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现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著有《数与数术札记》《人书情未了》《古数钩沉》《一个通才的绝唱》等学术专著8部。

　　记得在十多年前，我还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工作；那时我们出版社以编教材为主，所以很有钱。为了提高出版社的声望，我们请来了沈昌文先生等著名出版人，帮助选书、编书；在较短的时间里，推出了“书趣文丛”、“牛津精选”等许多颇有影响的图书。有了这样的成绩，我的内心中自然对沈昌文先生敬重有加。有一次我说：“沈先生，您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导师！”闻此言，一贯悠然无忌的沈先生突然有些正色地说：“不，我只是导师的秘书。有机会我们应该去拜会一下陈原先生。”
　　
　　第一次见到陈原先生也有些偶然。那天好像是我们为了庆祝第一辑“书趣文丛”编辑成功，“脉望编辑部”的几位同仁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二楼小聚。不知是谁通报：“陈原先生也在楼下用餐。”沈先生立即站起来说：“你们都不要动，我带晓群去见一下就可以了。”我记得，一楼餐厅的散座，弥漫着法兰西的情调；恬淡的灯光，夹杂着几点午后斜阳的亮斑。当时我很紧张，记不得陈原老的相貌，记不得彼此说了些什么；哦，我大概什么也没说，只是握手致意，便退了下来。事后沈先生解释：“陈原老是一个极好安静的人，近些年他更是约定，聚会最好不要超过三人。”我记住了这一点，同时在与陈先生的交往中，每当人数超过三人时，我的印象就格外深刻。
　　
　　第一次超过三人的聚会也是在一家西餐厅，我们是请陈原先生出任“新世纪万有文库”总顾问。他原本是不肯接受这个差事的，虽然他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老总，虽然当年的老“万有文库”与商务有着那么多血肉联系。但是，有两件事打动了陈原先生。一是沈昌文先生向他介绍说：“这是新一代出版人希望为现时代做一点文化积累，这也正是您一直期盼的事情。”二是他问我还做了些什么？我说：有牛津、剑桥的学术著作，还有国家地理的《百年摄影经典》、探索频道的《海底王宫》、BBC的《地球故事》，等等。听到这些，陈原先生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对他的助手柳凤运女士说：“听到了吗？不得了，不得了。”我知道，他的激动是出于对这些书的深爱！我也知道，他是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热衷于人类文化的传承！所以，他接着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说：“希望走商务印书馆的路。”这时，陈原先生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他说：“走商务的路，至少需要20年的努力。”
　　
　　我们与陈原先生再一次多人的聚会，是为了祝贺他的三卷本《陈原语言学论著》出版。席间，陈原先生突然对我说：“晓群，你那篇文章《在高高的桅杆下》写得很好。尤其是你提出的出版‘无序说’很有意思。”闻此言，我不由得惶恐起来。要知道，那时陈原老已经80多岁了；而我写的只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竟然也没有躲过他的目光。更何况我的那个所谓“无序说”，完全是在追随老一代出版人的理念，主张出版要强调个性与多样性，不要跟风，不要一味地主流化；其中许多想法，恰恰是在陈原先生的文章中读出来的。于是，我说出了自己的思想根源，还希望能够出版他的文章《总编辑断想》的单行本。此时，陈原先生又激动起来，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出版理念，他对于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期望之情溢于言表。最后合影留念时，他还在我的耳边开玩笑说：“出版人要是能克隆该多好。”
　　
　　多年从事出版工作，你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游刃有余了。但是，只要与陈原先生接触，你就会产生面向大海的感觉，无论深远，都让人顿生怅然而不及的惭愧！学识就不用说了，陈万雄先生说他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的殿军。”这个“殿军”用得好！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降任于陈原，真的就戛然而止了么？唉，这些大事情我们想不明白。我的心中依然深记着陈原先生的一些小事，比如，他指出我们信件中的用词不当；他告诉我们，在遴选西方学术著作时，应当重视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图书；当我们出版《杂记赵家》遇到版权麻烦时，他教我们如何登门拜访，如何致歉，如何了解受访者的专业爱好，送上他们喜爱的书。他说，文化出版最讲“传承”二字，它是一种模式，更是一种格调、一种风度，它是我们这些“书迷”共同的乐园！
　　
　　2004年10月26日早晨8点多，沈昌文先生发来邮件：“陈原老今晨5时不幸谢世。”一时间哀悼与纪念的声浪不绝于耳。我们的痛惜之情自不用说了，好在陈原先生的精神已经植入我们的心田，好在我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精神永存”的信念。你看，沈昌文先生参加陈原先生的追悼会回来，逢人却说：“我刚刚参加了陈老总的一次聚会。”有人问：“你看到陈原先生的面色很好吗？”沈先生说：“我看大家的面色都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