、社会地位所囿而犯近十处错误:如:“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白居易便犯了地理知识错误,唐明皇从长安逃到成都,途中并不经过峨眉山,峨眉山在成都之南100多公里;诗中有“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安排在唐明皇抵成都之后,时间错误,据《明皇杂录》记载:“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这是入蜀道中的情景,白居易把时间颠倒了;再如诗中写唐明皇在宫中思念杨贵妃,有“孤灯挑尽未成眠”之句,古人以灯草点小油灯,须不时把灯草掭上一点,称“挑灯”,而皇宫中点大蜡烛,无所谓“孤灯挑尽”的情景……。当然,虽有这许多不足,《长恨歌》还是一首千古绝唱。我常跟学生说:“有缺点的凤凰终究是凤凰,没有缺点的苍蝇还是苍蝇。”

    要学生不迷信书本,首先让学生从不迷信我的书开始。每学期开学我都公开一道期末考试的附加题,让学生挑我主编的教材中的三个错误。这样做既培养学生不迷信书本,也迫使他们课外要多去看课本,否则是绝对挑不出错误来的。

    要学生不迷信老师,首先也从不迷信我自己开始。每学期从开始就公布期末考试有一道附加题是对我本人这学期的教学提意见与建议,学生从教材、教学安排、教学课件等等均可评头评足。我知道自己当了几十年教师,我比学生的父母都年长许多,还让他们来提意见。除有些不正确,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不予采纳(学生间时常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也有的无法采纳(如提我的普通话不好,意见很对,改却难),能改的,尽量改,至少认真加以考虑。这样做既能使学生不迷信老师,拉近了师生的距离,也使我们的工作不断改善。列在我们国家精品课程团队名单上的人数是很少的,千千万万听过我们课,给我提过意见和建议的学生也都对本课程的全面精品化作出过贡献。

    贴近学术前沿,从比较学术的角度向同学们解读不同时代下的名家作品。大学语文等课程并非很专业的课程,通常人们认为他并不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但问题是这门课由谁来上?给谁上?我是二级教授,是全国该课程改革的领头人之一,学生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这就使它必须具备相当的学术品位,就不能是照本宣科。

  我们的教材就具有“浅化”与“深化”相结合的特点。所谓“浅化”是指:课文以外:介绍作者生平、对作品注释、赏析,甚至翻译,使课文明白易懂;所谓“深化”是指:通过单元[总论]、[集评]、[汇评]、[真伪考]、[作品争鸣]、[作品综述]、[研究综述]等去“深化”教学内容,拓宽学生的视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便于尖子生开展研究性学习,“逼”老师贴近学术前沿。对于清华大学的学生而言这后者的发展空间似乎更大些。学生来自全国各地,目前中学语文教材很不统一,我们编教材时只注意与全国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教材的必读篇目不重复,跟各省教材仍难免会有所重复,这就需要老师以更高的学术品位,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去对待教学。

    有一次,我教“唐宋词鉴赏”,课前,一位姓郭的同学来问我:“王老师,您上节课讲到岳飞《满江红》的真伪,岳飞是河南人吧?”我说:“是河南人。”他说:“我也是河南人。我们河南话里是没有入声韵的,为什么岳飞偏偏用入声韵,又写得那么好呢?”我让他以河南话数1-10,确认河南方言里是没有入声。我说:“对岳飞《满江红》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未有人像你这样提问题的,应当表扬。”我问了他的名字。因要连上三节课,我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回来我又把那位姓郭的同学叫来,对他说:“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的观点站不住。岳飞有两首《满江红》,一首以‘怒发冲冠’开头,另一首以‘遥望中原’开头,后一首还有岳飞手迹在,据说被收入民国年间编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爱国魂》一书。对这首词学术界从无争议。岳飞既然可以写另一首《满江红》,用入声韵,为什么不能写这首以‘怒发冲冠’开头的《满江红》呢?”郭同学当时未与我争论。上课以后我将此事对全体300名听课同学介绍了课前我与郭同学的一番讨论,对郭同学进行表扬,并且说,期末考试时欢迎同学对唐宋词的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道题作为加分附加题。凡做这道题的同学请把自己的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写上,便于我与你联系和讨论。谁知下一周的课上一位家住安徽名叫王鑫的女生就交给我一张统计表,列举20多位家住北方,其如今方言中没有入声韵,但写有入声韵词的统计表。这位同学学法律专业。这件事更使我深深震撼。

    对重点高校优秀学生的母语水平不可低估,这是我到清华大学任教后的认识。有一次,我教“诗词格律与创作”课,有位学生写了一首《访蒋鹿潭故居》的诗,我不相信是他自己写的,就问:“你知道蒋鹿潭是谁?”他说:“蒋鹿潭是清代词人蒋春霖。”我又问:“他是清代什么年间的人?”他回答:“他生活于太平天囯前后。”我又问:“他的词集你读过吗?”他回答:“读过。”我又问:“冯其庸教授整理的蒋鹿潭词集你读过没有?”他说:“我知道有这本书,但我没买到。”我又问:“你读过什么版本?”他历数几种,还说:“我还有两种电子版,回头我发到您信箱里。我还有蒋鹿潭的年谱的电子版。”闻之我感到震撼。我专治词学,且编著过《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和《元明清词三百首注》等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也经不起这几问的,而对方只是清华工科学精密仪器专业的本科生。

  还有一次我教诗词格律与创作,其中讲到词的前后结句“仄仄”常应用去上声时,举周邦彦《花犯》为例:“更可惜雪中髙士,香篝熏素被。”“但梦想、一枝瀟灑,黄昏斜照水。”下课后就有学生对我说:“《花犯》是‘犯调’,您以它为例不妥,还是举正调为是。”“犯调”一词对于一个学工科的本科生,应当是相当陌生的名词,但却从我教的学生口中说出,且无懈可击,也使我又一次受到震动。

  如果说应当因材施教,对清华大学这样的学生如果不实行研究性教学,学生是不会感兴趣的。但对本科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又不宜用太多繁琐考证,要适可而止。要使这种学术有一定趣味性,甚至要化腐朽为神奇。如对高适《燕歌行》是否讽刺张守珪,前人对之众说纷纭: 具有代表性的《燕歌行》本事看法:

  1. 并无本事:清人何焯评曰: “常侍有《燕歌行》一首,亦是梁陈格调。” 2.认为事关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是歌颂还是讽刺难定,但定有所指。此说始于清人陈沆,认为是指其为为瓜州刺史事。3.即刺张守珪说:今人岑仲勉说: “此刺张守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读全唐诗札记》) 赵熙亦云: “其于守珪有微词,盖与国史相表里也。”

  我在接受今人傅璇琮、蔡义江诸说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开元二十六年前后幽州的战事及节度使张守珪功过及其与高适当关系,以高适自己的诗作来说明此诗绝非讽刺张守珪,岑仲勉先生这一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错误的,也说明我们观点尚有欠缺之处,严谨而不强词夺理,让学生对之心服,而又能探索治学之道。

  我鼓励学生在学术上提出创新的观点,每学期都设一道附加题,让学生发表与该课程有关而又与课本及老师不同的观点。每学期开学我都把自己的电子邮箱乃至家庭固定电话和手机号码告诉同学们,与广大同学建立学术联系。这就把课堂延伸扩大,弥补课堂上师生交流不足。

  学生也普遍欢迎这种教法:新闻92班李乐说:“上这门课的另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开始用更多元化的眼光去看那些我曾经盲目崇拜的诗人、词人了。对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老师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也给出了很多前人不同的见解,比如对于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旨的探讨、对于陆游的诗歌的褒贬,都丰富、开拓了我的视野,也让我意识到,对一个作品的见解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我们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这是高中时的语文课上所学不到的。”
   
  教书育人  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与灌输
  
  我牵头创建的两门国家级精品课程都注重教书育人、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这既是课程本身性质决定,也因为政治理论课往往只承担了意识形态教育,对学生的道德情感教育,成效并不显著。

  我们赋予大学语文等课程以“高尚”与“和谐”为目标的道德情感教育功能;“大学语文”具有无可替代的人文精神的传布、道德熏陶与思想教育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能靠空洞的说教,而要使学生在古今文学精品的感染教育下,讲气节、讲节操、讲知耻与有所不为、讲正气、讲不唯上不唯官、讲民本思想、讲平民意识……从而促成思想境界的升华和健全人格的塑造,培养其爱国感情与高尚的道德情操。

  我首先注意充分发挥教材在人文精神教育中的作用。《大学语文》(全编本)设立22个“情感道德”专题,如旷达、孝慈、仁爱、节制、诚信等等,分设于相关各单元之后,并与精读或泛读课文结合,形成自然联系。如《唐宋词鉴赏》,苏轼词分两单元,将黄州词单列一个单元。辛弃疾也分上下两单元,其中之一即为“爱国词”,在服从文学史系统性的前提下,兼顾人文性、专题性。

  我注意把人文精神与道德情感教育有机融合到教学中去,不给学生我是在谆谆教导你们的感觉。如讲“苏轼的黄州词”,我先讲“乌台诗案”,介绍苏轼在黄州的人生处境,讲他的黄州词作。黄州是他人生最低谷,却是他创作最高峰。也联系我自己前半生一次当“革命烈士”和两次当“反革命”的坎坷经历。说明一些做人的道理和感悟:

  1、要能从黄连(最苦的中药)中嚼出甜味来。苦味中往往蕴含着希望。2、不要以自己的创伤去搏得别人的怜悯,怜悯的眼光后面难保没有几分鄙夷。3、落魄者的尊严只能靠重新崛起。4、要有“欣然同忧患如处富贵”的情怀;5、要如鲁迅所说:“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还注意用清华大学自己的人物事件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我曾准备把关于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的报告文学《黄河万里独行客》收入《大学语文》教材,后因其篇幅太长而忍痛割爱。我布置学生在课外阅读此文,并写一篇读后感。从黄万里先生身上继承老一代清华人的骨气与高尚情操。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而我们的学生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又能顺利考入清华大学,缺少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这种“挫折教育”和苏轼的“旷达情怀”对学生的成长更有意义。

  这种教育也同样深受学生欢迎,汽92 崔洪阳评我的大学语文课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讲解诗词文章中的内涵与哲理,同时又对我们这些涉世未深却常常自以为是的九零后一代人生动地传达了许多珍贵的人生经验,令我们增强了对课程的兴趣,同时也收获了对人生道路的感悟。我清楚地记得,王老师在一堂课上告诫我们,人生要学会‘忍’的哲学,还在黑板上为我们书写了‘忍一时之小忿,争一生之高下’的箴言。我将王老师的这句话记在课本的第一页上,同时也牢牢地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想,这种人生的道理,对于我们这‘娇生惯养’、从未经过风雨、受过苦难的一代人来讲是尤为重要的。”

  工物系 核72班 熊章辉说:“我感觉上您的课就是在给自己心灵的一次洗涤、一次教育。您教育我们要海纳百川、集思广益,宽容对待身边的人;您教育我们要学好自己国家的文化,不要整天为英语考级徒劳奔波;您教育我们要留守住自己的方言民俗,不要让它们被潮流任意冲刷;您教育我们要孝敬父母,关心和爱护自己的亲人。这些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们会谨记您的教诲,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蔡荣进 (留学生)说:“我喜欢王老师在课堂上把自己生活的经验和课文结合在一起,例如被囚禁的时候和李后主的遭遇作为对比,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记忆更加深刻。”

    材92班李抒威同学说:“在最后一节课上,我听您激动地讲起我党优秀共产党人张志新的感人事迹时,我非常感动,作为一名积极分子,每当听到这样的故事我都会扪心自问,自己在这样艰险的情况下是否能像他们一样坚守信仰。但是听到你的经历我很受鼓舞,我觉得我要以您为榜样,做一个对得起党,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的人,不负国家对于我们的众望。在您的课上我受益匪浅,不仅是您丰富的文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懂了怎样坚守原则和信仰,写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清华大学是培育未来国家各级领导人物最多的高等学校,他们的道德品质高尚与否,能否尽职敬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都可能有很大影响。我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有一种“敬畏”之感,这是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任教之处,我也是词学研究者,虽然我的成就与学问不及王国维等,我的敬业精神应与他们相同。
  
  服务社会   推动全国母语教育的改革
          
  我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带领东南大学的教学团队以理论创新,教材先行为特色,全面改革大学语文等系列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建起两门国家精品课程,对全国同行起着引导与示范作用。我到清华工作以后,原先由我负责的工作,除教学本身外,有些还得由我继续承担。从2009年9月以来,我受教育部高教司及相关部门委托,先后主讲一次在西安举办的国家精品课程培训班,还全面主持两次在北京举办的大学语文国家精品课程培训班(其中一次面向全国,有320多人参加;另一次面向北京,有40多人参加)。我首先介绍东南大学建设系列文化素质国家精品课程的教改理论和实践经验,又介绍我主持申报两门国家精品课程的经验和五次担任国家精品课程评委的体会。这对正创建各级精品课程的高校很有帮助,对全国同行也有鼓舞与示范作用。

    今年我又再次担任国家精品课程评委。一年间还应清华本校、东南大学、安徽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校邀请前去为教师或学生讲座,还应超星国家电子图书馆邀请前去讲座。此外,也完成清华大学大学生文化素质中心交办的其他任务。
  
  总之,在过去一年里,我初步适应了清华大学的教学环境,完成一个东南大学教师到一个合格的清华大学教师的转变,我的教学受到清华大学广大学生的欢迎(详见附录)。应学生的强烈要求,我的四门课均由2学分改为3 学分。下课后学生久久不愿离去,继续问这问那。一些学生还自动上门采访求教。多位学生还邀我跟他度过元旦。他们还两度到我家聚会。师生关系很融洽。

  当然,存在的不足也不少,如学生反映我还未能在网络课堂上与学生交流,课堂上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不够,课堂上时间安排会前松后紧等等。由于大量藏书不能利用,这一年科研成就不大。

    6月初我应东南大学要求,回校作第37次《六朝松下话东大》的报告,并参加东南大学丁家桥校区两块纪念碑揭幕仪式,与多位东南大学领导有接触,他们强烈希望我返回东大。我仍坚持对清华大学的承诺,继续留在清华,下学期继续开三门课。东南大学也要为回校每年开两门课(集中上课)。我虽身体较好,目前完成这些任务也还可能,但对科研、创作冲击很大。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我愿加倍努力。

    2010.7.3  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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