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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中西史学一通人——读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有感
【时间:2008/12/1 】 【来源:博览群书 2002年第5期 】 【作者: 陈乐民】 【已经浏览3499 次】

  最近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的“蓬莱阁丛书”中之一种“雷海宗撰《西洋文化史纲要》。翻阅之余产生了一些感想。
  
  雷海宗这个名字,有好几十年极少有人提起了,现在的中青年人更少知道他。在上个世纪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的清华园,雷海宗在学生中是与潘光旦、梁思成、陈岱孙、冯友兰等等许多教授齐名的。当年我非要上清华大学不可,主要就是因为清华园里有这些受人推重的学者。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已是人们耳熟能详了。雷海宗便是梅先生所说的那样的“大师”。
  
  “院系调整”后,清华文科名师当然都“分流”到其他高校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去了;大部分到了北京大学;雷先生则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这是南开大学的幸运。不过几年后,雷先生也和许许多多的老学人一样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摘了帽子,没几年,雷先生就辞世了。他没有赶上“文革”,否则也难逃此劫。
  
  这份《西洋文化史纲要》是雷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武汉大学的讲课提纲,当时正是武大的鼎盛时期,名师如云。这可不是一般的讲课提纲。它有纲有目,纲举目张,每纲每目的下面都缀上一句画龙点睛的话。有些历史基础的人,一看眼前就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幅生动的西洋历史长卷。我没有听过雷先生的课,据为这本书写“导读”的王敦敏先生说,有人形容雷先生是“其声如雷,其学如海,史学之宗”。看了这份“纲要”,竟使我感觉到,雷先生就在眼前讲课。
  
  这份七十年前的讲课“纲要”把西洋文化史分为酝酿时期、封建时代的盛期和末期;旧制度时代和欧美文明时代。这种分期法与习惯的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近代时期……有所不同,更加凸显了文化和社会的变化。雷先生在“封建时代”之后添了一个“旧制度时代”,而不是从封建时代一下子跳进近代,这是因为在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欧洲大陆确实出现了一段“君主专制国家之兴起”的时期;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相当于十七、十八世纪,“新科学之初兴”、“新哲学之初兴”、“新文学之初兴”同时登上了西洋的历史舞台,这是时代的悖论,也是向新时代的召唤,表明“旧制度时代”注定要被新的文明时代所取代。
  
  雷先生在“旧制度时代”之后径直进入西洋文化的“欧美文明时代(1815年后)”从而完成了雷先生的西洋文化史的完整体系。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最后一章“西洋文化之新局面与新趋向”的最后一节是这样写的:“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大转机,(A)西洋文化势力之普及全世——势力且将日增;(B)西洋文化命运与人类命运之打成一片。”原无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雷先生在七十年前已经触及了“全球化”的问题。
  
  很可惜,这只是一份讲课的“纲要”,并不是讲稿本身。听上过雷先生的课的人说,雷先生是不照本宣科的,上得讲堂,先把从何年到何年,相当于中国的何朝何代写在黑板上,然后就开讲。因此没有写出的讲稿传世。但就只这本“纲要”,印成书已近四百页,而且才气四溢。
  
  雷先生是兼通中西的,他在教西洋史的同时还开过中国古代史,如先秦史、秦汉史等课。那个时代的学者,都是学兼中西的,即使是理工科的教授也都有相当坚实的文史科学养。中国的近代教育本来是重视“通才教育”(liberaleduation)的,但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变化。单就史学而论,分科即相当的刻板,治中国史的,粗知世界史已不错了;治西洋史而懂中国史的,可以说几乎是凤毛麟角。而在世界史一科,又细分为国别史,几乎互不相涉。近来更有一种现象,蜂拥般地投向“美国史”,并且无论有无主客观条件,都去弄“中美关系”,这从一些高校史学系的博士、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可窥见这种畸形现象的漫延。我想,原因固然很多,但原因之一可能也是长期以来忽视“通识教育”、分科过细、泾水不犯渭水、急功近利、追逐“热门”的一个结果。好比一个口腔医生,只会看“门牙”,不会看“槽牙”,你以为这位牙医是称职的么?这是事关教育的另一问题,此处不赘。不久前看到钱伟长先生答《光明日报》记者问,他主张拆掉某些科系之间的“墙”。我非常拥护。
  
  在西洋史中,中世纪是头绪最多、最难梳理的,但它却是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前提”史期。我个人对之倾心久矣,以为那是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长时期;欲在深层理解近代,那是不可绕过的。但我“眼高手低”,力不能胜,只能“述而不作”而已。西方史学界也把中世纪当做一门“攻坚性”的学问,足见其难。雷先生负笈域外,实际上综合了西方学术界当时最新成果而出以己意,他的讲授“纲要”用了很大的篇幅讲他称之为欧西“封建时代”从“盛期”到“末期”的中世纪。其眼界涉及这个长达十世纪之久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农业和工商业、基督教教会和文明、“神道学与书院哲学”(今所谓神学和经院哲学)、科学与教育、市民社会之诞生等等的演变,条分缕析,眉目昭然。如果有幸亲临雷先生设帐,一定会觉得那就相当于一部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
  
  雷海宗先生执教鞭几十年,虽少有专著,但论文甚丰,广涉中西文史诸科。(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在论及先秦时期的“外交赋诗”时,特引用了雷先生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把鲁文公十三年郑、晋、鲁、楚诸国国君以赋诗为媒介相互应答的情景,写得简洁而又生动,可征雷先生的史学造诣是有着深厚而纯熟的国学根底的。)他的讲课,如当时有人笔录(这样的人如健在也有七八十岁了!),加以校核整理,定是史学中的一本经典。我还想,如果有哪家出版社把雷先生的论文汇集起来,包括讲课笔录(如果有的话),辑印成书,亦当是一件嘉惠后学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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