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文难写，中外皆然。难在语气的分寸，难在语汇的贴切；既要人情练达，却不可虚应故事。卑而不贱，严而不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说什么事用什么笔调，大有讲究。可文言，可白话，只要写得好就好。我父亲那一代是清末民初成长的人，会写引经据典绉得不得了的公文。我这一代人五十出头，民国还在，中共建政，海峡两岸的公文都看得不少，一边偏「白」，一边偏「文」。还是应该先多看「文」的那一边，好歹打个根基。十月号台湾《传记文学》续登樊崧甫的《我所知道的陈诚》，故事很多，有趣极了。陈诚是陈履安的父亲，抗战时期蒋介石身边的军官，我在台湾读书的时代他当了蒋的副总统，耿直清廉，瘦瘦的脸又斯文又刚毅，不穿军装倒像个学人。
樊崧甫说，一九四○年初夏日军西犯荆襄，张自忠在宣城殉国，第五战区由李宗仁指挥，蒋介石以敌人逼近陪都大门，特派陈诚帮助指挥，蒋也亲自用电话掌握，结果战斗失利，宜昌沦陷，参政会提出要惩办负责将领。其实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布置，李宗仁、陈诚不过转达而已。大家不敢攻击蒋，又不愿责怪李，责任於是都落在陈诚身上。蒋不得已免去陈诚所兼各职，让他专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湖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另议处分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郭忏以谢国人。法庭要判郭忏徒刑，蒋也批了「重审严办」，陈诚几次呈请从轻发落，蒋都不理。郭忏大窘，到樊崧甫寓所告别，说他这次死定了。樊说：「不但能免死，且将来能重用，你愿意吗？」郭问他计从何出？樊说：「你把宜昌沦陷责任承认下来，就能起死回生。」
（二）
樊崧甫是官场老手，深谙化解危局之道，也摸清蒋介石的脾性，他对郭忏说，蒋不会惩办自己，李宗仁他不敢惩办，陈诚他舍不得惩办，不惩办你惩办谁？你肯承认，他会放过你，替死有功。樊崧甫接着说：「至於承认也只承认一半，抽象的承认，不要具体的承认。辞意我替你拟，大意是：『承蒙钧座不次提拔，委以江防重任，理应感恩图报，建树功勋，无如职能力浅薄，指挥乏术，致使宜昌名城沦陷敌手，树戾昭彰，百身莫赎。但职报国有心，尚欲再接再厉，效命疆场。承蒙钧座俯念追随多年，不无微劳足录，发往军前，戴罪立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胜待命之至。』你看怎么样？」郭忏恍然大悟，马上照这辞意拟稿。不久，蒋介石批下来了：「交军法总监核办」。有这七字，一切好办，当局说准备判郭忏七年徒刑，发往第六战区军前效力，戴罪立功。惩处宜昌沦陷有关人员一案，就此敷衍了事。
（三）
都说时代进步，公文宜白不宜文，我也相信合该如此。只是白话文写郭忏这样的上行求情信，道行不够立刻肉麻兮兮的，变成什么「侍候您那么多年了，总有一点点苦劳吧，请您发配我到前线去，让我揹着我的罪建立一点功劳，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情愿。我多么希望您赶快下命令来啊」，都成了郭沫若了。下行公文写白话反而好办，清朝皇帝朱批「知道了」，神气十足；毛泽东也写得好。批公文大见文采高下，查先生批得长爱用文言，批得短常用「同意」、「甚是」。不知道港府高官怎么批？
连胡先生都要请人过目
（一）
《公文救命》刊出后，一位退休公务员传了一封信到我的治事处来，认为香港回归之后，各部门大小官员确实必须多多磨练公事中文，并且应该参考民国以来的公文，以此为基础，尽量学会书写简明扼要的公函与报告。这位先生要我不妨以手头资料为例子，多写几篇让人借鑑。他说他读过胡适书信集，觉得胡先生的白话书信清楚明白，却嫌太过白话了，不如他的「半文言信件值得参考」。
胡适之写的白话文书信我很喜欢，清楚明白之余还很有感情。这样的文字固然不适合写公函与报告；胡先生写公函、写报告另有一套文体，是浅白的文言，那是最值得香港官府参考的范本了。不久前《传记文学》连载的傅安明遗稿《回忆胡适之先生》里有一些胡先生写的信件和报告，都很值得看。蒋介石一九四二年夏天免去胡适之驻美大使之职，特聘他为行政院高等顾问。那次调动突如其来，使馆同仁起初以为是宋子文的傑作，后来才看出与宋美龄有关。胡适之当然不会接受行政院高等顾问的任命，他写了一封这样的电文给蒋介石：
适自民国二十三年第一次致公书以来，每自任为国家作诤臣，为公作诤友。此吾国士大夫风范应尔，正不须名义官守。行政院高等顾问一席，敬乞准辞，想能蒙公鉴原。顷得西南联大梅蒋两校长电，令适回校教书，一俟医生检查身体后，倘能胜高飞，当即作归计。并闻。
（二）
不论上行或下行，公函都不宜插入太多空泛的客套话。胡先生高风亮节，待人以诚，笔下没有一句废话，全篇散发谦和高尚的尊严。做官的要有这样的胸襟然后气概才会华美。他当驻美大使期间，国际局势一有大变化，都要汇报国府。这种报告当然更要写得简洁了：「美国之国际政策，数月来急转直下，罗斯福总统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广播词与本年一月六日之致国会咨文均为重要宣言，要旨九点：（一）公然承认美国一百七十年来之安全实由於英美海上之合作，英若颠覆，美必孤危。（二）公然承认民主国家之政治哲学与侵略国家之政治哲学势不两立，绝无妥协可能……」全篇报告都直截了当，短句取胜。胡先生的结论是这样写的：「以上九条为罗文要旨。其魄力之雄伟、立言之大胆为三年来所未有。此中关键全在三事：（一）为六月以后英国之危机；（二）为去年九月柏林德日义三国盟约；（三）为罗氏三任胜利当选，显示国民对罗之信任投票，立法机关已不能牵制，故罗氏敢放手做事。」
听说，胡适之的公文电报多是亲拟手稿的，删改一多，必须清稿，由傅安明负责。有些时候胡先生也会口述纲要及重要内容，由秘书编写，再由他修正定稿。定稿往往会再给周鲠生教授和刘锴参事过目。傅安明回忆说：「周意见较多，常有修改。刘意见较少。我在清稿时，胡先生也会问我意见，是一位充分民主化的长官。」由此可见，政治游戏非常複杂，胡先生不得不步步为营，力求万全；这样一来，所有电报公文的措辞轻重自然马虎不得。高明如胡适之都要请人过目，免得败事，别人更不必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