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将冰心、泰戈尔和日本“俳圣”松尾芭蕉三位东方小诗的代表作家的创作观念、艺术特色进行全方位的比较,进而探讨冰心小诗乃至中国现代小诗创作的得失。

　　[关键词] 冰心;泰戈尔;松尾芭蕉;小诗

　　冰心的小诗作为中国现代自由诗的一种独特的体制和风格流派,虽然也是以国外自由诗为参照系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这种师承关系却由西方转向东方。新文学运动期间,冰心接触了泰戈尔的小诗集《飞鸟集》、《新月集》和《园丁集》。那粘合着诗人的感情血肉、散发着大自然清新气息和凝结着宗教氛围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哲理小诗,使“五四”退潮后处于孤寂迷惘,正在寻觅心灵慰籍的冰心为之磁引、激荡。她坦言“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最喜爱的外国诗人”[1]。
　　
　　她的《繁星》、《春水》,在短小自由、活泼生动的诗体形式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方面,明显源于泰戈尔的哲理小诗和即景小诗。冰心本人也从未提到其他东方近代诗人的影响。但是,周作人在《论小诗》中谈到:“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他的来源是东方的:这里边又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和日本……”[2]他所指的来自印度的潮流,当然首推泰戈尔的小诗,而日本方面的影响则来自于即景寄情的十七音俳句。也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中国现代小诗应该是受泰戈尔小诗和日本俳句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那么作为中国现代小诗的典范之作,《繁星》《春水》集与日本俳句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共通之处呢?本文将对冰心、泰戈尔和“俳圣”松尾芭蕉这三位东方小诗的代表人物的诗作进行比较,进而探讨冰心小诗乃至中国现代小诗创作的得失。这三位诗人的最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创作了大量即景抒情的作品。他们都竭力想要发现主体情感和自然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都借助自然的各种形象来表现人类的不同情感。在他们的笔下,自然很少被视为单纯装饰的背景,而是将自然融入人类的情感,或是将人类的情感融入自然之中。

　　泰戈尔承继古印度教呔陀哲学中“梵我同一”的思想,认为作为外在宇宙终极原因的梵是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自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大宇宙”和“小宇宙”是统一的。激发泰戈尔写下无数诗篇的灵感,主要是来自于他对大自然之广阔的信仰。他认为:“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他青少年时代就饱览过祖国的壮丽山川,后来,又生活在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之中。所以,他具有一种泛神论的信仰。在他看来,物我同一,自然简直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和化身。在《渡》第十七首中,泰戈尔自述在童年时代,柔和的阳光常常带着每天早晨的惊喜之情闯进房间,触抚着诗人柔软身躯的每一个细孔;夜间潺潺的雨声带来了仙境的梦;昆虫鸟兽,寻常的莠草、青草和云彩显示了最充分的奇迹般的价值,使游戏般的童年充满了单纯的喜悦。

　　冰心在《寄小读者》中谈到:“世界上最难忘的是自然之美。”自然,在冰心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泛神的宗教式的迷恋。她说:“谈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之美感中来。”她肃然的赞叹自然的造物主:“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3]在冰心的笔下,大自然既美丽又神秘,既是一个可心可意的美人儿,又是一片甘泉潺潺、香飘四季,叫人流连忘返的仙境福地。松尾芭蕉俳论思想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风雅之诚”,这是芭蕉俳论的开眼,主张“诚”即“真实”,是以“顺应造化,回归造化”的精神作为基础。芭蕉的生命与春夏秋冬的更替相始终,他的兴感之处皆在于自然。如他的名句《古池》就充分体现了他的风雅美:“闭寂古池旁/青蛙跃进池中央/水声扑通响”。如果从字面来理解,古池、青蛙入水、水声三者似是单纯的物象罗列,但是青蛙跃进池水中,发出扑通的响声,猝然打破这一静谧的世界,象征着大地回春,樱花初绽,草木萌芽,正是所谓启蛰之时,地中百虫都开始活动,静止的古池之水也温暖起来,于是青蛙跳入其中,这是四季推迁的一种表现。可以想象,水声过后,古池水面和四周又恢复了宁静,这瞬间,动与静达到完美的结合,表面是无止境的静,内部却蕴含着一种自然的生命律动和大自然的无穷奥妙,以及作者内心无比激情,飘溢着一股微妙的余情余韵,达到了“顺随造化”、“回归造化”的玄境,可以说,芭蕉吟咏自然,不是单纯的观察自然物表面的形,而是契入自然物的心,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以直接把握对象物生命的律动,直接感受自然万物内部生命的巨大的张力。这样,自然与自我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一体化,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

　　诗歌本于自然,诗人是大自然的宠儿,对自然景物进行饱和感情的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诗人才能创造出意境美妙的诗篇。三位诗人在钟情于自然这一点上的不谋而合源于接受了东方文化的共同熏陶。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把自我看作自然的一部分,思想感情沉浸于自然之中,崇尚和顺从自然景物的本来面貌,追求与自然景物合二为一,以求与自然的和谐。基于相似的文化精神,三位诗人都热爱和极力赞赏大自然的美妙风光,总是以高度的敏感和笔触描绘大自然绚丽多姿的迷人景象。
　　
　　虽然三位诗人的小诗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和谐统一,但是,维系这种统一的纽带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自然与自我依凭什么达到这个统一呢?三位诗人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

　　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是向爱而转动的又是进入爱之中的”。因此,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只能以爱来维系。在这一信仰的指导下,泰戈尔将亲情之爱与自然之爱融合在一起,以爱为圆心,描绘出一个浸润着缕缕温情的真善美的世界。这里洁净光明,美满和谐,清纯天真的儿童为大自然、为母亲、为世间的一切深深的爱着,同时也用他们童稚的爱心去拥抱世间的一切。他们游戏于自然,纵身于大化,与自然冥合于一。如《云与波》:“妈妈,我作云,你作月亮。我用两只手遮盖你,我们的屋顶就是青碧的天空。”

　　冰心和泰戈尔一样都生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幼年生活感受的接近,使她产生了与泰戈尔相通的思想信仰和艺术追求。她在作品中描绘出一幅幅亲情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爱”的图画。她将自己化为“自然大家庭”的一员:“静美的月亮”是她的母亲;“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是她的父亲;最明亮的三颗星星是她的三个弟弟。“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4]在冰心的小诗中,自然已经成为亲情之爱的化身,展现出“温柔而沉静”的美学形态。以大海为例,中外诗歌史上,大海常被作为表现诗人内心审美体验的中介,诗中的大海形象富于呼风唤雨的主动进攻的性格及涌动的力量、浊浪排空的磅礴气势、冲决一切羁绊、摧枯拉朽般的战斗激情。而冰心笔下的大海更多的给人一种优美的恬静、温情脉脉的感觉。冰心和大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深阔无际的大海使她眷恋沐浴温暖的童年,亲近发人遐想的自然,尤其是品位甜蜜博大的父母亲情之爱。“父亲啊/出来坐在月明里/我要听你说你的海。”[5]冰心笔下的大海成为母爱、父爱及一切人类之爱的化身,是作者冥想的中心,融进了作者的灵魂,成为她做人为文的品格。

　　松尾芭蕉并不像泰戈尔和冰心那样,将“爱”作为维系自然与自我的纽带,他将“闲寂”之感作为自然与自我之间的相通之处。“闲寂”是日本平安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思潮。“闲寂”有两层基本特征:一是由“物”的颓废而引起的孤独、忧郁和寂寞之感;二是以“物”为基础酿造出来的雅趣,与“物哀”的文学思想是相通的,将自然物引起的寂寥感与人生经历中的寂寥感联系在一起,使“自然之寂”与“心境之寂”融合为一。从这点出发,以静观自然的心情静观人生,则人生等同于自然,达到物我合一,真实的物心与纯粹的感情相一致,这样才能契入对象,开辟与对象生命相通之路,达到自我的本然性与自然的本质性浑然一体的境界,创造出松尾芭蕉所崇尚的“风雅之诚”、“风雅之寂”。芭蕉将眼前的自然化在自己的心境中,又从心境里再现自然,即自然顺随人,人也顺随自然,人与自然浑然,进入“灭我为无”的最高境界——在体味精神寂寥的同时,也体味到自然对空虚精神的抚慰,以及由自然本身引发的、带有某种程度的享乐性的兴味。有句曰:“秋日今向暮,枯枝有乌栖。长空病雁落,族宿觉夜寒。”诗人不是单纯的从表面来观察暮色、枯枝、乌鸦和病雁等自然现象,而契入自然,将自我的感情也移入其中,感受到景物的内面存在着一个由暮色、枯枝、乌鸦和病雁所象征的“心”,即“秋之寂”的“心性”,诗人被这种暮秋的寂寥落寞的心寂色调所感染,顿然生起一股秋夜独宿异乡的寂寞之情。这种感受在不言中,这样就会从“秋之寂”的“心性”中发现一种闲寂的哀的情趣,闲寂也就逐渐脱离纯粹的生活感情而净化为对自然的凄凉光景的哀的情调,心境的萧条与自然的萧条相契合,艺术上的风雅之寂也在其中了。概言之,松尾芭蕉通过“寂”将自我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大和民族“以哀为美”的审美情趣。

　　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总离不开产生它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冰心的小诗产生于“五四”退潮期。当时社会为沉闷的迷惘和令人窒息的氛围所笼罩,那些受“五四”新思潮冲击,怀着美好的希望觉醒过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陷入深深的苦闷彷徨之中。冰心也为这种“幻灭的悲哀”所困扰,只能退缩到狭窄的家庭圈子里,将亲情与自然融为一体,弹唱出“爱”的奏鸣曲,用“爱”的温情去抚慰自己,同时也是抚慰那些认为“世界是虚空,人生是无意识”的何彬式的青年,排遣那一时代青年共有的烦闷和感伤,让他们看见人间的希望和春光。

　　松尾芭蕉追求“风雅之寂”也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平安时代末期正是王朝盛极而哀的时期,政坛上频繁的勾心斗角,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缺乏爱心,人情冷漠。于是松尾芭蕉企图从静寂枯淡的自然中寻求自然的闲寂,以摆脱一切世间的俗念和物俗,超越世俗,将自己托与自然,将人生与自然视为同一,以获得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慰籍。很显然,他的追求闲寂的观念融合了中国古代的老庄思想和禅的修行精神等哲学观念。换句话说,其精神基础是“禅徘一如”,以禅道思想作用于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俳句创作思想虽然带有回归自然,遁入内心的倾向,但是由于它继承发展了日本“真实”的传统文学思想,对“物”(包括自然万物和社会人生)进行了真实的观照,强调对物实感以及实际的体验,因而他的一些俳句触及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他的俳谐中有“富家食肌肉,丈夫吃菜根,我贫”一句,吟道:“雪朝寒,/自啃鲑鱼干。”又如《悲声》曰:“猿声已悲苦,况闻弃儿啼。/萧瑟秋风里,哪个更惨凄?”前句句题“丈夫吃菜根”出自《菜根潭》,芭蕉以富家食肉,贫家吃菜根对比,而自己在寒冷的早晨,也只能独自啃鲑鱼干,写出了他人,也道出了自己的贫苦景况。后句是芭蕉在秋风萧瑟的旅途中,听闻弃儿的悲惨啼哭,联想起唐诗的“猿啼三声泪沾裳”句,两相对照,发出“哪个更惨凄”的哀叹,活生生的反映出人间凄苦悲哀的真实情景。可以说,对真实文学思想的追求,使松尾芭蕉的俳句具有了某种批判现实的意味。相比之下,冰心小诗宣扬的“爱”的哲学里,更多的是一些乐观主义的慰籍。它带着读者徜徉于“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6],感动于“悔罪的泪光,半弦的月光,灿烂的星光”[7],过于注重个人思感的低吟浅唱,而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反映很少,较之松尾芭蕉的俳句,明显缺少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和魄力。

　　冰心创作的一批带有个人智慧和审美体验的哲学思辩色彩的小诗,加强了新诗的思想深度,推动诗歌的创作心理向着开放性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但是,《繁星》、《春水》中有不少诗作是“以理入诗”的,类似于哲理格言。如“聪明人!/要提防的是:/忧郁时的文字,/愉快时的言语。”[8]“真正的同情,/在忧愁的时候,不在快乐期间。”[9]“青年人!/信你自己罢!/只有你自己是真实的,/也只有你能创造你自己。”[10]这些诗纯粹是一些人生经验的剖白,缺乏诗味。反观芭蕉的俳句,很少个人思感的直抒表白,而是将个人的私意融入对自然的静观之中,捕捉自然物象的固有生命。他在《猿哀》的跋中认为要“任心感物写兴”,也就是说,任心感物——包括自然的风物和人生真事——才能诱发出感动之情,其感动与观照是相连的,即所谓“深入物,察其微,有所感,结晶成句”。如果自我之情不是从对物的观照之中自然流露的,就不能达到“风雅之诚”,便成了“私意之作意”。由此可见,芭蕉在创作时很强调情景交融,主体情感要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而自然流露。这种将主体情感进行形象化处理的创作方法在冰心的小诗创作中贯彻得不够。
　　
　　《繁星》、《春水》集发表后,冰心的小诗创作渐趋沉寂,这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方面总结原因。一方面是小诗单一狭小的思想感情容量难以充分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斗争,无法捕捉和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只注重捕捉刹那时的思感,忽略了艺术想象的发挥和形象化的处理,初读尚有一点新鲜感,却经不起长久回味。这两方面的不足,如果冰心能从日本的俳句创作观念吸取某些精华,或许还能有所弥补,从而延续其小诗的艺术生命力。但是,这只是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罢了。
　　
　　
[参考文献]

[1]冰心.吉檀迦利园丁集译著序[J].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2]周作人.论小诗[A].周作人批评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88.
[3]冰心.繁星·一三一[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冰心.繁星·一四[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5]冰心.繁星·二八[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6]冰心.繁星·七一[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冰心.超人.
[8]冰心.繁星·六四[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9]冰心.繁星·七八[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0]冰心.繁星·九八[A].冰心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李娟(1980-),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大中文系1999级文科基地班学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廖锋(1976-),男,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级硕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