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体会张爱玲的艺术风格：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贴切苍凉的动作描写，独特空灵的体悟，苍凉瑰丽的文笔……

       2．领略文章试图用封锁期发生在电车的一段插曲揭示的复杂人性。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题目中所说的“封锁”发生在1943年8月的某一天，旧上海。时值抗日战争期间，空袭警报拉响时，整座城市立即就地瘫痪，这就是“封锁”。

题目的“封锁”包含两层隐喻意义：

一、贫乏沉闷而又漫长的日常生存状态，构成对人们的封锁。小说的第一段是冗长、平庸和沉寂的，几乎没有任何动感的日常生活的喻示。“开电车的人开电车。”这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叙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语感是冷漠、笨拙、贫乏而毫无生气。“车轨”、“曲蟮”的比喻意象显示出生命的冗长乏味，它是“柔滑”的，没有任何的尖锐力度，同时又把握不住转瞬即逝，是单调的，毫无美感的，但却没个尽头。这种生存状态几乎会让人发疯，然而所有的人都像开电车的人一样不发疯。

二、封锁中的爱情遭遇导致激情的突然迸发，这构成了对日常生活的封锁。“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封锁成为一个与日常生活失去关联的真空状态，凸现出来。

2．内容提示

       这篇短篇小说写了抗战期间旧上海的空袭封锁期间，发生在一辆电车里的一个短暂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吕宗桢是一家银行的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女主人公吴翠远是大学的年轻教师，“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翠远永远不快乐。”他们偶然相遇了，事先谁也不认识谁。由于一个戏剧化的原因（侄子的出现），吕宗桢坐在了吴翠远的身后，并低声地同她搭话。话题逐渐深入到隐私的空间，二人甚至开始了“恋爱”，然而最后，“封锁”开放了，人们的行动都回归正常，吕宗桢坐回“原来遥遥的位置”，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等于没有发生。

       这是张爱玲的一篇短篇小说，于1944年首次发表于《天地》杂志第二期上。

三、作者生平

       张爱玲（1921—1995），中国现代作家。她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祖父为张佩纶，外曾祖父为李鸿章。

       张爱玲本是有着贵族血统的富家千金，但是在她出世后，其曾经显赫的家族随清政府亦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弱，成了正被淘汰的一代。政治上、经济上的失落使这个家族上空缭绕着哀怨悲鸣，张爱玲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中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家族失落的忧郁情绪。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捧风弄月的习气，又吸毒、嫖妓，性情暴戾乖张，而母亲则是一个受新思想熏陶的新女性。旧习气和西洋化的格格不入导致两人长期婚姻不和，张爱玲八岁时两人协议离婚。她孤独、敏感和脆弱，在家中得不到爱和温暖，她养成了一种既自傲又自卑的怪僻和冷漠。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美丽而冷傲的女性：

“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有她的时候，我记得每天早上佣人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的背唐诗.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1937年，张爱玲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也替德国人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一类的文章。1942年应《西风》杂志《我的生活》征文写散文《我的天才梦》，获得名誉奖。1943年，她的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二炉香）被周瘦鹃发在《紫罗兰》杂志上，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此后三四年是她创作的丰收期，作品多发表于《天地》、《万象》等杂志。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记》和散文集《流言》。

       1943年，23岁的她与胡兰成结婚，抗战胜利后分手。许多人都指责张爱玲立场不分、“糊涂”地爱上了胡兰成，其实在这背后是张爱玲对一份家的温暖的渴盼与追求。“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是张爱玲的梦想。

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曾发表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1955年旅居美国。在美与作家赖雅结婚，后在加州大学中文研究中心从事翻译和小说考证。在美过着“隐居”生活。1995年9月8日，于美国洛杉矶家中去世。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有人这样评价张爱玲的作品：“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张爱玲的笔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地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实为中肯。

       1943年，张爱玲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四卷一期发表。     她的文章以独到的视角和清丽的笔调颇受沪上读者好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随后，她在《二十世纪》上相继发表了《妻子、荡妇和孩童》、《鸦片战争》、《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国人的宗教》、《到底是上海人》等影评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章，引起文学界和沪上大众的关注。但她并不以此为满足，《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等小说在著名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紫罗兰》当年的5、6月两期以头条刊出；8月，她的小说《心经》在《万象》杂志刊出；此后，《万象》杂志又相继刊出了她的《琉璃瓦》、《连环套》等小说。几乎与《心经》发表同时，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在《杂志》上登了出来；随后又刊出了《倾城之恋》。

在小说赢来了满堂彩之后，张爱玲又亮出她的另一样拿手好戏——散文。她的《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等著名散文很快在名噪一时的散文半月刊《古今》和散文小说月刊《天地》上获得一席之地。

     1943至1944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沪上文坛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期刊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从5月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出名、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而且她最杰出的作品已在这一年相继问世。此时的张爱玲如日中天。引人注目的是，在沦陷区的大上海这个特定的时空里，文坛的方方面面，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文学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紫罗兰》代表了鸳鸯蝴蝶派的趣味，《古今》承袭了周作人、林语堂的“闲适”格调，而《万象》坚持着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杂志》则想走纯文艺的路线，而它们竟一致对张爱玲嘉许和推崇，在新文学史上，这种情况即使不是仅见，也是极为少见的。

       2.主要作品一览：

       短篇小说：

       牛；殷宝滟送花楼会；封锁；霸王别姬；琉璃瓦；沉香屑：第二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桂花蒸；阿小悲秋；年青的时候；茉莉香片；留情；花凋；心经；鸿鸾禧；色·戒；相见欢；五四遗事。

       中篇小说：

       倾城之恋；多少恨；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小艾；连环套；创世纪；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

       长篇小说：

       半生缘（又名十八春）；怨女；赤地之恋；秧歌。

       散文及其他：

       迟暮；秋雨；我看苏青；牧羊者素描；心愿；中国的日夜；天才梦；到底是上海人；谈吃与画饼充饥；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丈人的心；公寓生活记趣；道路以目；草炉饼；烬余录；被窝；谈女人；《亦报》的好文章；有女同车；论写作；童言无忌……

       序：

       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太太万岁》题记；惘然记序；《张爱玲短篇小说集》自序；《爱默森文选》译者序；海上花的几个问题；《红楼梦魇》自序；《张看》自序；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传奇》再版序。

       影评：

论卡通画之前途；借银灯；银宫就学记；乌云盖月；婆媳之间；秋歌；鸦片战争；《万紫千红》和《燕迎春》

剧本：

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广播剧）

       3．重点作品

       （1）《霸王别姬》

       这篇小说以虞姬为主人公，故事以虞姬的心理活动为主轴展开，从虞姬——女性的视角来看霸王项羽的成功与失败。

       （2）《倾城之恋》

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海与香港这两座同样暧昧不明的城市。或许正是因为这两座城市的暧昧不明，于是，整个故事笼罩上了一层暧昧不明的氛围。

　　两个都是没有根的人，轻得可以飘起来。白流苏，家道中落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因不满丈夫纨绔子弟脾气，离婚回到了娘家，不想却被另有所图的兄嫂骗光了钱。没有金钱、韶华也渐渐逝去的她，感受到了这幢老房子咄咄逼人的压抑，兄嫂再也容不下她，想把她撵出去，而整个家族不可避免的颓势让她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产生极端的恐惧与不甘。于是，她凭着自己一些残剩的青春，把注赌在了第二次婚姻上。

　　与流苏交锋的范柳原是归国华侨，他年岁不小了，可是有钱有产业，为他介绍结婚对象的几乎把门槛都踩烂了，然而他一个都不要。“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不过是一个浪荡的公子哥儿。然而他不是那样简单的一个人物，如果说流苏的无根更多的是物质上的，而他纯粹是精神上的。他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而他也不那么想回家，已经习惯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一个人，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与放不开，他爱流苏或许是因为精神上的某种契合，却不愿给她什么承诺，只是因为承诺是太重的东西，他给不起。

　　这样两个各怀心计的无趣的男女在一起，彼此说些高雅的调情的话，却没有任何进展。即使当柳原吻过流苏，并为她买了一幢房子时，他们还是两个不相干的人，两个世界的人。

　　香港的沦陷成全了他们，在那样一个严酷、无数人痛苦、死亡的环境中，他们却达到了精神上的完全契合，攀到了一些现实可依的东西，那便是他们眼中的对方。“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终于完全谅解了对方。他们终于结婚了。

　　然而这一切是不会长久的，那只是人生的一个层面，或者说是人在战争或任何严酷环境下的一种状态，果然战后恢复记忆的文明人又与以前没什么两样了。表面上的圆满结局实际上并不圆满，柳原“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

       （3）《金锁记》

       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倍受歧视与排挤，而自小瘫痪的丈夫，使曹七巧陷入情爱无法满足的痛苦之中。纵然她在夫死公亡后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不断寻求病态的发泄与报复，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又刻毒、残忍。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曹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

       （4）《半生缘》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温婉、凄迷的旧上海。

　　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同在一个纺织厂工作，曼桢个性温柔坚强，叔惠开朗活泼，在相处中，曼桢与温和敦厚的世钧相爱了。曼桢的姐姐曼璐为照料全家老小7人，十七岁时离开初恋情人豫谨开始了舞女生涯，但家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曼璐，认为她丢尽了家人颜面。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有所依靠，决定嫁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世钧与曼桢的爱情也受到了世钧母亲的极力反对。沈母一直希望世钧能与青梅竹马的南京名门石家小姐石翠芝结合，不料与世钧同来南京的叔惠却与石翠芝相爱，但由于石母的门第之见，叔惠伤心之余出国留学！

　　婚后的祝鸿才原形毕露，花天酒地，曼璐为保住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留住祝鸿才，然而以往的多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觉察到丈夫看上了妹妹曼桢后，曼璐策划出一条姐妹共伺一夫的毒计。懦弱的顾母默许了曼璐的做法，趁世钧回南京之际，祝鸿才强暴了曼桢。

　　从南京回来的世钧从顾母处听说曼桢嫁给了豫谨，郁闷中接受了与石翠芝的婚姻，而备受凌辱的曼桢在生下一个男孩后终于逃离祝公馆，去了一个小地方教书。曼璐积郁成病，不久于人世，曼桢为照顾亲生骨肉又回到祝鸿才身边，和平生最痛恨的男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十八年一晃而过，世钧与曼桢又在上海重逢，然而世事沧桑，二人恍若隔世，都知道已经无法回到过去，人生就是如此。

五、创作背景

       《封锁》初次发表于1943年的《天地》月刊。当时的张爱玲年仅22岁。

       张爱玲才16岁时，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上发表的《牛》、《霸王别姬》等文章就已经充满了绝望与血腥。原本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应该是多愁善感的，但张爱玲却决绝而冷酷。生长于上海这座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缩影的城市，张爱玲很早就看透了浮华。在1943 年认识胡兰成以前，张爱玲的作品是不够成熟和精致的，她笔下的爱情差不多都是畸型的，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投靠姨母，成为一名高级妓女；《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因无法爱言丹珠而痛打她一场；《心经》则写的是父女恋。

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张爱玲二十出头，她的生活经验来自父母与众多亲戚。此外还有在香港念大学时的经历，再就是来自于书本了。张爱玲以她少女的心吸取各样的资讯，因阅读与想象的养份而显得肥大，而她身体的感知变化却一时还无法跟上，也缺乏行动的机会与可能。在这样的困境里，少女的精神和幻想从身体中逸出，逸出的结果是——往返于想象与现实的摆荡冲撞，几乎打破、逾越了身体，以及传统与外在社会加诸精神的禁锢。但这种逾越仅存于人物的想象中，身体与处境并未经历转换。吴翠远便是这类角色。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前面说过，题目“封锁”有两层隐喻意义，你可以理解成沉闷的日常生活封锁了人们，也可以理解成因空袭警报而引起的封锁使电车成为相对封闭的空间。在这里，时间也凝滞了。

从故事层面上看，这是一个“艳遇”的故事。它具备“艳遇”故事要求的一些元素，比如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这里，人物可以暂时从秩序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这里是能够产生爱情的。他们可以暂时忘掉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产生爱情的最大障碍；并且他们有时间，闲得无聊，这使得爱情的欲望能够产生。我们可以把电车看作一个封闭的空间，它隔离了正常的生活空间，人和人之间许多不利于爱情发展的关系被排除了，只剩下比较单纯的乘客关系，并且具有了向爱情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还有时间因素，市内交通毕竟不同于长途旅行，所以张爱玲必须制造封锁，人为地让时间停滞或延长。

　　此外，《封锁》中的人物也符合一般“艳遇”故事的要求——孤男寡女。他们都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存在着欲望和渴望。

女主人公吴翠远是一个好人。她“像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驰的，没有轮廊”，“很有讣闻的风味”。真实的生命对于她就像从希伯莱文到上海话那么遥远，她的欲望就是要背叛自己，渴望刺激，渴望听到“红嘴唇的卖淫妇……大世界……下等舞场与酒吧间”这样充满肉欲的感官诱惑。小资产阶级、基督教的装腔作势、温文尔雅的家庭教育使她觉得真实的生命对于她是无比的遥远，她对生命的敏感和渴望是如此的强烈，甚至小孩坚硬的鞋底的触及都使她感到真实。

       男主人公吕宗桢是一个老实人。他是“菠菜包子”，“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是像“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那些得胜的字眼儿。他琐屑而平庸，甚至觉察不出自己的缺乏与俗望。他向翠远的调情是被动的、迫不得已的，甚至要借助张爱玲在这里设置的一个因果关系——逃离董培芝，并报复他太太。但我们还是觉察了宗桢的欲望，只不过他自己一开始忘记了。后来，他的欲望才苏醒。“他现在记得了，他瞧见她上车的——非常戏剧化的一刹那，但是那戏剧效果是碰巧得到的，并不能归功于她。他低声道：‘你知道么？我看见你上车。前头的玻璃上贴的广告，撕破了一块，从这破的地方我看见你的侧面，就只一点下巴。’是乃络维奶粉的广告，画着一个胖孩子，孩子的耳朵底下突然出现了这女人的下巴，仔细想起来是有点吓人的。‘后来你低头去从皮包里拿钱，我才看见你的眼睛、眉毛、头发。’拆开来一部分一部分地看，她未尝没有她的一种风韵。”

       一开始，翠远和宗桢是没有坐在一起的，张爱玲设计了一个因果关系，让宗桢挪到了翠远身边。这个因果关系便是董培芝。为了让宗桢能够“调戏”翠远，这个因果关系设计得既笨拙又聪明。笨拙在于它在文本中显得突兀，作者不惜浪费笔墨地设计了培芝这样一个和情节进展几乎没什么关联的人物，他的功能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因果关系中的因子。但同时，这个设计又是聪明的，聪明就在于它的突兀和笨拙，以致让宗桢调戏翠远显得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导致对后面产生的激情的消解。

       接下来就是短暂的爱情。

在涉及宗桢和翠远的爱情时，张爱玲更多地运用了全知的视角。在进行对话和内心活动的描述时，这使得人物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具体地分析这些错位，是很有趣的。

宗桢迫于培芝而向翠远发出调情的信息，但作为发送者，这些信息仅仅是敷衍的，并无具体的所指，不是针对特定接收对象的。所以他才会“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但翠远却错误地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个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而宗桢却道：“嗯？”——“他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

　　“申光大学……您在申光读书？”这是宗桢吓退董培芝后的无话找话，也不含具体的所指，而翠远又接收错了，以为是在奉承她的年轻，“她笑了，没有做声”。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翠远的自做多情和宗桢的心不在焉。

宗桢现在真正开始调情了，这个老实人开始变坏了，这是因为他看到“她颈上的像指甲印子的棕色的痣”，他“咳嗽”了一声，表明他对欲望想象的稍微压制，回到现实，也表明调情的真正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她恰恰以为他是由坏人变成老实人。因为之前宗桢的胳膊是放在她身后的，现在收回去了。“她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翠远渴望爱情，但宗桢却渴望调情，这是他们的第二个错位。

　　宗桢要调情，就要把自己扮成没人同情的可怜角色。“‘你不知道——我家里——咳，别提了！’……宗桢迟疑了一会，方才吞吞吐吐，万分为难地说道：‘我太太—— 一点都不同情我。’”翠远“皱着眉毛望着他，表示充分了解”。他们两人同时进入了“调情”的标准化情境。爱情似乎与真假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文本中宗桢的“迟疑”、“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翠远的“皱着眉毛”，以及三个破折号感觉到，作者在对激情进行颠覆和消解。因而，当宗桢和翠远在卡车隆隆驶过互相第一次发现时，当翠远在宗桢的眼里成为一朵风中美丽的牡丹花时，当宗桢把自己想象成单纯的男子时，我们体会到的却是滑稽的意味和喜剧的色彩。因而，“他们恋爱着了。他告诉她许多……无休无歇的话，可是她并不嫌烦”这样的语句，我们可以看成是对爱情戏剧的滑稽摹仿。宗桢在认真地调情，翠远在认真地恋爱，而张爱玲则一本正经地叙述他们的故事。

但是两位主人公对此并不知晓。他们沉浸在自己激情的想象中，他们“苦楚”、“温柔”、“慷慨激昂”、“痛哭”的爱情表白实际上是没有实指对象的。在这里，他们的语言不是以交流为目的的，而只是为自己提供一个讲话的场所，是漫无目的的，他们愿望的满足是没有对象的，仅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他们的愿望和激情都变成了纯粹是语言组织的结果。小说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宗桢回到家，“他还记得电车上那一回事，可是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那是天生使人忘记的脸。他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可是他自己的话他记得很清楚——温柔地：‘你——几岁？’慷慨激昂地：‘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这是一出可笑的爱情戏。

　　文本最后“乌壳虫”的意象饶有趣味。整个人生、整个生命过程就像乌壳虫一样，它会思考么，思考是痛苦的，并且“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们还是回窠去吧。现在让我们也回到此文的第一部分“艳遇”故事上来，我们可能又会发现，“封锁”和“艳遇”有很多相同点：除了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孤男寡女这些表层的相同，还有更重要的相同——“艳遇”不需要太多的思想，而“封锁”也不需要。毕竟，思想是“痛苦的”。

       讲张爱玲就不能不讲胡兰成。胡兰成读到的第一篇张爱玲的作品便是这篇《封锁》，一读之下，煞是惊艳。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这样写道：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后来我向苏青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

       2．课文难点讨论

       在学习本课时，我们应该重点掌握以下几点：

（1）体会张爱玲特有的敏锐、细腻和锋利。

她首先是感觉敏锐的，体会到最细微的情绪；同时她又是笔触锋利的，能准确地捕捉最细微的情绪、清楚地表达出来。她的文字就像一张空灵明澈、繁星点点的夜空。空灵明澈的天幕本来就是美的，而你顺着她的线索读下去，就会不时地眼前一亮、心中一动，这些语句如繁星般散落在字里行间。如：

女人就是这样！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买来的包子必定是价廉物美的！

人生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

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的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

       宗桢断定了翠远是一个可爱的女人——白，稀薄，温热，像冬天里你自己嘴里呵出来的一口气。你不要她，她就悄悄地消散了。她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她什么都懂，什么都宽宥你。

（2）全能的视角。

全知全能的视角也就是在故事之外生出了第三只眼睛，它洞悉所有的环境、事件以及人物的心理，并把它们呈现出来。这种视角有利于叙述故事。作者一会儿成了宗桢：

       在宗桢的眼中，她的脸像一朵淡淡几笔的白描牡丹花，额角上两三根吹乱的短发便是风中的花蕊。

一会儿又成了翠远：

       翠远皮包里有红铅笔，但是她有意地不拿出来。她的电话号码，他理该记得。

       不断变换的视角，使我们得以明白男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也使一个调情、一个恋爱的这种错位越发明显。

（3）以典型的言语表现人物身份和性格。如：

       个人撒喇一声抖开了扇子，下了结论道：“总而言之，他别的毛病没有，就吃亏在不会做人。”另一个鼻子里哼了一声，冷笑道：“说他不会做人，他把上头敷衍得挺好的呢！”

两个动作、两句话，就给人描画出两个“公事房里回来的人”的面目。在公事房里做事的人可不就喜欢说长道短嘛。

       再如，一名中年男子拎着一包熏鱼，妻子恐怕他弄脏裤子：

       ……他太太兀自絮叨道：“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

没有动作描写，但一个典型的中年主妇的形象跃然纸上。

（4）清晰的画面感。

张爱玲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流畅的对话、故事曲折、近乎舞台和电影手法的叙述，被公认为是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文学作品。张爱玲小说除了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外，在60年的时间里，还不断被搬上舞台。

详细的情况，我们到后面“相关艺术作品展示”中再讲。

（5）比较张爱玲与王安忆。

王安忆与张爱玲是有一些相似的：都是生活在上海的才女；都以旁观者的姿态、细致深入的叙述，向世人展示真实而隐秘的人生风景；都描写都市；都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困境有特别的热情。因此，常常有人将张爱玲与王安忆放在一起比较，以下试举几例：

A．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恐惧之中，是为谋生而谋爱。而王安忆则通常在张爱玲止步的地方直接切入女性的情感世界，是为谋爱而谋生。从谋生出发的张爱玲非常果敢地解构了女性神话，从谋爱出发的王安忆则着意要塑造一种地母精神。这种不同与她们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关系。因此张爱玲看到的人生是一个魔界，魔界之外就是虚无。而王安忆看到的人生之中还有一个神界隐约在魔界之上，是对虚无的超越。

B．说我的小说跟张爱玲有点像，不，我觉得不像。现在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写得好的就说是学张爱玲。对张爱玲评价这么高是否恰当，应该研究一下。张爱玲去了美国之后就不写小说了，但她对文字还是热爱的，于是研究了《红楼梦》，还将《海上花列传》译成了白话文。我则不同，我始终保持对虚构故事的热爱，从没中断小说写作。说我比张强不好，说弱也不好，总之我觉得不像她。我对她有一点是认同的，即对市俗生活的热爱。（王安忆）

C．当王安忆在好几个场合要和张爱玲“划清界线”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是美国新批评第三代人物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在王安忆那里存在吗？或许是的，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热爱市俗生活的小说家而言，张爱玲那精致细腻的笔触是她们的噩梦。

但是，对于一个强者诗人来说，必须写出自己的路来。张爱玲的的美学原则是参差对照，王安忆则要追问到底，要“过去看看”，即使那边是虚无。王德威说，王安忆对张爱玲的不满足，大概是没有参透她参差对照的精髓。从精神内核来说，她们确有天壤之别。

王安忆似乎有几幅面孔。在当代女作家中，能够打破温情的虚假面相，直面残酷的真实的，也许只有残雪和她。她是有意识要做一个人性的探究者，做一个“作家”的；但，张爱玲不同，她首先是一个女人，一个市民。这是她的第一身份。

3．相关评论

（1）世俗的张爱玲（文：王安忆）

对于我们这些与张爱玲交臂而过的人，就只能从她留下的文章去认识她。在散文里，她显得清晰和直接一些，小说则要隐晦与曲折一些。而说到底，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因为于我们来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所以，认识的结果就是，将张爱玲从小说中攫出来，然后再还给小说。

先看张爱玲的散文。我在其中看见的，是一个世俗的张爱玲。她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

张爱玲对世俗生活的兴趣与苏青不同。胡兰成对宁波人苏青的评价很对，他说宁波人过日子多是兴兴头头的，但是缺少回味，是真正入世的兴致。张爱玲却不是，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饶有兴味地描述了一系列日常景致，忽然总结了一句：“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于是，这短促的人生，不如将它安在短视的快乐里，掐头去尾，因头尾两段是与“长的磨难”接在一起的。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以此来看，张爱玲在领略虚无的人生的同时，她又是富于感官，享乐主义的，这便解救了她。

这是散文中，由自己直接告白出的张爱玲，在小说里，张爱玲就隐到了幕后。大约仅有一次，没藏好，显现出了真身。是在《倾城之恋》里，白流苏刚到香港，与范柳原的关系处于胶着，暗底里使着劲。他们在浅水湾饭店分住两个客房，晚上范柳原将电话打进白流苏的房内，向她念起《诗经》：“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底下还附有一大篇解释。却像张爱玲在说话，而不是范柳原。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是少有如此自觉到人生的苍茫，并且有诗情的人物，张爱玲从不曾将自己放进小说中，扮演一个角色。因连她本身都是虚无的，不适合作世俗的小说的材料和对象。在她的小说里扮演角色的，多是些俗世里的人———市民。最具俗世的特征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较夸张，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戏剧化的俗世。……

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尽是无聊的。在这里，反过来，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

就这样，张爱玲的世俗气是在那虚无的照耀之下，变得艺术了。她写苏青，写到想与苏青谈“身世之感”，便想象苏青的眼神是：“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苏青是不“艺术”的，她的世俗后面没有背景。在此，可见得，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所以，我更加尊敬现实主义的鲁迅，因他是从现实的步骤上，结结实实地走来，所以，他就有了走向虚无的立足点，也有了勇敢。就如那个“过客”，一直向前走，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并不知道前边是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可他依然要向前去看个明白，带着孩子给他裹伤的布片，人世的好意，走向不知名的前面。

（2）论张爱玲（节选，文：胡兰成）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彷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到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

我可以想象，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红的杜鹃花，春之林野是为她而存在。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曾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己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我恋。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主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

正如少年人讲话爱抢先，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太多太兴奋到不可抑止，至于来不及也没有空隙容许他倾听对方的说话，而常常无礼地加以打断一样，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

她一次对我说，她最喜欢新派的绘画。新派的绘画是把形体作成图案，而以颜色来表现象征的意味的。它不是实事实物的复写，却几乎是自我完成的创造。我想，是因此之故，特别适宜于她的年龄与才华的吧。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刺。她对于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着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赞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曲的。饶恕，是因为恐布，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

讲到她的倔强，我曾经设想，什么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倘使有这样一个人，他被一种从未经验过的烦恼重重地迫着，要排遣它是不能，倘竟迫倒了他呢，他也将感谢它，然而也不能。他试试喝醉，想使自己软弱些，也还是想要失败而不能。有如半马人齐龙被他的学生赫格尔斯的毒箭射中，而他是得了不朽的，在苦痛中怎么也死不掉。他祈祷大神宙斯取回他的不朽，让他可以死去，结束苦痛。这是强者的悲哀。但这样的人还不是最强者。因为他的悲哀里没有喜悦。而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

（本文原发表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国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

（3）闲说张爱玲（节选，文：张炜）

读《倾城之恋》，范柳原指着海边那段斑驳的灰墙说的那段话：“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侯再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傅雷曾称赞道：“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在香港轰炸的夜晚，白流苏和范柳原在一片荒芜废墟间拥被渡夜，这堵墙的意象再一次出现。有了这堵墙，张爱玲在白、范各怀心绪、缠绵悱恻的爱恋纠葛中便托出了一个大的背景，使得终篇那段“伟岸”的文字有了依托：“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 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忽如奇峰突起而又举重若轻，文气至此陡见天苍地白却又嘎然而止。让人读来一唱三叹，真是过瘾无比。

七、练习

      1．选择题

       文中所写的故事发生于（ ）时期的（ ）。

                     A．民国，上海     B．抗战，香港    C．民国，香港     D．抗战，上海

       答：D

       2．简答题

        结合你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了解，谈谈你对她的小说艺术特色的看法。

        答：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注意挖掘人性的细微处，尤其是善于刻画细节，从细微处见出人的灵魂。艺术上含蓄深沉，将情感掩藏于故事当中，具有悲天悯人的俯视效果，也寓含着反讽色彩，耐人寻味。

八、研习与思考

1．你觉得电车上的这段爱情故事可信吗？为什么？

答：可信与否，关键看其发生的环境。这是处于战争环境下的上海，人们对未来充满恐惧，缺乏安全感，自然容易抓住生活中的偶然和浪漫，所以电车内的时间虽短，但两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突然萌发一种情感的孤独和需要，从而演出了这段浪漫故事，一旦走出战争威胁，就回归到现实中，还原本身。故事是有相当真实基础的。

2．推测故事情节发展的可能，试着续写这篇小说。

答：提示：启发学生的想象能力。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话剧

1944年，张爱玲自任编剧，将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1944年12月16日，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新光大戏院首演。导演为当年上海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罗兰饰流苏，舒适饰范柳原，其他演员有韦伟、端木兰心、陈又新等。《倾城之恋》连演80场，场场爆满。

2005年10月，《倾城之恋》再上话剧舞台，梁家辉和苏玉华分别饰演男女主角。

1994年夏，张爱玲逝世前一年，根据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改编的话剧《上海往事》在上海商城剧院连演九场。

2003年4月25日，上海滑稽剧团上演滑稽戏《“独”养囡圄》，严顺开导演并主演。《“独”养囡圄》根据张爱玲小说《琉璃瓦》改编，讲述的是1930年代上海滩姚先生的趣事。

2003年11月13日至16日，在香港葵青剧院上演的《半生缘》则是对小说原著一次大胆的颠覆和解构。编剧、导演胡恩威、林奕华；剧中角色由两岸三地的著名演员共同出演，其中有曾经扮演过张爱玲的刘若英以及廖凡、丁乃筝、陈立华等，张艾嘉则以贯穿全剧的旁白出现在剧中。

2004年8月27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根据张爱玲同名电影剧本改编的话剧版《太太万岁》。保留了电影90％台词的话剧版《太太万岁》几乎把原作原封不动地搬上了话剧舞台，张伐、蒋天流、石挥、上官云珠等明星在电影中的表演也被拷贝到话剧舞台上。

2004年9月6日《半生缘》被上海歌剧院改编成歌剧上演。歌剧中出现了街头叫卖小唱、爵士乐、流行音乐，以及用沪语演唱的《酒歌》。八幕戏每场由演员扮演的张爱玲贯穿开头的独白，用小说中的原话引导情节。

2004年10月18日－10月23日，话剧《金锁记》在上海上演。

2．电影

1994年，香港导演关锦鹏将小说《红玫瑰和白玫瑰》搬上银幕，由陈冲、叶玉卿、赵文卓等担任主要演员，以一种冷峻旁观的态度描述了一种无奈情感。这部影片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中荣获多个奖项。

1998年，《海上花》上映，导演侯孝贤，主要演员有梁朝伟、刘嘉玲、李嘉欣、羽田美智子等。这部影片根据张爱玲注译的清人韩子云的方言小说《海上花列传》改编，描写了清末上海高级妓女居住的“书寓”内发生的一幕幕爱怨情仇。侯孝贤通过瑰丽的布景再现了小说中的青楼风貌。

1997年，由许鞍华导演，黎明、吴倩莲、梅艳芳、葛优、吴辰君、王志文等主演的《半生缘》上映。它根据小说《半生缘》改编，曾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音乐奖。

1984年，由同名小说改编的《倾城之恋》上映，导演许鞍华，主要演员有周润发、缪骞人、姜中平、焦娇等。许鞍华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幕前幕后阵容，把一个以大时代动荡为背景的浪漫故事展现在观众眼前。

3．电视剧

《金锁记》，导演马建安，主要演员有刘欣、邵峰、奚美娟、程前等。

《半生缘》，导演胡雪杨，主要演员有林心如、蒋勤勤、谭耀文等。

十、延伸阅读

上海/香港：女作家眼中的“双城记”

　　                                      ——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倪文尖

内容提要：上海/香港“双城记”、张爱玲与“张派传人”是近年的热门话题。如果不将“中国”作为“双城”问题的“底子”来考量，如果不进入微观的文本层面讨论张爱玲的“影响与焦虑”，一时的热闹势必难以沉积下学术实绩。结合二位作家与香港的关系史，本文推断，在王安忆形成“城市认同”的过程中，张爱玲的启示性是相当关键的环节；在具体比较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和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同与不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创作于1993年的《香港的情与爱》借助对“良心”、“情与爱”的无限信赖与倚靠，合理化了当时的上海对“香港”的无限憧憬，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显得轻灵有余而厚重不足。

一

　　近年来，城市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在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比重，而且确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键部分。同样地，传统的作家比较研究也增添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空间性因素，最典型的像所谓“张派传人”，分居于香港、台北、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必然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而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自然又是重中之重。这意味着，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谈论张爱玲（连带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拿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于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大不以为然：“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

　　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某房产的广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离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就此作出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我们关心的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又或多或少和香港有过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猎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座城市在五十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有了“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也才可能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纵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人称“小苏州”；纵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学家迄今仍有分歧。而之所以终于能“成”“大器”，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港的命运、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内地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这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在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如此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确乎还是上海。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43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准确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香港，是到50年代以后，终于突现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样年华”是在20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至70年代。

二

　　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史是大家所熟知的。

　　1939年，因为“欧战”爆发，她以伦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改到香港大学注册入学，在港大的两年零三个月期间，“发奋用功了，连得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未曾想，1941年12月8日“港战”又起，打翻了所有的计划和努力，张爱玲不得不回上海，开始了她的“卖文”生涯。

　　1952年7月，张爱玲第二次赴港，香港对她也不暇款待，重新报读港大竟然未果，以至不欢而别，终于在1955年8月赴美，走上了她远离故土的“逃难”岁月；1961年11月张爱玲再到香港，1962年3月又回美国。算起来，整个五六十年代，张爱玲前后居留在香港有三年半时间。

　　不难发现，香港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并不是一块生活的“福地”。但是，香港对于作家张爱玲而言却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个两次战争夹缝中的“香港”，不仅仅提供了她成为一个作家的机缘（或许还是被迫的），而且还形成了张爱玲稳定的世界观、文学观的基础。

　　张爱玲在港读书期间，二十来岁，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年龄，以张爱玲自小养成的嗜书习性，真不知该读了多少好书。虽然她本人对此鲜有记述，但一些蛛丝马迹仍然很给人以想头。比如，《烬余录》里那个历史教授佛朗士，大约是张爱玲平生受其影响最深、也最得张爱玲敬重的一位老师：“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字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非常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在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这是张爱玲笔下难得的情感文字，这样有敬意地谈论一个人，在张爱玲也实属难得，——可作一比的是那个激赏张爱玲的中学语文老师汪宏声，张爱玲便从来未赞一词。为什么？联系《烬余录》开篇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不妨说，张爱玲很明白，从英国人佛朗士那里接受的那一套“不相干”论，以及讨厌所谓“清坚决绝的宇宙观”的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思考方式，应该是香港给她最多、她也最为看重的东西。

　　知识与思想之外，更要命的是，仿佛香港不把这一切灌输到底、张爱玲不把这一切贯彻到底，就不肯罢休似的，“香港”还要在实际生活中，给张爱玲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港战”的突如其来，的确是应验了“人生无常”的老话，当然更让张爱玲不相信“计划”式思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妄谈什么未来？“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战争的十八天里，目睹了“我们的自私与空虚”，让张爱玲认定“去掉了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而“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所以，战争所“照亮”的那个张爱玲的“香港”，给了她写作的诸多题材及灵感，很快地，张爱玲就对香港有所回馈，“写了一本香港传奇”。正像已经有人注意到的，非常有意思，张爱玲在创作中近乎自觉地涉及到了香港/上海“双城”问题：“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不过我以为，对此不能高估，因为《到底是上海人》的广告色彩颇为明显，有讨好读者（自然主要是上海人）之嫌，其中的话并不可全信，比如她所列的七篇小说，就不是全部发生在香港的；当然也不可不信，因为当中确有香港/上海“参差的对照”的诸篇。倘使细心地读起来，着实是颇有兴味。如有研究者通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分析，指出张爱玲的“上海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道德口味，异国情调，都市意象，就很有启发性，让人禁不住有接着往下说的念头。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看看设定好了的参照系：王安忆及其同香港的关系。

　　王安忆的文学写作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自与张爱玲大不同。1983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知道了世界的面积与各民族的危难，初步为自己的生存与认识建设了一个国际背景。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而结果人所共知，王安忆终于拿出了“二庄”、“三恋”等自我更新的著名作品。可以肯定，此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但很显然，这第一次的香港见闻，在王安忆的感触里，是被更为阔大的东西包容掉了的，或许，在那时的王安忆眼里，香港只是一个和美国可以等量齐观的异域和“他者”。“香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她特别的风情与文化等独有的启示性，还引而未发，香港和上海的关系之类问题，就更不可能进入王安忆的视野了。

　　甚至很大程度上，对于王安忆这一代作家来说，“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确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文字与思路里似乎很有些苗头了，可到了1990年的《城市无故事》一文，那一番“城市无故事，……我们再没有一桩完整的事情可供饶舌讲述，我们看不到完整的故事在我们平淡的时候中戏剧性演出”，就又重复了传统中国作家惯以农业文明的视野来观察城市、理解“故事性”的老调子。

　　如此说来，1995年，王安忆推出了备受瞩目的《长恨歌》，能以一个“上海小姐”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似乎很有些不可思议。其实，如果考虑到有一位40年代的上海作家张爱玲在80年代中“浮出历史地表”，并且越来越热得不可收拾，我们就不难找出一个理解的角度：“张爱玲热”逐步深入地唤醒了王安忆的都市感觉与“城市认同”。因而，看到王安忆的口中终于说出了“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这样一席话时，我既感到庆幸，又会心一笑：是张爱玲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了，是张爱玲给了王安忆对话、批评、反省的机会以至写作的诸多灵感，包括王安忆与香港的关系，在我主观地看来，主要地，就不在于王安忆后来又去了香港多少次，获得了怎样的观感，而是“艺术高于生活”，是张爱玲的“香港”让王安忆感觉更真切，使王安忆觉得香港更相关、更贴己。

三

　　关于这一点，我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王安忆1993年创作的小说《香港的情与爱》。

　　请看作家的“创作谈”：

　　香港的繁荣坐落在海之涯天之角。一百年的情节以地老天荒为背景。……香港的人带着过客的表情，他们办完自己的事情随时准备拔腿而走。香港……似乎永远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没有日常的生活。

　　香港是一个特殊，是一个戏剧性的舞台。历史在每一个阶段都要选择这样的舞台，好供它集中、典型地展开剧情。在这舞台上的人生将是怎么样的人生呢？这是非同寻常的人生，布满奇迹，出奇制胜，它叫人充满悬想，它是提炼过的人生，将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它将细水长流的男女之情提炼为一夜欢爱，它将一日三餐提炼为盛宴。什么都是浓缩的，紧凑的，多快好省的。……

　　“香港”的人生虽是奇情异事的人生，却也是合乎逻辑的人生，并非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它也是按部就班，合情合理，容不得半点胡来，半点胡来就要中途作废的。但它却是更加凝炼，恰因为这凝炼，人生的要旨便更为突出，简约而易见，几乎是裸露着的了。香港的情节是不需要伏笔的，它是直入主题，开门见山。它不是虚与委蛇，它见风就是雨。这是香港人生“奇”中的“真”。

　　……

　　香港使我们弄不明白的事情都弄明白了。它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港”这地方是将我们送出去又迎回来的地方，更是个传奇。我是要写一个用香港命名的传奇，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

　　第一，王安忆说得很清楚，香港“对于我来说，其实并非是香港，而是一个象征”，对此，已有研究甚至从话语风格上试图给出解释：这种“香港是……，香港是……”的“界定式”句子在《香港的情与爱》小说本文里俯拾即是、贯穿始终，看起来是给“香港”下定义，而且“语气确切”，毋庸置疑，但仔细读来“却没有对香港具体的城市景观作出描写”，这样，既避免了外来叙述者要对城市具象写实的难题，又“通过定义之间的不断相悖”，显示了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是观念和诠释的结果”。可以作为补充的是，这种界定句式在“是”的两端有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它似乎是为了定义的，但是，当这一个能指“香港”在同一本文里会同时有太多不同的定义时，确立定义也就变成了消解定义。比起香港人来，王安忆诠释、想象的“香港”，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第二点更重要，这里的语言是王安忆的，思想也是王安忆的；而我相信，倘使谁读张爱玲读得很熟，还是不难从里面看出张爱玲的许多影子：也许，那“一番滋味”还是“张派”一路传下来的吧，特别是关于“传奇”的一套曲里拐弯的说法——评论家孟悦曾经花了很大气力才解析出，张爱玲对于“传奇”一词有非常个人化的理解，在道破其中不同凡响的“吃紧处”时，更是煞费苦心。真是不由得我们不惊叹，在此，身为作家的王安忆已经独立地消化了、接受了，很彻底，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要彻底。

　　何以见得？我们已经说过，上海作为一个大都会，在20世纪上半叶，整体上是优胜于香港的。因此那年月，上海人有那么些俯视香港，这就包括了道德上，上海人以文明人自居，以有道德者自居，所以张爱玲会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一旦自觉有堕落下去的危险，便立刻想还是回上海的好。自然，是否真的能回，是否一定要回，张爱玲好像犹疑得狠。对张爱玲来说，香港全盘“东方主义”式地成为一个荒诞、精巧、滑稽的殖民地，诚然太令人失望，但通商口岸的上海，是否因为既带有西方气息、又依然很传统，而得到首肯呢？也未必。上海，新旧杂陈，坏的一方面的结果就是，“上海”比起“香港”来还更可能有传统的压抑，像《倾城之恋》里，上海的白公馆显见得是“老中国”的象征，而小说主人公白流苏只有逃离上海、特别是“老中国”，才可能展开她自己的故事，也才可能经历奇遇，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当然了，改变了先前的生命轨迹，决不等于就告别了“不幸”的宿命，王安忆概括得好，“人生终是一场不幸”，这才是张爱玲的根柢。同时，在小说中，范柳原对流苏还说：“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似乎又意味着，原始森林最自然，而香港的工商业不如上海，现代化程度不如上海，这样，来自“现代”一方面的束缚也会比上海少许多，比较起来，还更加有可能让人“自然”一些、“原始”一些。总而言之，张爱玲关于“香港/上海”究竟怎么看，难以说尽，多说也无益，因为张爱玲本人并不急于给出简单的结论。在香港与上海之间，张爱玲是不会放弃她一 贯不肯“清坚决绝”的态度的，即便“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 慢”，“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如此这般的比较，出现在张爱玲的散文中还不止一次。

　　确实，正像张爱玲对上海人说“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时，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一样，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是“我们不甚彻底的道德观念”，张爱玲不会为了道德的缘故就让葛薇龙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回上海，也不会因为不道德就不让白流苏在《倾城之恋》里第二次去香港，毋宁说，是张爱玲的“传奇”观让葛薇龙、白流苏等“参差的对照”的人物在其文本里来来去去。易言之，正如孟悦指出的那样，正是在流苏和薇龙的上海/香港间的行为的、心理的穿梭之中，张爱玲不断地调试着“奇”与“不奇”的界限，“流苏和薇龙都过于熟悉沉闷的传统生活方式，都把香港这个摩登、芜杂而‘洋气’的世界视为一个‘奇’域”，“但与此同时，这个只有在传统上海的普通人眼中才成为‘奇’的世界自己也同样需要‘传奇’，需要另一种‘奇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流苏和薇龙来到香港并不是张爱玲传奇故事的结束，而是其开始”，事实上，“为了挣脱压抑和束缚，改变生活现状而走入‘奇幻’世界，又在大奇幻和大劫难后‘走向平实的生活’，在非非之想后变成‘平凡的夫妻’，这是张爱玲故事中最完满的传奇情节”。——当然，即便传奇“完满”如《倾城之恋》，张爱玲巨大的整体性反讽依然存焉，谁也不会忘了《倾城之恋》小说里首尾呼应的“胡琴咿咿哑哑”的苍凉调门，“到处都是传奇，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可是多么沉重的声音!大约就在这一特定意义上，我们说，王安忆对“传奇”的理解，甚至比张爱玲本人还彻底。这里所谓的“彻底”很可能是个太容易引起误会的表述，它只是针对张爱玲一贯的“不甚彻底”和不愿意彻底而言；假如你以为张爱玲本人有关“传奇”的全部见解才是“彻底”的话，那么，只是在“这传奇不是那传奇，它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奇情异事”与“合乎逻辑”的圆满结合等想法上，王安忆是要比张爱玲更喜欢来个彻底的。

四

　　《香港的情与爱》，如题所示，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爱情故事，似乎也可以解为：关于“香港”的爱情故事——此中分别不小，容后再述。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葛薇龙在香港越“赌”越输、最后落得替别人“忙人”又“忙财”而自己“人财两空”的故事，那么，《香港的情和爱》写的是一个“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少妇逢佳在香港“赌”而未输、甚至与对手“双赢”的故事。

　　新移民逢佳到香港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还是不甘心在香港安家落户。庆幸的是“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能够使她有机会与五十多岁的美国华侨老魏相遇。逢佳希望老魏帮忙担保到美国去，老魏则从逢佳这里发现了自己人生“最后一道风景”的可能，因此，二人开始了一段相互利用、交易性质明显的生活。老魏“晓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计就计，还省去了他去套她”，“一切都是干净利索，是一笔交易。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为了交易，他们俩是不会走到一起来的，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仅此而已；可是未曾想，经过两年的相处，二人“化腐朽为神奇”，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一种相濡以沫、刻骨铭心的情与爱，“虽然是萍水相逢，虽然是各有所图，可总也是人生际遇的一种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最终，在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挥之难去的生命印痕之后，双双充满善意地依依惜别、离开香港。在王安忆笔下，仿佛来自张爱玲小说的一身“俗骨”的逢佳，因为“凭良心”、“用情真”，是世俗的；却更是脱俗的，大俗大雅、大智若愚，大德无形。好人好报，逢佳，就像她的名字那样，“逢凶”足以“化吉”，“逢佳”则锦上添花、气运愈佳。尤其是那个老魏，深谙人生，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连“用”逢佳时都小心翼翼，根本就不是什么花钱养“小蜜”、仗势来压人的“施暴者”，而简直成了女性从物质到精神的全方位的“救世主”。

　　《香港的情与爱》受《倾城之恋》的影响就更明显：人物设置上，《倾城之恋》，一“白”（流苏）一“黑”（萨黑荑妮），“黑白”分明，“白”是传统内秀，“黑”是风流张扬；《香港的情与爱》，逢佳与凯弟，逢佳是充实饱满、变假为真，凯弟则虚幻迷离、化实为虚。再比如，华侨范柳原游走于海内外，老魏也是旧金山唐人街出身。情节安排上，男女主人公从互相利用到实心相待、从情感游戏到几乎相依为命……格外有意味的是，二者之间的差别：在《倾城之恋》里，“情”是可能的，容易的，君不见流苏、柳原互有好感，情感一不留神，几次要呼之欲出；难得的是婚姻，是平实、安稳的生活。《香港的情与爱》中，“夫妻”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想想逢佳自己的婚姻，再想想逢佳父母的婚姻；而“情义”难得、真爱无价。在《倾城之恋》里，“大变”（“港战”）突如其来，在《香港的情与爱》中，“1997”也是给定的、预知的。所以，虽然“交易”在“香港”“城”里是一样的，但结果并不一样，《倾城之恋》看起来是让两性结合在一起，却离心离德；《香港的情与爱》中两性“劳燕分飞”，反倒可能是情爱永驻。特别是叙述者的态度大不一样，如前所述，在张爱玲那儿，还有一些反讽，特别是那个背景上的“大悲”衬底，而王安忆对小说人物，就不仅仅是同情，而几乎是要彻底认同了。

　　《香港的情与爱》和《倾城之恋》，“同与不同”，意味深长，一言难尽，更难一锤定音。正如王安忆对张爱玲的批评别有洞见，王安忆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良心”和“情义”的极度信赖和推崇，同样可能自有盲区。

　　当然，从“文学反映论”来说，这个世界上（或者就在香港吧）是可能存在着以“逢佳”、“老魏”为抽象典型的那一类好男好女的；在逻辑上，他和她相遇的概率也还是有的，虽然那些将《香港的情与爱》读得眼泪汪汪的的“善男信女”们，如果要在现实生活里也将小说信以为真的话，那么，他们基本上免不了“望穿秋水”的宿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既然王安忆作《长恨歌》是借一个女性的一生书写一个城市的沧桑；那么，《香港的情与爱》是不会满足于一部精彩的言情小说的，“香港的情与爱”便不能够仅仅解读为发生在香港的“情与爱”，而倒主要是，“香港”的情与爱，这也就是王安忆一再强调的，香港“是一个象征”；尤其是紧接着的香港“这名字也有一种象征含义，一百年的历史像个传奇，地处所在也像个传奇”这种确乎很微言大义的话，是不能不令人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概括地讲，王安忆在小说里近乎无限地倚靠“良心”以及“情与爱”，是要使她对“香港”的无限憧憬合理化、合法化。而我们知道，在张爱玲看来，良心常常是“不甚可靠的”，把事情寄托在人的良心上，往往会使表面的喜剧在实质上成为“更深一层的悲剧”。所以，如果张爱玲的认知不无道理的话，那么，《香港的情与爱》的支柱是脆弱的；一般说来，张爱玲对于良心的看法，王安忆不可能不心明如镜；这意味着，要么王安忆不认同张爱玲，要么，是王安忆太急于表达她自己了。

　　小说最后写道，老魏送走了逢佳，自己坐在离开香港的飞机上，“老魏的脸一直对着窗外，好像不在听，但当他（同行的一个乘客，引者注）讲到没有人热爱香港的时候，老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说罢，他竟然难以自禁，热泪盈眶了”。这里，作家自己的声音几乎已经呼之欲出，使我们不妨断定：王安忆——原谅我放弃了“叙述者”这个中介——在《香港的情与爱》里，对香港，是深爱着的。

　　我注意到，《香港的情与爱》的写作时间是1993年。这固然很可能是偶然，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得1990年作为继续“改革开放”象征性举动的“开发开放浦东”进一步落到了实处，上海，像大梦初醒的巨人，又像脱缰的骏马，动起来了，活起来了。那时节，“上海”辉煌的过去及其与香港的历史关联，像是顿时被意识到的“时代精神”，成了在上海的很多表达的一时之选。就此而论，将《香港的情与爱》视如当时“上海”的基本情绪的一种表达，倒也十分贴切。而且，既然在王安忆看来“香港总是 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个大机缘”，那么是否可以说，在《香港的情与爱》里，“香港”为王安忆提供了一大机缘，“香港”也是王安忆的机缘甚至工具——为的是表达“上海”的焦虑、渴望和想象性的满足？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里，那所剩无几的，就不吐不快了：我之所以更愿意理解、接受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就是因为倾心于小说首尾那萦绕不去的苍凉感，那“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正话？反语？反讽？……），就是因为张爱玲在关注上海/香港的“双城”“镜像”关系时，有意无意地拎出了本文强调在先的那样一个“底子”，一个有关“中国”的底子——很可能，张爱玲也只是被迫的、无意识的。而我读罢《香港的情与爱》，虽也有惘然若失的情感波动，但总还是嫌它过于轻灵而美妙了，嫌它以“香港梦”的形式表达了内在的“上海梦”。在“做梦”的时候，作为“底子”需要考量的“中国”，还能够在哪里呢？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