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熟读课文，体会20世纪初湘西的淳朴民风和原始的社会状态。
2.了解乡土文学的特色，对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一定的探讨和了解。
二、学习要点
内容提示
《萧萧》写湘西少女萧萧12岁就嫁给比她小九岁的丈夫做童养媳，尽管在婆家带丈夫、做杂事很苦很累，但压制不住花季少女渴望自由与爱情的心。她被那个在她家做工名叫花狗的年轻人诱惑而怀了身孕。花狗因此不辞而别，萧萧亦试图出逃，但失败了。依照当时封建习俗，她面临沉潭或发卖的惩处。由于娘家与婆家两方都没读过“子曰诗云”，故决定将她发卖。但待到萧萧十月足胎生了儿子，也未曾有人来买。萧萧侥幸逃过了惩罚，并留在婆家正经地做了丈夫的媳妇，抱着新生的毛毛，就如同当年抱着小丈夫一样。
三、作者生平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沈从文是一位自学成才且勤奋多产的著名作家。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独具一格的创作成就，沉浮不定的人生命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传奇”。
1902年12月28日（旧历冬月二十九日）沈从文出生于湖南凤凰。父母为之取名沈岳焕。沈的家庭是凤凰名流。祖父沈宏富，20岁即获满清提督衔，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提督；父亲沈宗嗣，也任职军中，作过裨将，当过上校军医官。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自当地文化名流世家，外祖父黄河清，乃凤凰最早的一名贡生，后来做本地守庙的书院山长，为人开明有头脑，凤凰的第一个剪去辫子的人就是他。黄英的哥哥办了凤凰第一家邮局，开了凤凰第一家照相馆。这一切使沈从文的母亲思想远较当时湘西妇女开明，从而使沈从文兄妹数人得以有一个较为开明自由的家庭成长环境。沈从文的大哥沈岳霖便成为凤凰第一个穿西服的本地人称为“土洋人”的青年人。
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即进入私塾学习，然而，他无法规范于那逼仄的天地，他经常逃学，与大自然为友，耽于幻想，更喜欢投身社会“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近代中国社会战乱频仍，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沈家每况愈下，家境渐渐败落。14岁的沈从文终于离开学校，加入湘西土著部队，开始他的少年从军生涯。
在部队先后六年，他随军移防，辗转流徙，足迹遍及川、湘、黔三省交界地带及沅水流城，饱览“人生这本大书”。太多的杀戮，太多的死亡，沈从文厌倦了政治，更反感政治操纵下的“死亡游戏”，倒是六年行伍生涯，使他得以体验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人等，他也从在部队结识的文姓秘书和一位印刷工人那里，开始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学。
1922年，20岁的沈从文告别湘西，告别那哺育他生命的沅水，背一个小包袱，从“边城”走向北京，去追寻文学之梦。学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
到北平后，他报考大学失败，又不愿仰人鼻息做小职员，他在失业、贫穷和世人的讥讽奚落中苦苦追寻他的文学之梦。他旁听于北大，自学于京师图书馆，在他自命的“窄而霉小斋”公寓中伏案写作，是郁达夫、林宰平、徐志摩及胡也频等人的帮助，使他解除了投稿无门的困厄，坚定了信心，获得了有力的鼓舞。沈从文说：“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从此后，沈从文的作品大量见诸于《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及《小说月报》等报刊上。
1928年，沈从文南下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等自筹资金，创办《人间》《红黑》杂志，终因资金不足而先后夭折。尔后，他受胡适、杨振声等聘请，以一个小学毕业的作家身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及武汉大学、青岛大学。在中国公学时认识了苏州名门淑女张兆和。
1933年9月，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成婚。同时开始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培养了大批年轻作家。
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南下武汉、长沙，经贵州西行入滇，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才回到北平，任教于北京大学。并同时担任天津《益世报》、北平《经世报》《平明日报》《大公报》四家报纸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解放后，“由于历史的误解”，沈从文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虔敬本职，潜心中国历史文物研究，基本上中断了创作，渐渐从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1978年，沈从文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0年应邀赴美访问，受到美国文化学术界热烈欢迎。1988年5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沈从文一生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蜚声中外的《边城》及《长河》、《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历史文物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有周总理亲自委托交待的课题《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并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沈从文著作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此外，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潮南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沈从文散文选集》《沈从文选集》等多种选本。
2.重点作品
《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
五、创作背景
《萧萧》作于1929年，原载《小说月报》21卷1号。当时沈从文由湘西来到上海，失望于现代物质文明浸染下的都市人的人性异化失落，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萧萧》中写湘西农村小丈夫娶大老婆的陋俗，但沈从文把这种本来十分痛苦的不合理的关系写得非常谐和而亲善。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三岁的小丈夫，每天哄他睡觉，帮他洗尿布。她逐渐发育成熟后，就难免感到寂寞。家中长工花狗的情歌挑逗起她青春的欲望，并使她糊里糊涂地怀孕，而花狗则逃之夭夭了。照当地规矩等待萧萧的命运或被发卖，或是被沉潭淹死。但沈从文却对这种习俗以回避的方式进行了粉饰：对于没有读过“子曰”的善良的乡下人来说，一切都从现实出发，采取的是恬静、不计较儒家贞节伦理的态度。因此，萧萧既没有被沉潭，又没有被发卖，而是被留下来了。在萧萧生下一个团头大眼的男孩后，一家人都欢喜，“大家把母女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再后来同丈夫圆了房，又生下了毛毛，过着一种恬然自足的生活。这种超越了世俗观念的湘西社会观念作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与都市文明乃至传统道德对人肉体欲求的极端压抑，和那虚伪的贞洁观相比，他们无疑是健全人性的代表。沈从文在这里以性爱为焦点透视社会人生，并旨在与都市世界人性压抑与扭曲的虚伪的两性关系形成鲜明对照，从而获取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
六、课文讲解
1. 课文朗读
有感情朗读。
2.课文分析
“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作者用这个平和的陈述句，定下了小说的基调。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好像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像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像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像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校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作为小说，《萧萧》是与众不同的。它的着重点不在于冲突、矛盾以及应之而生的高潮，它描写人性，态度宽和，笔致从容，情节是舒缓的，细节却丰富而微妙——这里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感受，这种感受本身就可以突破某种固有的思想的藩篱，而带给人新的启示。在《萧萧》中，种田的庄子里闻得到草料的香，听得到山歌在唱，农人们的生活是勤苦而狭隘的，但却又有质朴的生机。沈从文用《萧萧》谱出了一曲牧歌，虽然调子中也有沉痛与疑问，但总体却是明朗的、优美的，在湘西那方自然的土地上回响。
我们知道，对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是沈从文小说在思想上的又一个显著的特色。《边城》中所表现的“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在作品中又重复得到体现。《萧萧》写童养媳生活，写一个如野草般在山野春风中生长的顽强生命，与一般于婆媳的复杂关系中展示童养媳命运的作品不同，它把大量笔墨用于风俗描绘，在人物命运和风俗场景之间进行精细的结构处理，笔锋往返，跌宕有致，灵便活泼，形成一幅以社会风俗为浓厚背景的人物画。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情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在《萧萧》中作者安排了欢喜的结局，肯定了自主自为，自然形态的爱，显示出 “神即自然”的思想。但现代理性的缺乏，使他们最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命运。
3.课文难点讨论
请讨论一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有哪些特点。
答：要点：原生态、自然、淳朴、原始宗法社会、新事物渐渐出现、美丽的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风俗等
4.相关评论
走出凤凰（节选）
王安忆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里面，祖父常说的“女学生过身”，是从哪条路上来，又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觉得，女学生就像是水样，流过水道河床，流向四面八方。而萧萧就像是水边的石头，永远不动，当水流过的时候，听着水响。湘西的村寨，常常是是扎在水边，竹子的房柱浸在水里，变了颜色，千年万代的样子。“女学生过身”是萧萧心里最奇妙的风景，可是萧萧却从未有一次亲眼目睹。这是沈从文安排于萧萧和女学生之间的神秘的幕幛？还是命运的沟壑？小说里说，每年六月天就是女学生过身的日子，因为放“水假”了。“水假”这个词也很有趣，它给人一种流动欢畅的气氛。而萧萧始终没有看见女学生，萧萧和女学生没缘分。
女学生还被祖父用另一个名词代表，这名词就是“自由”，祖父说：“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自由”是比女学生更抽象，更叫萧萧不懂得的东西，萧萧只懂得往水里照她假如没有辫子的模样是什么神气，还有就是当长工花狗把她肚子睡大时，她说：“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她这时明白，“自由”是解决她目下困境的一个办法。可是花狗显然不需要这个“自由”，他悄悄收拾起东西溜之大吉，只剩下萧萧一个，于是她也收拾起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这就是山外边水外边，轰轰烈烈的变化着的世界传给萧萧的信息，是萧萧在无办法可想的境地中的唯一可想的一点办法。
可是萧萧还没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我们期待着萧萧给我们一个壮烈的结局，将这倒霉事升华成一出悲剧。可萧萧那里的事情是与外面大舞台上的戏剧完全不同的事情。萧萧想到过死，悬梁、投水、吃毒药，可她终究舍不得死，萧萧不是女英雄，连女学生也不是。萧萧自己不死，祖父便请萧萧本族的人来决定，是“沉潭”还是“发卖”。“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性命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处。可远处没有人来买，而后萧萧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萧萧还是做她的小丈夫的大妻子。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像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世界上风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它们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哪一种革命似也救不了它们。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关。外头世界的天翻地覆，带给这乡间的气象，便是“女学生过身”。女学生是什么样的人呢？女学生是怪物一样的人。女学生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也是怪诞可怕的世界，是样样叫萧萧的乡党们好笑与嘲弄的。
其实，萧萧和女学生之间，仅仅是一步之遥。倘若萧萧逃跑的计划再作周密一些，行动再迅速一些，或许已成为女学生中的一员，可是萧萧的计划失败了，失败就只能按失败的说了。萧萧只得留在了乡间，做媳妇，生儿子，然后再做婆婆。不过，她似乎想做“女学生”的婆婆，她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能做女学生的婆婆吗？这只是萧萧那一次未遂的革命留给她的一句戏言。
萧萧没走成，可是沈从文却走成了，并且还给他的乡人们留下了出走的好榜样，还有那个画家黄永玉。据说凤凰的青年中，习文弄画的特别多。其实沈从文就是“水假”时从萧萧乡间过身的女学生以外的一个男学生，岸边的石头从他眼中历历而过，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沈从文走到了宽阔的江面，风也浩大凛冽起来，激荡着他的帆，喧嚣声四起。而萧萧的乡间是他心中永远的寂寞的风景。
——《沈从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七、练习
1.选择题
（1）沈从文的《萧萧》作于( )年。
A.1928 B.1929
C.1930 D.1931
答案：B
（2）沈从文的小说大多描写( )的风土人情。
A. 湘东 B. 黔西
C. 湘西 D. 滇东
答案：C
（3）沈从文不曾在下面的哪所大学任教？
A. 北京大学 B. 武汉大学
C. 复旦大学 D. 青岛大学
答案：C
2.填空题
（1）沈从文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 ）。
答案：《边城》
（2）1929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主办了（ ）和（ ）。
答案：《人间》《红黑》
3．简答题
（1）《萧萧》里的“女学生”象征什么？
答案要点：自由、妇权、新生事物。
（2）萧萧对于自由与爱的追求是怎样产生的，结果如何？
答案要点：内心对自由和爱的渴求；外界新事物的影响；结果是爱情失败，走上传统妇女的老路。
八、研习与思考
1. 比较萧萧和废名《竹林的故事》中的三姑娘，说说这两个少女形象的异同。
答：和三姑娘的清纯不同，萧萧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儿，“风里雨里过日子，像一株长在园角落里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她和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夭夭一样，天真、单纯、无知无识，无法把握自己命运，只是被习惯的生活裹挟着向前。身为“童养媳”的萧萧却被长工花狗把肚子睡大，她幻想着和花狗“到城里去自由”，花狗却自己一个人溜之大吉。萧萧“预备跟了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还没动身就被家人发觉，萧萧想到过死，却舍不得死，这样她的命运得由本族的人决定，“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读过“子曰”，于是决定“发卖”，可远处却没人来买，而萧萧又生下了儿子，萧萧最后还是做了小丈夫的大妻子。在这样一个形象的塑造中，隐含着作家对原始冒昧与封建宗法错综交织的湘西世界的思考。
2. 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结合《萧萧》看看作家写出了一个怎样的“湘西世界”。
答：《边城》的“化外之境”，表现了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萧萧》中“化外之境”已经注入了宗法制社会的内容，而且现代文明也开始渗入。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1.沈从文图传
打开李辉的新著《沈从文图传》，我们仿佛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充满诗情画意的凤凰城，以及一幅幅穿过历史烟尘的老照片映入我们的眼帘。李辉用散文的手法，带领我们走进湘西，走进沈从文的人生四季。
该书以作者的采访为线索，为我们断断续续记录下沈从文的一些人生经历，作者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而是按照自己的思路，记录了一些沈从文先生的人生片断。作者从沈从文幼时写起，然而却用极其俭省的笔墨，勾勒了沈从文的童年时光。年幼的沈从文因为一场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父亲对他寄予的“当一个将军”的厚望。然而，自此沈从文全身心浸泡在清清的溪水中，在城外的阳光下、大自然中，自由地开始他对艺术、对世界的体验。
对于沈从文的个性，作者着墨较多。作者通过综合研究沈从文的作品、家信后，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天才，并且一直带有湘西人的侠气。沈从文的自信，正是他精神的支柱，灵魂的色彩，甚至到了五十年代，在家书里他仍然直抒胸怀，把自己和曹雪芹、曹子建进行比较，发出历史的感慨。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夫妇有着很深的交往，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创作了《记胡也频》，在丁玲被捕后，他又创作了《记丁玲女士》，两部传记的写作，又表明了沈从文的侠义之气。书中也忠实地记录了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误会，在沈从文去世前夕，二人已有和好之意，然而，未能等到二人相见，沈先生就驾鹤西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沈从文的最大魅力还是他的文字，该书分析了湘西地域对沈从文的影响，也用大量的事实印证了沈从文一生对文字的挚爱。其中，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等人的回忆，更让我们对这位大师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沈从文的人生四季起伏跌宕，但他用善良真诚、自信倔强、侠气柔肠，给我们留下许多平淡朴素却又感人的故事。捧读《沈从文图传》，其实就是在捧读一段记忆，一段历史，带给我们诸多感慨。
2.电影《湘女萧萧》
片名：《湘女萧萧》 类型：伦理 摄制：北影青年电影制片厂 语种：国语
电影简介
民国初年，湘西边远小山村杨家坳，迎来了一顶花轿。花轿里走出12岁的小姑娘萧萧。她睁大好奇的眼睛，觉得一切都那么新奇。当了妻子的萧萧还没脱孩子气，常在苦涩的生活中自寻其乐。她白天带着比自己还小几岁的丈夫玩，夜晚要哄“丈夫”睡觉，还要帮婆婆洗衣喂猪。6年后，萧萧长成了大姑娘，漂亮丰满，婆婆给萧萧裹上缠胸布。萧萧听了人们讲的镇上的女学生的新鲜事儿，一颗沉睡的心萌动了，她向往自己也像女学生那样，过自由平等的生活。萧萧家的长工叫花狗，身强体壮，幽默风趣。他喜欢萧萧，萧萧心里也有他。一天，萧萧在房中换衣裳，花狗闯了进来，俩人大胆相爱了。此后，他们常常幽会。不久，萧萧怀孕了。这时，正遇村中寡妇巧秀娘与铁匠相好被人捉了奸。按照族规铁匠被打断双腿，巧秀娘被沉了潭。萧萧开始为自己的命运担忧，胆怯的花狗因惧怕惩罚不辞而别。为打掉胎儿，萧萧求神拜佛，吞食香灰，都无济无事。走投无路的萧萧连夜逃跑了，可又被抓回，关进了库房。萧萧面临着被“沉潭”或者“发卖”的悲惨境地。后因族人的迷信和家人的善良，萧萧躲过了死劫又住在家中。萧萧生了个胖小子，她和她的儿子被接纳为家中的成员。10年过后，萧萧那颗曾是炽热的心，已经被旧的生活习俗腐蚀了，变得冷漠麻木。不久，她也按照乡俗，为10岁的儿子接来了个大媳妇。
十、延伸阅读
金介甫：普通乡下人的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像翠翠、三三这样的姑娘除了年轻外，还有什么隐私），从一些具体事情上就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观点来体会。从牵强附会的城市人观点来看，他们对世界的理解非常片面，对新生社会力量的了解更显得不够。乡下人曲解城市人的放任自流，说农村也有这种“不听话的汉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很天真，把日常现象都赋予不同的，颇富新意的内容。这种新的富于诗意的形象，城里人不能理解。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写地区作品的田园诗特色。同时，沈从文还为他的乡下人提出两种社会论点：在当今世界乡下人站不住脚，然而，他们颇有感召力量，尽管从世界商业价值看它是不屑一顾的。此后，沈从文就从田园诗风格上写表达一定讽刺结构内容的作品。他笔下的蒙昧无知乡下人，用不正统的价值观来观察当今世界，当然对目前的变革抱着既甜蜜又辛酸的讽刺看法。
例如三三，就不能理解在照料一个城市生客来养病的护士，怎样闯进她生活里来。她以为这位太太必定是个小老婆，对她这样年纪人来说，这是非常奇妙的事，那位没有出息的病人使得三三很不理解，因为她不熟悉病人的不正经的生活方式，这又一次提出一个什么是正常，什么算变革的问题。三三认为城市生活必定非常有趣味，在她的想象中，当地统治阶级必然有一座极大的石头垒就的城，城里有许多好房子，每一栋好房子里住了一位老爷同一群少爷，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作，屋子里还有许多跟班和丫头。城里有洋人，还有大衙门，许多官员威风凛凛，日夜审案。
因为没有读过书，三三和其他乡下人必须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快活。沈从文爱写他们的生活，都非常生动，甚至富有故事和音乐意味。农村很少演戏（三三认为，城里成天有人唱戏，成天有人看戏），这使得他们更欣赏演戏。他们唱着戏里的曲子，像唱军歌和婚礼歌一样。干活完了休息时，他们就吹奏自己造的笛子，或者玩点手工艺活，如用杂草编织动物。沈从文笔下的年轻姑娘梦中都在筑小坝、采花。这些乡下人精神上孤独，像会明和光棍贵生一样，可以列为一穷二白的笨拙农工。然而沈写到这些普通人在社团，特别是在家里时，他们的世界立刻就活跃起来。
小说《渔》写土家苗族边区一个寨子里，整个吴姓家族在夏天夜里去河上捞鱼。男人、女人、孩子，携箩背刀，手持火把。只要听到山上天王（苗族特别敬重的神，也许起源于于土家族）庙鼓声一响。河两边两个敌对家族的人就会收紧鱼网。沈从文写了年轻的一对孪生兄弟，“为生存竞争，子弟皆如虎如豹”。他们只等上游信号一响，他们就把一般石灰、蓼草、松脂倒进河里。这样把河中鱼毒死，漂浮到水央上来。孩子全会泅水打架，能够听得出深山野兽的叫声。他们看天上星星和点燃香来计算时间，使他们能按规定时间玩炸鱼的把戏。
沈从文虽然坚持认为农村的艰苦活使得乡下人身体健康，但沈在作品中很少写农村的苦活（他只写水手和拉船的纤夫）。写农民像牲畜般干苦活，却不写他们内心的潜在能力，沈从文没有写过饥饿这个主题。
所以，沈从文作品中的农业劳动全是写手工劳动的快手，而不是写壮劳力（这是南方人的资产）。作品中写的是手工艺品，妇女在江边洗衣服，男人堆木柴，烤烟草，或者把麻线绞成套索，年轻人到山中采蕨菜，农场工人打草鞋，妓女在鞋上绣凤凰。这类活计烘托出一种小乡镇的气氛。因为这类活计天天都在干，而且这类活大都在室外进行，除了制鞋和绞绳索，活计显然都在江边、山头上，林子中干。人的劳动跟大自然密不可分。在沈从文的描绘下，活可以在讲故事的火堆边干，烧着山中砍来的柴火。这种描述把乡下人干的活计变成了一幅画面。但这种描绘当中也包含着深思熟虑过的社会学因素。特别是30年代沈的成熟作品中，乡村劳工已进入了人格化的风景画。它把乡村景色写成鸟瞰式的全景画。作为后来变革的序幕。沈从文概括了各个行业、各阶层人士的活动，说明每个集团都在自谋生活，有时还写明他们的收入。对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这是极有兴趣的，虽然这种作法不免成了老套，与故事没有多大关系。
虽然乡下人从他们日常活计中感到舒心得意。沈从文还说，从三三身上看到她“从幻想中得到快乐”。沈小说中的女主角像翠翠，就是生活在梦想、幻想当中。这种幻想是她们希望与忧虑的混合体。如翠翠就害怕被鱼咬，害怕爷爷的死亡。这些梦想已成为沈笔下的乡下人内心生活的一个侧面。乡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感情，也不会把外界社会的行为加以分门别类，而只能分析这些事情的本质，赋予新的意义。三三怀念她死去的父亲，那个永远蒙着一身糠灰的碾坊工人，那位脸色灰白如茶花的客人，和他的白帽子护士——白色显然预兆着死亡，跟翠翠的情况有些类似。
农民语言的牧歌式比喻可以作为沈从文30年代作品中民间风味对话的有趣鉴证。虽然这种对话有时显得造作（不像沈20年代的方言对话作品）。建国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也多半使用这种“农民语言”。沈用农民的比喻话来表达乡下人的思想和说法。在《边城》中，用比赛唱歌来向女方求爱，叫“出车”，管媒人主亲叫“跳马”是用象棋的比喻。乡下人总爱说有韵合辙的警句，如《贵生》中，鸭毛伯伯说的“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我们五爷（不像你们的四爷）花姑娘弄不了他的钱，花骨头可迷住了他。”后来杜老板为了打消贵生的疑虑，以为没有人愿嫁他，就示意贵生说，要追求他的女儿就别磨蹭了。
谁相信天狗吃月亮（民间对日蚀的解释）？你尽管不信，到时天狗还是把月亮咬了，不由人不信。我和你说，山上竹雀要母雀，还自己唱歌去找。你得留点心学它们！
贵生终于听了他的话，可已经迟了。他产生了这样的念头：“熟米打粑粑，一切得趁早，再耽误不得。”后来他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真理：他的有双重含义的说法被另一个人误解，这是沈喜爱的一种手法。贵生不久就发现五爷在贵生不在的时候，娶了老板的女儿（贵生心爱的人）做小老婆。当时贵生正在准备聘礼哩。“贵生一脚踹到一个烂笋瓜上头，滑了一下，轻轻地骂自己，”“鬼打岔，眼睛不认货！”鸡毛伯伯以为贵生是骂杜老板的女儿，就说：“这倒是认货不认人！”
沈从文当然也写了一些喜剧角色，如大牛伯、会明和《长河》中的满满。乡下人看事情很简单，往往用错了可笑的词，或者无意地用了局部代表全体的说法，如把汽车说成“一个大匣子，人只要钻进去，那匣子就可带她到某地，不必走路”。他们自己对这种说法是很欣赏的。正如三三可算是个未被人认识的诗人，《长河》中的人物也可算是国家大政命运的预言家。他们“误解”了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把它看得太实在，后来才发觉这个运动把他们全部生活中的梦想一扫而光。他们对城里人政策没有多少直觉经验，但能分辨出那些漂亮口号的实质，因而有着预见的能力。
乡下人精美手工艺品的价值，也在于它丰富了手工艺人的梦想。说明这些卑贱的人不是不懂得周围的美，也不是不能创造他们自己的美。手工艺品是为生活服务，它们本身并非是生活的终结，像威廉·莫里斯等反工业化主义者一样。沈从文也没有给手工艺品以拉斯金式的理论说明。因为沈从文只是凤凰县的小娃娃，他被湘西的一切制造工艺和设计所吸引，如铸造工厂就使他看得入迷了，因此他看不出机器生产的丑陋的一面。沈是理想主义者，认为到处皆是美，这样使得他不愿写城市的贫民窟，他看作是乡村理想生活的否定的反映。在《泥涂》和《腐烂》中，他着意写过泥泞、残羹剩饭和人的粪便。然而，由于舍不得他的诗意的描写笔调，他把这些东西都写得很美，像闻一多《死水》中写的渣滓一样。同样，他写一个长满疥癣，不成人样的小孩子从垃圾堆上捡饭吃时，沈的人道主义怀也使他把小孩写得非常有趣。在《长河》中，沈批评过城市产品挤垮了农村工业，但他只归罪于机器在乡村有着巨大经济影响，认为机器不过是“官僚资本主义”工具的烙印而已。（而沈的同事们想到的，却是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在获得知识上态度也非常保守，特别是妇女。《萧萧》中的老年人，《三三》中的女性，都嘲笑女学生和读过书的妇女，如《三三》中的女护士。但萧萧本人却想到过做女学生，来逃出目前的可悲困境。会明是典型的乡下傻子，却也有他自己的理想。他只是军队中一个伙夫，一直是大家取笑的材料。他傻就傻在自以为相貌很突出，应当是个将军。但他却有着打帝国主义开拓边疆的爱国思想。这些思想是多年前从他的湖南同乡蔡锷都督那里灌输给他的，说明他的思想多么执着、顽强。（20年代冯玉祥和阎锡山都在西北提倡过类似的开拓计划。）会明对生物（如他的鸡）也有着天赋的珍惜之情。
最后沈从文对于乡下生活方式的消失、手工艺材料的退化和跟大地不能和谐相处等，都不太关心，他关心的是他们淡泊生活中在人际关系上那种不加计较的道德，在趋于衰退。他在谈到那些被同化的苗族水手“他们那点老实、忠厚、纯朴、憨直性格——原人的性情，因为住在山中，比城市人保存得多点罢了。”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不会说谎，不会作伪。他们喜欢善意的作弄，却不使用卑鄙手段，特别是对客人——他们对城市中盛行的那一套手法全无瓜葛。这从他们交换从大自然得来的产品上分明看得出来，特别是在出售丰产商品时不贪便宜。《长河》中写过，地方上桔子丰收，他们宁肯让它烂掉，也不卖给不正当的人。乡下人也不愿接受人的施舍。贵生得了财主礼物，就坚决要用自己礼物还报。他们不懂得怎样跟别人做买卖，像那些长沙来的军官那样。这些外乡人却懂得趁桔子丰收去小赚一笔钱，让种桔子的人吃亏。
这种写法就把乡下人写得理想化了些，虽然其中也有真理的内涵。研究苗民的人特别注意到苗民的性情开朗，容易受骗上当，他们不像儒家，不惜倾家荡产来招待别人。然而，沈从文在《牛》和《贵生》中，研究过贫苦农民的物质主义。他笔下的农民会算账。他们担心市场情况会影响自己收入。他们也梦想发小财，虽然他们没有资产阶级那种贪得无厌的心计。乡村上层阶级一般还有一种不是资产阶级的想法，那人要发了财，那是出于天命（不像生计那样，只要干活就有活路）。大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这跟人的社会地位无关。《贵生》中的下层阶级只会凑在厨房里惊叹主人赌博时挥霍无度，会买小城市妓女来取乐，这种挥霍浪费乡下人连想都不敢想。可是等到后来发现他们得到报应时，便不再责怪这些上层阶级了。在另一个喜剧故事中，一个人因为赌输了钱，逼得母亲精神错乱上了吊，他却把他的大部分家产做成千上万纸元宝锞子，几十个丫头老妈子，好让他母亲鬼魂在阴间来世有钱花、有仆人侍候。这说明一切全是命里注定，把钱存起来等着发财，倒是莫名其妙地人与命争。“花脚狗不是白面猫，各有各的脾气，银子到手‘哗啦哗啦’花，这哪成！钱财像是命里带来的。命里注定它要来，门板挡不住；命里注定它要去，索子链子缚不住。”（《贵生》）
当然，这些平凡人的物质主义跟上层阶级有些不同。像大牛伯那样，他们是根据当前现实来计算，小牛伯原来想杀掉耕牛，后来害怕因此丧失生计，才改变主意。大牛伯梦想发横财，只是一个幻想，而不是经过计算。他踌躇着设想出一个打牛的数字。
“打一百下？是呀，若是我在背脊上打一百下，它仍然会为我好好做事。”
“打一千下？是呀，也挨得下，我算定你是捶不坏牛的。……
“打一千下？是呀，……”
“打两千下也不至于……”
“打两千下，是呀……”
说到这里两人都笑了，因为他们在这闲话上随意能够提出一种大数目，且在这数目上得到一点仿佛是近于“银钱”“大麦的斛数”那种意味。
有恒心是乡下人的另一种品德：他们是忠诚可靠的。沈从文把他们的生活加以象征化。让他们干摆渡、推磨坊等活计。他们喜爱这种熟悉的活计，懂得这种活计是一种鞭策。可靠性的背后是他们的倔强和真诚，像阿金追求那个寡妇一样。另一个嗜好赌博则使他落了空。更具典型意义的是，乡下人赌博尽量不下大赌注，免得走《贵生》中五爷倾家荡产的老路——实际上是他们下不起赌注。
乡下对他们的节日异常热心，像对待其他生活方面的重大事件一样。他们对节日的迷恋狂欢程度，简直像入了神，不过这种宗教热忱并未达到主宰他们生活的地步（不像《凤子》，那是以苗民为背景的）。城市人把乡下人看作“小孩”，却不像欧洲农民文学里那样有着孩子式的“虔诚”。相反，一种更初步的宗教意识把乡下人区分开来，即人生是一场戏——在诸神面前演出的戏、用更高的规模演出的更有形象化效果的戏。这样，在写正式民间宗教时，沈从文把它写成一种例行公事，对习俗对神同样忠诚，把家庭和社区合成一体。
这一家人都俨然无宗教信仰，但观音生日、财神生日、药王生日、以及一切传统中的神佛生日，却从俗敬香或吃斋，出份子给当地办会首事人，一切农村社会传统的节会与禁忌，都遵守奉行，十分虔敬。正月里出行，必翻阅通书选个良辰吉日。惊蛰节，必从俗做养耙吃。寒食清明必上坟，煮腊肉饭到野外去聚餐。端午节必包裹粽子，门户上悬一束蒲艾，于五月五日午时造五毒八宝膏，药配六一散，痧药，预备大六月天送人。全家喝过雄黄酒后，便换好了新衣服，上吕家坪去看赛船，为村中那条船呐喊助威。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孟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女孩儿家为此事将有好一阵忙，大家兴致很好地封包，用锡箔折金银锞子。俟黄昏时方始到河边去焚化。且作荷花灯放到河中漂去，照亡魂往升西天。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九月重阳登高，必用紫芽姜焖鸭子野餐。秋高气爽，又是一番风味。冬天冬蛰，在门限边用石灰撒成弓形，射杀百虫。腊八日煮腊八粥，做腊八豆……总之，凡事从俗，并遵照书上所有办理，毫不苟且，从应有情景中，一家人得到节日的解放欢乐和忌日的严肃心境。（《长河》）
沈从文这样不厌其烦列举每年的节日风俗是一本正经的，比起他20年代常常写的要详细得多（尽管这些只在社会学上有意义，从艺术上说没有多大意思）。沈在早期作品中自发地写了当地风俗，并在这些节日风俗上寄托青年人的喜爱之情：
小孩子们谁个不愿意过年呢？有人说中国许多美丽佳节都是为小孩的，这话一点不错。但我想有许多佳节小孩子还不会领会，而过年则任何小孩都会承认是真有趣的事！端午可以吃雄黄酒、看龙船；中秋可以有月饼吃；清明可以到坡上去玩，接亲的可以见到许多红红绿绿的嫁妆，可以看那个吹唢呐的吹鼓手胀成一个小球的嘴巴，可以吃大四 喜圆子；还愿的可以看到光头老师傅穿起红缎子大法衣大打其筋斗，可以偷小爆仗放 ——但毕竟过年的趣味要来的浓一点且久一点。（《更夫阿韩》）
跟部族中人一样，乡下人在各种社区庆祝会中，也有他的娱乐之道，像小说《长河》中最后一章《社戏》中所描绘的那样（戏班子是外来的巡回剧团）。人们在这种习俗中祈祷一家平安，福星高照。整个社区精神都是祝愿互相关照。他们愿拿出钱来，救济水灾造成的损失，修好翠翠家后面的佛塔，参与诸如此类的公益好事。
沈从文对宗教非常慎重小心，说明了他的兴趣不在于振兴宗教，而是为它找到一种新的形式。为现代人找到一种宗教的代替品。《贵生》实际上是对迷信危害的一种讽刺。这个长工爱杂货店老板的女儿金凤，却迟迟不敢开口提亲。因为算命的人说她命里克夫，对农村上层阶级的人来说，迷信也是个愚昧的祸害，它使贵生丧失了一切。不管出身如何，老板的女儿毕竟是个闺女，五爷要的就是她的童贞的血，来冲洗他在赌博上的晦气。所以五爷把金凤从贵生手中夺走了。出于同样的民间“科学”，贵生也清楚了他的生肖属虎，而金凤则属鼠，金凤的生肖远非贵生的对手。所以在五爷的结婚礼上他不能在场，不然他会因冲犯老鼠而倒霉。最后鸭毛伯伯建议让他别出去，这是命中注定，劝说使贵生心里稍稍好过些。贵生一气之下离开了五爷的家。最后客人们看到大火从杂货铺烧起来，贵生的房子也起了火。我们不知道这场大火中有无幸存者，但人们却把这场不幸归罪于那位年轻姑娘，而不怪贵生。
然而，说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容易上迷信的当，实际上他们对人，特别是城里人，甚至对神佛的彻底怀疑要厉害得多。《长河》中写的迷信只说明他们听天由命，遵循先例、权威，非常谨慎、认真、虔诚。把权威看作一股遥远的、稳定的、无法亲近的力量，却算不得内在的，撼动大地的力量。正如《从文自传》中说的，“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乡下人都听这些社会的、天神的话，对它们毫无隐私，可以说过分天真，但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些怀疑的，也许因为这一点，因为神毕竟虚无缥渺，比官员更不可捉摸，所以乡下人便敢于同天神开玩笑。
乡下人对什么人都非常慎重对待，要了解他们的背景。这一点在沈从文后来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得出，作者多么热心于了解他们的社会细节（可能是受到他在课堂教过的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影响），使得他像编公报似的把地方出产、节日、丧礼习俗，甚至沅水流域妓女唱的歌谣都一一记下来。沈在３０年代作品中写到一个人出场时，总要并代他的生平历史。这样，就为他的社会风景画加上一个时间界限——写社区里的绅士子女如何选择自己伙伴，变成革命家，最后返回家园，才发现跟家人之间已隔着可怕的代沟，差一点被不明真象的地方当局杀掉。算教诲也好，暗示也好，这种出身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人物来历的关心。王老板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跟我们一样赤手空拳，还是靠城里的遗产发家？城里的生活怎样改变了老板娘的发型，以及她怎样对待张老太太？沈还说乡下人跟城里人不一样，并不刺探别人隐私，但沈说这句话也许是对那些海派造谣专家的抱怨。在《凤子》里，沈写过在凤凰西边某个汉苗杂居地区，当地人对城市客人说，本地的风俗容许远方客人问他们各种私人问题。乡下人的生活就是一本打开的书。
沈从文很少写他的自由自在的乡下人感受到什么家庭压迫。《萧萧》是写家长统治的少数小说之一。沈笔下的乡下人都生活在一个核心家庭里面。家人间关系充满爱和关心，很少提到家长权威；死亡带来家庭破败，所以家中每个成员都异常珍贵。然而，父亲得鼓励儿子去山中打猎或下水划船，让他们锻炼成人，有出息，让年轻人独立作主，生存付之天命。很少管他们的婚配。在《边城》中，唱歌求爱成为风尚，托人说媒倒被人耻笑。
沈从文笔下乡下人的交际本领也许值得争议，贵生与会明、翠翠与三三，都不会社交。而沈喜欢探索隔代人之间的误解与交往上的鸿沟这条死胡同。如翠翠跟她爷爷的关系。《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但在沈的社会场景中，乡下人还是喜欢聚在一起就某一话题谈论不休，正像《长河》中生动描绘的枫木坳大路的集市，或《贵生》中那个杂货铺和五爷厨房里的情况一个样。他们爱听人讲故事，说笑话。像毛弟的妈一样，很多人都健谈。
沈从文在探索人类灵魂奥秘的孤立中曾经指出，他的乡下人，特别是家里的人，不用依仗多少语言就能交流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们的直觉，以及对手势、漫谈的敏感，就足够调查彼此心灵的深处。沈认为沉默倒能够增长乡下人对人事的思索力，增加了梦。在上一章里我们看到“愚蠢”的沉默与“傻子”式的微笑正是他们精神上能够欢天喜地的原因，聂华苓甚至认为这是乡下人体验到了存在主义窘境的象征。会明和贵生几乎都是傻子；他们的朋友也认为他们是傻子。翠翠和三三自然都未成年，还处在变成少妇的边缘。
沈从文真的认为沉默是一种幸福，代表一个人天真无邪（他在文学评论中也称道沉默，用意是不想参加文学论争）。他在小说《牛》中特别指出这一点。大牛伯真心实意地向他打伤的牛表示要改过，因为牛不会说话。说话太多的人倒往往说谎、推托。老牛伯体恤小牛办法是在后面推犁时多使一点力气。他打伤的是条不能说话的牛，它也听不懂话，这没有关系，因为沈在寓言中已把小牛充分地人格化了。
最后，乡下人在城里人面前沉默寡言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社会反应，表明卑微的人尽量不同比他高贵的人打交道，以免弄得狼狈不堪，因为他们生活不同，高贵的人不能了解乡下人的感情。只有城里爱唠叨的人才会跟乡下人用啰嗦语言来问他们一种难于表达的感情。一个豆腐小贩怎么会去挖掘死去爱人的尸体？对三三和她母亲来说，她们为什么不敢去堡子里见那位总爷？只有城里人习惯于问这种问题。乡下人无法用循辞、假话来回答城里人的问讯，只能“什么也不好说，只按照一个乡下人的方法，望望略显黄瘦了的白帽女人笑着”。他们中有的乡下人也并不那么冷淡。说实在的，他们比那些现代的小心谨慎的太太们要强得多，那种人“被冤了，不赌咒，也不哭”。“乡下人到集市做生意时，也要嚷嚷骂骂，加上习惯成交以前要盟神发誓，成交后还得在附近食棚子里去喝酒挂红，交易因而特别热闹。”（《长河》）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提到过，男女之间的爱情是民间活力的又一象征。沈从文在小说中特别爱写青春期乡下姑娘这种神秘玄妙的魅力。《柏子》中写水手柏子这种粗人，可算写得淋漓尽致，认为是男人活力的根源。在沈的小说中，爱情没有因为社会地位不同把性爱分隔开来，而受到不同的对待。贫穷雇农也有得到爱的机会，如《萧萧》和《雨后》，写了他们获得了乡下姑娘的爱情。在《柏子》、《丈夫》和《边城》中，沈从文想指出爱情的买卖（对当事人来说是经济上的必需）并不能阻碍乡下人跟所爱的人形成长期伴侣关系。妓女在尝到性的刺激的同时，还要与钟爱的人建立真诚的友谊，尽管她要靠接待客人来维持生计。《丈夫》中的主角也是出于妒忌吃醋，而不是由于谨慎小心。
《夫妇》和《萧萧》中出现的人物则更为保守。儒家的态度是谴责一切婚外的性关系。然而，小说《萧萧》指出了童养习俗的不近人情，只惩罚怀了孕的人，生下来的如是个男孩，却一切罪过都不追究。当然，孩子的性别是由命运决定的；小说强调了萧萧无能为力的危险处境，使得她想变成一个女学生好离家外走。在别的小说里，如写边疆山区的阿黑、五明那种性的饥渴人物的圈子里，成年人简直可以宽恕那些通奸行为，特别是在青年和寡妇之间的有伤风化的行为。
沈从文笔下的天真无邪的少女，也大都胸部隆起，洋溢着女性的魅力。在《边城》这类小说中，容许他们主动找对象，在汉人社会中这是少见的（苗民中可并不少见）。阿黑的爱情故事说明她年纪大些，比她喜欢的小伙子五明更有经验。然而在《采蕨》中，却是小小的五明采取主动。这就使这场两性之间的爱恋显得单纯自然。沈从文这位城市作家，把男女爱慕写成是太阳和暖引起的自然反应，那时雨后新晴，蕨草冒出了卷曲的新芽，阿黑姑娘对爱情比五明要认真得多，可以说“过于认真”。表面上她对同小伙子五明办那件事心情十分矛盾，既喜欢又害怕。但她发现五明只是一个小孩子，因为在他把阿黑百般追求到手之后，似乎想悄悄不声张。
沈从文写成年男人，特别是水手，就要粗鲁得多，把他们的男女之间关系写得毫不含糊，淋漓尽致。这种沅水流域的风情画沈曾一再描写过。他说，下层人民的咒骂，跟他们的绰号一样都富于创造性。他用有声有色的对话证明这一点。他们的咒骂，跟平常人的打架、喝酒、追女人一样，表现了他们生活中的果敢的一面，正像他们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毫不畏缩一样。他们不像城里人，例如阿金，他们随时都准备冒险一试，跟人较量，把一切听之于命运。
那么，什么是克制呢？在中国传统中对苦难命运逆来顺受，历来认为是乡下人的另一种果断形式。然而在２０世纪，这种美德在优胜劣败的民族生存斗争中却是一种弱点，或者说是怯懦。沈从文现实主义作品中的乡下人，常常说起他们生活中的那个抽象命运，或者佛家说的前生罪孽报应。沈似乎也认为相信命运是使穷人能活下去的一种力量，虽然他在《湘西》这本游记里批判过他的同乡的保守退避思想和自暴自弃心情。在小说《会明》中，他又让他的主角的英雄主义在两方面出现。会明默默地随了所有同事的凌辱。然而他想到蔡锷将军的精神，使把同事们的自鸣得意都放在脑后，认为别人都不了解蔡将军。
沈从文并没有完全掩饰乡下人的阴暗面。贵生由于“不能支配自己”而纵火，可能杀人或者自杀。《夫妇》写农村道德的一个弊病：不宽恕不遵守当地习俗的外人。《牛》写了乡下人最复杂的一面形象。大牛伯这名字说明他本人就像条牛。他穷，住在山寨里，吃的白薯饭，瞪眼看着他的牛被打伤。在这篇小说里，乡下人本身就是“压迫者”，因为他打伤了自己的“长工”，他认为是自己造的孽，几乎不敢在牛的跟前承认自己的弱点。牛会跟他过不去吗？可这位乡下人很冷静，他把所有家业都拿出来救他的“朋友”，用投资来偿还自己的罪孽。故事结尾是公家把全乡的牛都征用走了，老牛伯才后悔早知如此结局，不如当初索性把牛杀掉。这个故事不仅直截了当地反映了乡下人的心情，还表达了乡下人的社会地位。
这样，沈从文不像张天翼那样，成为优秀的正统“现实主义”作家。张天翼笔下的乡下人既粗野又肮脏的形象能够令人信服。沈从文说他在《边城》中创造了一种“人生形式”，即“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就是说，它能使读者永志不忘，虽然这种写法并非出于杜撰。他的笔总带着深厚感情和地区偏爱，想在中国假设的单纯社会集团中找到希望。他了解中国穷乡僻壤的状况，为之写作。如果说，他把下层阶级理想化是因为自己地位提高了，感到有些负疚，可是你在他自然性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暗示。沈从文还是孩子时，出于年幼无知，曾经以“小少爷”身份取笑过更夫阿韩，可他在１９２６年写的小说中，并没有表示什么内疚。许多人看不出沈从文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广度，因为他坚持认为，中国下层人物能够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他们不单是一个物质的、社会的存在。看不到沈从文作品的社会广度，你就体会不到他的作品道义上的深远意义。再说，如果没有沈从文在他的作品里对他的故乡作了全面而现实的反映，许多中国人可能到现在仍会对湘西乡下人的言语、谈吐、行为和思想了解甚少。
——《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