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云流变中，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可谓自成一家，其言说总是能让人濡染到一种学者的风骨：缜密的学理言路，横无际涯的文思，含笑谈真理的幽默，无不给读者以智性的愉悦。文学史家在评述钱钟书的散文风格时，用了诸如“措辞析理都入微透骨，文字汪洋恣肆，到处充满机智的幽默”的断语①，此种评价包含了对钱钟书学术化散文类型的肯定。具体到文本的细部构成，钱钟书的散文又能做到面目各异，理路锋利，造语尖刻，立意精辟，如《吃饭》②这样的文本，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类似的精致篇章从微观上既丰富着又突破着作家的宏观风格定势，显示着作家创造的深度。

　　《吃饭》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以“吃饭”这一人生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为思辨对象，发现了人类司空见惯的世俗存在方式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真相，这种真相如果用语词加以命名的话，就是“掩饰文化”。我们日日所处的生活场景，就是这种“掩饰文化”表演的空间。
 
　　“掩饰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名与实的背离，人们经常是借某种名义来从事名实不符的活动，真实的底牌偏不暴露。钱钟书先生以“吃饭”设喻，辛辣地揭发了包裹其间的世相文化哲学：“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就将掩饰文化的招术纲领性地揭示无余。名义上是吃饭，实质上是吃菜，但人类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吃菜是享受，吃饭是需要，我们为了享受，把吃菜说成吃饭，也就把享受掩饰为需要，在这样一种掩饰主义的文化逻辑下，我们对享受变得心安理得，“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名义上的东西虽然是虚的，却不能被抛弃，因为它有着巧妙的游戏功能，能起到遮盖和辩护的作用，舍弃它，人类以名行实的种种活动便难以得逞了。
 
　　名与实相离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主与次的关系问题。名义上是主要的东西，实则是次要的；名义上是陪衬的东西，实则是主要的。仍然以“吃饭”为例，钱钟书先生指出：“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书法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如此，“吃饭”变成了赏乐、观人、行酒、览胜的消遣活动，原本是饮食为主的生理活动反而退居其次，这种互换从根底上反映的是人类的掩饰文化心理。

　　“吃饭”变成“请吃饭”，“吃饭”就具有了社交的功用。钱钟书先生说：“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却极为简单。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这正是交际的微妙之处。“吃饭”作为交际的手段，可以达到增进朋友感情、减少仇敌毁谤的目的，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钱先生在这里深刻揭示的是“吃饭”这种交际形式背后所存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互相掩饰关系。

　　综上，人类掩饰主义的文化特征在《吃饭》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作者尖刻地讽刺了人类在名与实、主与次、手段与目的的相互掩饰中所编织的游戏。《吃饭》是典型的“微言大义”文本，它既包含了对人类世相文化的破解，又隐含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讥刺。政治家往往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看似民众至上，实质是政治利益至上，“掩饰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大行其道，从更深的层面暴露出人类自身的游戏主义精神。

　　钱钟书先生的文风一向以智慧的幽默讽刺而著称，这种文风同样飘洒在《吃饭》的字里行间。作者由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揭示出名实背离的掩饰文化，把食谱与统治之道相联系，在吃饭中发现人生观，处处充满着讽喻的色彩。这种讽喻的妙处在于能和幽默交织为一体的，令读者在作家含笑的面影下领略真理。譬如以肚子和舌头的关系为比喻的说理，文章说肚子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和吸收，不懂得欣赏和享受，而舌头总是顶着肚子的名义拣精拣肥，贪婪享受。像这样幽默讽喻的材料在目尽尺幅的《吃饭》文本中俯拾即是。作者奉劝人们多请客吃好饭，因为“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这番议论是多么精警的世态文化的讽喻啊!

　　作者在《吃饭》一文中赞美可口好吃的饭菜，却又不忘记从美味佳肴的“烹调”中悟出真理。文章以睿智的笔法比喻道：“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 pork)和苹果泥(apple 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钱先生在这里由五味烹调提升出了一种“和谐”哲学。进一步，他把“烹调”与人格之道、治国之道相联，从“调味”悟出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按照《吃饭》的表述，完美的人格，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这就巧妙地阐明了一种和谐人生观，和谐政治观。至此，读者才彻底地洞悉了作家妙手著文章的深意，体会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结构之妙!

　　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吃饭》，令人深感是在享受一桌中西文化调和的智慧盛宴。人类先哲们的警言妙语不择而出，读来令人耳聪目慧，流连忘返。作者在短小精致的格局内，纵横八极，心游万仞，调动古今，驱遣中西，举凡与“吃饭”相关的文献资源，都能顺手牵引，任意而谈，却又关合文章题旨，此种文境，实非硕学贤儒莫属。读者沿着钱先生的文路，光顾这言语的智慧森林，能够沐浴到人类创世以来的智性灵光，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拉伯雷的《巨人世家》到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的赞美诗，从《尚书》《论语》《中庸》到《吕氏春秋》，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钱先生之手变得生气淋漓，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水乳交融，我们蓦然回首间，发现真理就在我们的餐桌上。
 
　　《吃饭》在文本语言的构造方面，十足地显示了钱钟书的思辨才能，这样的材料在文章中随处可见。譬如关于“吃饭”哲学的末技，作者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又如关于与“吃饭”有关的“饥饿”的作用，作者发表了如下的妙论：“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再如关于“有用”和“无用”的存在依据，文章议论说：“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由这些语言材料，我们可以与钱钟书先生的真知灼见发生神交，获得无限的启迪和会心的快感。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11页。
　　② 本文的引文，除有注释标明者外，均出自钱钟书散文《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