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时中(约1310-1354)，江西南昌人，元代后期的散曲作家，佚名《录鬼簿续编》著录。生平事迹不详。他的《代马诉冤》套曲〔新水令〕的首曲是“世无伯乐怨他谁?乾送了挽盐车骥骥。空怀伏枷心，徒负化龙威。索甚伤悲，用之行舍之弃。”从曲中似可看出，他可能是个落魄潦倒的文人。后人常把他和作过翰林待制的刘致相混，因刘致字时中。元人散曲，敢于触及重大社会问题的，多是隐晦曲折的，明陈直指的，凤毛麟角。刘时中的两套〔端正好〕《上高监司》确是直责时弊、期施仁政的突出作品，艺术风格清新朴素。下面试析的是〔正宫端正好〕
《上高监司》之一。
众生灵遭磨障，正值着时岁饥荒。谢恩光，拯济皆无恙，编做本词儿唱。
[滚绣球]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里取若时雨降，旱魃生四野灾伤。谷不登，麦不长，因此万民失望。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两，煞是凄凉。
[倘秀才]殷实户欺心不良，停塌户瞒天不当。吞象心肠歹伎俩。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怎指望他儿孙久长！
[滚绣球]甑生尘老弱饥，米如珠少壮荒。有金银那里每典当？尽枵腹高卧斜阳。剥榆树餐，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掌，蕨根粉以代糇粮。鹅肠苦菜边根煮。荻笋芦蒿带叶噇，则留下杞柳株樟。
[倘秀才]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拿擎拳谢上苍。一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
[滚绣球]偷宰了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了些家业田庄。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痛分离是何情况？乳哺儿没人要撇入长江。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伤。
[倘秀才]私牙子船湾外港，行过河中宵月朗，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麦行。牙钱加倍解，卖面处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
[滚绣球]江乡相，有义仓，积年系税户掌。借贷数补答得十分停当，都侵用过将官府行唐。那近日劝粜到江乡，按户口给月粮。富户都用钱买放，无实惠尽是虚桩。充饥画饼诚堪笑，印信凭由却是谎，快活了些社长知房。
[伴读书]磨灭尽诸豪壮，断送了些闲浮浪。抱子携男扶筇杖，尪羸伛偻如虾样。一丝好气沿途创，阁泪汪汪。
[货郎儿]见饿殍成行街上，乞出拦门斗枪。便财主每也怀金鹄立待其亡。感谢这监司主张，似汲黯开仓。披星戴月热中肠，济与粜亲临发放。见孤孀疾病无皈向，差医煮粥分厢巷，更把赃输钱分例米，多般儿区处的最优长。众饥民共仰，似枯木逢春，萌芽再长。
[叨叨令]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生放，无钱的少过活、分骨肉、无承望；有钱的纳庞妾、买人口、偏兴旺，无钱的受饥馁、填沟壑、遭灾障。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歌，便秋收鬻妻卖子家私丧。
[三煞]这相公爱民爱国无偏党，发政施仁有激昂。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万万人感恩知德，刻骨铭心，恨不得展草垂缰(37)。覆盆之下，同受太阳光。
[二煞]天生社稷真卿相，才称朝廷作栋梁。这相公主见宏深，秉心仁恕，治政公平，莅事慈祥。可与萧曹比亚，伊傅齐肩，周召班行。紫泥宣诏，花衬马蹄忙。
[一煞]愿得早居玉笋朝班上，伫看金瓯姓氏香。入阙朝京，攀龙附凤，和鼎调羹，论道兴邦。受用取貂蝉济楚。衮绣峥嵘，珂珮丁当。普天下万民乐业，都知是前任绣衣郎。
[尾声]相门出相前人奖，官上加官后代昌。活被生灵恩不戽，粒我蒸民德怎偿。父老儿童细较量，樵叟渔夫曾论讲，共说东湖柳岸旁，那里清幽更舒畅，靠着云卿苏圃场，与徐孺子流芳挹清况。盖一座祠堂人供养，立一统碑碣字数行，将德政因由都载上，使万万代官民见时节想。
这首套数用十五只曲子写成，〔滚绣球〕与〔倘秀才〕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这种曲调在元曲体制上叫做“子母调”，系来自两宋时期的“缠达”体。宋·耐得翁《都城纪胜》中说:“引子后只以两腔互迎，循环间用者为缠达。”采用这种曲调，可能是由于它便于描写更加广阔的生活场面。
(二)
这套曲子的写作时间，说法不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中说:“应作于至正十年(l350)前后”;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把它的写作时间与引张养浩的散曲《潼关怀古》列为同时，即天历二年(1329)，并认为高监司，即当时江西道廉访使高纳麟;王季思等的《元散曲选注分说:“这套散曲大约写于泰定元年(1324)”并认为“高监司可能指侍御史高奎。”我们认为定此曲约作于至正十三、四年间或稍后较为可信，因曲中所述灾情与史载江西大旱相符。《元史》卷五十一“金不从革”条载“至正十三年……江西龙兴……大旱”;“稼穑不成”条载“至十四年……江西龙兴……等郡皆大饥，人相食。”当时，高纳麟正任江西道廉访史，而刘时中又是古洪(江西南昌)人。
《上高监司》两套，是元散曲中篇幅最长的，研究者们既认为它们具有强烈的现买主义精神，又指出其某些内容的含义不可解。这里对前套的试析也是探索性的。
这首套曲，描写了江西饥荒的广阔的生活画面。郑振铎说:“这里是一幅最真实的民生疾苦图。在元曲里充满了个人的愁叹，而这里却是为民众呼吁着;这不能不说是空谷足音了。“(《中国俗文学史》)
套曲的第一首〔端正好〕是全套的引曲。“正值着时岁讥荒”是说明作曲背景。“谢恩光，拯济皆无恙”是说明作曲目的，即感谢高监司对黎民的救济。第二首〔滚绣球〕先写旱灾发生的情景，“早魅生四野灾伤”。再写对人祸的愤恨，“十分料钞加三例，一斗粗粮折四量。”钞票贬值，物价暴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凄渗的景象映衬出统治者的昏耽无能。第三首〔倘秀才〕对富户豪商“欺心不份’、“瞒天不当”的歹心肠作了愤怒的揭露和沮骂他们在“谷中添秋屑，米内插粗新”的缺德行径，必将得到断子绝孙的下场。作井痛切地道出了饥民的切齿怒恨。上述三只曲子象似对天灾人祸的总叙。
套曲的第四、五、六三首继续用〔滚绣球〕、〔倘秀才〕、〔滚绣球〕曲调，间用互迎地具体地写出灾民饥饿的惨状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遭遇。米珠薪桂，无以为炊，甄尘灶冷;老弱少壮，饥肠如鼓，腹内空空。“有金银那里么典当”，即使有金银也无处典当;“尽枵腹高卧斜阳”，只能忍饥无力地僵卧在惨淡的夕阳之下。只要能够充饥，树皮野菜已胜如熊掌、干粮，但树皮野菜也都吃光，只剩下不能吃的杞柳株樟了。有的人能够弄点麻拓，捣制成浆糊，或者煮些麦鼓加点糠末，就是上等食品，就得合掌抱拳，感谢上天。灾民们一个个面黄饥瘦，填街充巷。灾荒之年，必有疾疫，死者无棺埋葬，人们将家产卖光了，只得卖儿卖女，硬是骨肉分离，永难见面，“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那些吃奶的娃娃，没人要，则只得忍痛抛进长江，生离死别，痛何如之!即使如此，孩子的娘亲也不能吃上残汤剩饭。“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与“偷宰了些阔角牛，盗斫了大叶桑”。都是暗指有钱人的狠心肠。请看这一幅多么凄惨的饥民流落图。“看了些河里的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硬咽悲伤!”作者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是含泪写出这几支曲子的。读来使人酸鼻。
套曲的等七、八、九〔倘秀才〕、〔滚绣球〕、〔伴读书〕三首是着重从社会问题上、即人祸方面揭露人民流离失所的原因。首先揭露那些奸商趁灾打劫，投机倒把。他们停船港外，夜深人静时偷渡，私行交易;粮缺价涨，那些刁猾的经济人获得成倍手续钱。“卖面处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用污损的钞票买面，一斤扣四两。”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麦行”，表达了作者对那些米麦商一一无赖之徒的鄙视与僧恨。其次，揭露封建政权的各级官吏利用灾荒舞弊营私的罪恶勾当。“江乡前，有义仓，积年系税户掌。“本来那些税官们平日就侵吞供账济饥民用的义仓的粮食，但表面上却把“借贷数补搭得十分停当”，就是以假造账目等手段，伪装得很巧妙。”都侵用过将官府行唐”:下级官吏们狼狈为奸，对他们的上司敷衍搪塞，而他们的上司对上司也是敷衍搪塞，其时他们的伪装人所共见，也并不巧妙，不过是官官相护、一丘之貉罢了。说是江乡义仓开仓账灾，对灾民们“按户口给月粮”，可是义仓里并无多少粮食，那些粮食，早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放给他们了，老百姓是一点实惠也得不到的，不过是画饼充饥。“印信凭由却是谎”，捞到油水的只有社长、知房及其上司。作者用层层剥皮法将富豪奸商、贪官污吏的罪恶行径暴露于光天之下。最后，作者沉痛地写出不仅由于天灾尤其由于人祸而造成的人民逃荒的悲惨景象。连些健壮的人都被饥荒折磨得力竭神丧，那些闲荡子只能断送性命。人们抱女携男，拄着竹杖，弓背似虾，“一丝游气沿途创，阁泪汪汪。”有气无力地边走边哭，满眼落泪，风雨途程，创伤累累。作者同受难者息息相关的凄情，尽溢笔端。
套曲的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首，即从〔货郎儿〕到〔尾声〕很有派漫主义色彩。在饿萃载道、乞丐拦门、灾荒延续的紧急关头，高监司前来赈济灾民，真是“枯木逢春，萌芽再长。”对高监司颂扬之前，作者尖锐地指出灾荒之年有钱阶级对人民残酷剥削的罪恶事实，其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生活无着，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即在秋收后，也依然要背妻卖子，荡产倾家。对着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作者大声疾呼出人民的深重苦难:“小民好苦也么哥!小民好苦也么哥!”这是悲惨的呼号，是愤怒的控诉!〔三煞〕、〔二煞〕、〔一煞)三支曲子，主要是颂扬高监司。封建社会制度下的清官，虽然改变不了那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当他们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做了好事时，人民不仅颂扬、祝愿他们，而且是愿有以报的。高监司忧国忧民，公正无私，施行仁政，扶弱摧强，爱民如子，因而“万万人感恩知德”，恨不得为监司牵马坠镫，以图报效。值得注意的是，颂扬高监司的几支曲子，多用汉宋典事，可见作者的民族意识。颂扬监司堪比萧何、曹参、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等历史上的贤相名臣;祝愿他高升入朝，位极人臣，使国家兴盛，百姓安居乐业。最后表示要为高监司树碑立传，象南宋苏云卿、东汉徐稚那样，使他名垂千古。
(三)
从上面对套曲〔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之一》的粗略分析看，我们认为:
第一、套曲是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的，这在元代散曲中确实少见。它不仅真实地描述了至正年间(1353-1354)江西大旱所造成的大饥荒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而且愤怒地斥责了富豪奸商和各级官吏，互相勾结，趁灾打劫，牟取暴利的罪恶行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尖锐地揭示了在灾荒之年贫富两个阶级的不同处境及其变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主题的深远意义就不仅在于暴露元代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而是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腐败政治和社会黑暗的暴露。打开各个社会阶段的灾荒史，尽管程度不同，性质上也有差别，但那一次又不是天灾人祸并行的呢?作者所深切关心是人民的痛苦，所殷切期望的则只能是“清官政治”，拯民于水火。据此，应该说整个套曲是具有重大的典型意义的，其写作精神是现实主义的。
第二、有些研究者曾相同地认为曲中对高监司的颂扬不当、过分，而且思想庸俗，语多陈词滥调。这些指责，表面看来似有道理，但仔细想来也似乎过分。我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虽然未能根本改变社会性质，但确实程度不同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这是事实。我国历史上每朝每代出现的极谏直言、为民请命的忠贞之士，虽然由于多种局限他们不具有根本改变社会性质的识见，但由于他们是人民苦难的同情者，因而经常得到人民的颂扬，这也是事实。直到今天，仍是这般如此。当然，我们不是“清官政治”派，而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派。不过，不允许我们的各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也是千真万确的。结合元代政治制度的排汉抑南(南方汉人)、社会黑暗、鄙视一般知识分子的情况，对套曲歌颂高监司的安排，更加易于理解。仅就词曲来看，元代的禁令就是“凡乱制词曲，讥议他人者处流罪;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刑。”元剧大家、玉京书会最重要汪作家关汉卿都不能不为这条残酷的禁令所限，在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斥责残暴的统治者时，也往往是在字里行间运用匣剑帷灯、旁敲侧击的方法。他写了《窦娥兔》，也写了《蝴蝶梦》、《鲁斋郎》，塑造了清廉的官吏包拯。意在表示他对官吏并不是一概抨击。同时，作者也是想用这样的人物寄托平反冤狱的愿望，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比。这种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写法，自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刘时中的〔正宫端正好〕套曲，如果没有颂扬高监司的几支曲子，必将触犯禁令，不仅不能发表、流传，而作者本人遭到迫害也在意料中，当然人民的愿望也就无从表达了。
第三、作者无论对大旱景象、人民受灾后的悲渗情状的描写，还是对富豪奸商和污吏贪官的描写，以及对高监司的颂赞，都是形象鲜明、真实生动的，宛如一幅幅荒凉凄惨的画图，展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对灾后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描写，一方面是穷苦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一方面是富户奸商和官吏们的巧取豪夺，一幅画图中展示出两个不同的世界，对比鲜明。作者将自己的身心全部倾注融合于所描写的事物中，敢恨敢爱，为人民的饥苦大声疾呼，对富豪奸商和官吏痛加诅咒。这种浓烈的感情色彩，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整套曲子是以一个小民的声口道出的，语言通俗生动。清人李调元的《雨村诗话》说“曲始于元，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盖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饰词章，填遏故实，了无干涉也。从这套曲子语言的平实质朴，且不避俗语的风格看来，亦自是当行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