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首屈一指。她的小说展示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并善于通过服饰描写来表现女性的性格或命运。张爱玲对服饰描写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 女性形象 服饰描写

　　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的服饰描写往往寥寥数笔勾勒或一笔带过,只留下一个“写意”的模糊印象。但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描写却精雕细刻,纤毫毕现,值得引起注意。

一

　　张爱玲对服饰有着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其专门论述服饰的论文《更衣记》里,她描述了清末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服饰特别是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及与时代的关系。这篇文章对女性服饰变化娓娓道来,要言不烦,显示出张爱玲对服饰敏锐的感悟和透彻的理解。与此相应,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虽令人眼花缭乱,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根据其年龄、身份、性格和处境,各自配置其相应的服饰。总体来看,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展示了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

　　1.满清时期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认为;清代女装与封建社会“迂缓、安静、齐整”的社会氛围相适应,显示出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女装"小袄"、"中袄"、"大袄"层层包裹,三件袄子之上再加上"云肩背心",女性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变成了“一个衣架子”。“裤子上的罩的裙子”,“通常都是黑色”。“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是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

　　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些老太太还保留着清末女性的服饰。如《相见欢》中伍太太年轻随丈夫留学时还是一身清代女性的装饰:"一件仿古小折枝织花摹本缎短袄,大圆角下摆;不长不短的黑绸绉裥裙,距下缘半尺密密层层镶着几道松花彩蛋色花边,也足有半尺阔”。《创世纪》中的老太太紫微在家里也“穿黑”。这种密密层层半尺阔的花边的装束,正是清末女装的遗留。

　　2.二十世纪初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分析道:二十世纪初,交通的便捷使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传入内地,同时新旧文化的激烈碰撞使“心平气和的古国”“骚动”起来,在民国初期“浮面的清明气象”的背景衬托下,服装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镜以为美的”。

　　张爱玲在小说中大量描写了二十世纪初女性服饰的这种变化。如《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薄施脂粉,一条黑华丝葛裙子系得高高的,细腰喇叭袖黑水钻狗牙边雪青绸夹袄”。密斯范上袄下裙是当时女性流行的穿着,而七巧上衣下裤则是家常打扮,两人“窄窄的袖口”、“细腰喇叭袖”可见打扮的时髦。而《五四遗事》中的密斯周“戴的是圆形黑框平光眼镜”,《心经》中许小寒的同学邝彩珠“戴着金丝脚的眼镜”,《金锁记》中芝寿结婚时也是“戴着蓝眼镜”;《心经》中许小寒的父亲年轻时男扮女妆的一张照片中“围着白丝巾”,《五四遗事》中的密斯范“脖子上围着一条白丝巾”。戴“眼镜”、“围着白丝巾”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装饰。

　　3.二十年代

　　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认为:二十年代的女性初受西方文化的薰陶,突然一致采用旗袍,旗袍和以前的装束的区别在于:以前的装束“人属次要,单只注意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而“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同时二十年代服饰“最大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同时衣领短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总之,“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还是没用,一概剔去”。

二

　　张爱玲小说的服饰描写不仅是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一次文化展览,而且善于通过服饰描写来表现女性的性格或命运。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从纵向看,通过服饰描写来表现某一女性的性格或命运的发展变化;二是从横向看,通过服饰描写来衬托不同女性的性格或命运。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张爱玲善于刻划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是通过多种描写手段来表现的。这里只分析服饰描写和女性性格或命运的关系,我们选取《金锁记》中的七巧进行分析。《金锁记》中七巧的性格变态和扭曲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中具有典型意义,张爱玲在小说中细致描绘了这一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七巧本是出身寒微的麻油店的女儿,由于兄嫂贪图钱财嫁入豪门,七巧第一次亮相已由普通人家的女儿一变为时髦的少妇:"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窄窄的袖口”和“小脚裤子”正是当时富家女子的家常打扮,而七巧衣饰颜色的“雪青”“银红”“葱白”“闪蓝”的鲜艳耀眼还透露出她对软骨丈夫的不满,试图引起其他男性注意的用心。当他向小叔子季泽调情时,她心里是充满希望的,她“发髻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可季泽碍于伦理关系拒绝了七巧,七巧只觉得凄绝无望:她"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把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可是分家后,季泽为了谋取她的这一份家产又来重叙旧情。这时的七巧已是“兵来将挡”,“她家常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特地系上一条玄色铁线纱裙”。“佛青”“玄色”这些冷色调透露出七巧对季泽的防范心理。但七巧并不能完全忘却这一段感情,在和季泽说话时,她“垂着头,手里擎着团扇,扇子上的杏黄穗子顺着她的额角拖下来”。张爱玲在《更衣记》中认为:“(二十世纪初)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下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带着排穗”。这里虽只描写了七巧手中“团扇”的“杏黄穗子”,我们实可将其看作七巧旧情未泯的心理“外射”,可最终七巧为了保护她用青春换来的钱赶走了季泽。七巧虽然赶走了季泽,可未能满足的情欲却使她心理变态:她逼死了儿媳妇,逼得女儿长安到三十岁还未出嫁。可这些最终使她在毁了别人的同时也毁了自己:“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此时的七巧已变得老态龙钟,如鬼魅般的黑影让人毛骨悚然。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张爱玲在小说中描写了不同性格的太太和小姐们,她善于通过服饰描写来衬托不同女性的性格或命运。同样是太太们,《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贵夫人梁太太为了满足年轻时未能满足的情欲,将自己的丫头侄女做诱饵,四处交际求爱:她“一身黑,黑草帽檐下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闪闪烁烁”的蜘蛛网象征了她的阴险狠毒的性格。《等》中的童太太以对家里有功自得,现在老了胖了:“显得脓包,全仗脑后的‘一点红’红宝簪子,两耳绿豆大的翡翠耳坠,与嘴里的两颗金牙,把她的一个人四面支柱起来,有了着落。”这一“脓包”的服饰,既有她三十年为家庭操劳的印迹,也是她俗不可耐的性格的外现。《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寡妇蜜秋儿太太“一向穿惯了黑,她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般守礼谨严的寡妇们的黑沉沉的气氛,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总似乎是一身黑”。“总似乎是一身黑”暗示正是蜜秋儿太太的禁欲主义教育导致了她的两个女儿的性停滞,从而害死了她的两个女婿。而《红玟瑰与白玟瑰》中热情奔放的王娇蕊的衣着到处都是诱惑:“她穿着一件拽地长袍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气,沾上什么就染绿了,她略略移动了一步,仿佛她刚才所占有的空气上便留下了绿迹子。衣服似乎做的太小了,两边迸开一寸半的裂缝,用绿缎带十字交一路络起来,露出里面深粉色的衬裙。”这套充满诱惑的衣服正是其想“红杏出墙”的心理的外露。

三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琳琅满目和张爱玲本人对服饰的爱好密不可分。张爱玲对服饰的兴趣来源于其人生经历、恋衣癖和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我们先看人生经历。张爱玲出生贵族家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母亲是一位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女性,美丽而时髦,常做许多衣服,她最初的回忆之一便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她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童言无忌》)这使张爱玲产生一种模仿心理。她小时便称:“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童言无忌》)。她中学时发愿“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①但她少女时期跟着继母过活,除了自己的两件蓝布大褂外,只能拣继母剩下的旧衣服穿,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都已经过去了,还留着那冻疮的疤。”(《童言无忌》)她记得有一次到舅舅家吃饭,舅母见她穿的衣服破旧,随口说等她翻箱子的时候把爱玲表姐们的旧衣服找点出来给她穿。她连忙说:"不,不,舅母,我真的不需要”,可眼泪却滚下来了②。这样的境遇在她的心灵里刻下了很深的印痕,又导致她对服装的一种补偿心理。

　　其次是张爱玲的恋衣癖。贵族家庭出身的张爱玲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她觉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打成一片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较别人更会享受它,它给我无比的喜悦。”(《童言无忌》)恋衣癖作为其恋物癖的一个方面,可以其《更衣记》中的一句直白作为注释:“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她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两个奖学金,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她还细致描绘了买衣服的心理:“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童言无忌》)。这些都显示张爱玲对服饰不同寻常的嗜好。

　　但从根本上说,张爱玲对服饰的爱好来源于其艺术化的生活方式。美国学者周蕾在《技巧、美学时空、女性作家———从张爱玲的〈封锁〉谈起》中推断“张爱玲的处世态度,正是把自己进行‘封锁’,把艺术、文学的(人造)时空作为那死亡之后的‘另一生命’”③。如果说晚年的张爱玲是通过“封锁”自己而让外界将其艺术化的话,那么,年青而且一举成名的张爱玲则是通过将自身艺术化来使其生活“锦上添花”: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回忆她从香港回来时“穿着一件短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④。据当时她的文坛诤友潘柳黛女士回忆: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⑤。她有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哥哥的婚礼,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⑥。张爱玲把《倾城之恋》改为剧本搬上舞台与剧团主持人周剑云见面时,“着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连交际场上见多识广的周剑云也显得有些拘谨⑦。对此艺术化的生活方式,张爱玲自己也直言不讳。在她博得“奇装异服”的“美名”以后,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她说:“我既不是美女,也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⑧“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童言无忌》)。

　　张爱玲的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是清末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服饰的发展变化的一次文化展览,是刻划女性的性格或命运的重要手段。它构成了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质地”,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道奇异风景。仔细品味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服饰描写,对于了解其小说的艺术手法不无裨益,对于理解张爱玲将传统的描写手法和现代的表现手段融会的艺术追求也有所启发。

　　注释:
　　
　　①⑥⑧余斌著,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90,192,193.
　　②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4.
　　③杨泽编.阅读张爱玲[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5.
　　④⑤⑦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C].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9,30,20.文化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