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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高:以提高质量为中心改革“大学语文”教学
【时间:2008/11/13 】 【来源:中国大学教学 2004年第4期 】 【作者: 东南大学 王步高】 【已经浏览2421 次】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呼声平静了许多,以开设一些课程、搞一些讲座、建一些社团、组织一些活动为标志的文化素质教育热热闹闹搞了几年,应当静下心来反思,这些做法,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素养、学校的文化品位到底有多大作用?下一步应当怎样深入?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先驱和主干课程,“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如何?下一步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本文试就后两点说说自己的看法。

    “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如何?总体而言:不容乐观。自匡亚明校长振臂一呼倡导开设大学语文课以来,已过去二十多年。“大学语文”开始是以补“文革”中中学语文的欠缺而广受欢迎的。“文革”过去已久,大部分人都淡忘了它。如今学生的语文水平不论多低,再记在“文革”账上也不妥了。走过“补课”阶段后的“大学语文”何去何从,匡老已作古,当年首开“大学语文”的老师们仍在第一线的已不多。“大学语文”学科地位不高,“大学语文”教师遭受冷落,教材陈旧,教学研究滞后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惟一令人欣慰的是多媒体教学的广泛推开,教学手段单一的局面已被打破。“大学语文”在多数学校还徘徊于“开”和“不开”,“开多”与“开少”之间。其教学质量如何?对学生成才、成长作用如何?这些问题还不太受人关注。

    “大学语文”应当定位在“高等学校人文教育基础课程”的位置上。4年前,我为我主编的《大学语文》作序,就提出大学应开三类课程:基础理论课、专业技能课、人文素质课。“大学语文”属第三类。试以炒菜作比。多数学校将基础理论当成“土豆课程”,专业课是“牛肉课程”,人文课是“调料课程”。即便部分对人文教育比较重视的高校也不过如此。它既不及专业课,也不及政治、外语、理工科的大学物理、高等数学,它只是“味精”、“鲜辣粉”之类,故有许多学校的多数系科就不开了,或者将课时压到最低限度。

    “大学语文”是旨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文学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的基础课程。由于应试教育,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难尽如人意,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而新世纪对大学生的文学素养将提出高得多的要求。这是由于: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大;二、一些有识之士(如杨叔子、张岂之等)对学科交叉、渗透作用的新认识。

    对于前者,大家有目共睹。1980年我报考硕士生时,全国仅招3000人,近两年仅东南大学每年招收的硕士生已达2000多人,博士生700人左右,二者相加已近3000人。况且还有招生规模更大者。不久,每年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将超过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本科生的规模,研究生占本科高校学生数的比例将达1/5至1/4,在重点高校将达1/2甚至2/3。以后攻硕、攻博、读博士后的将大有人在。仅仅从支持他们的学习出发,也希望他们有较坚实的中文基础,否则做得出实验写不出博士论文的将越来越多。几年前我与上海交大副校长白同朔先生谈及“大学语文”教育时,他曾深刻指出:越是重点名牌大学,越是优秀的大学生,“大学语文”学习就越重要。因为这些学校培养的是大大小小的“领袖”人物,没有较高的人文素养是不可思议的。其实道理很简单,语文是基础,盖的楼越高,对基础的要求也越高。然而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就对“大学语文”的重视程度而言,重点名牌大学(尤其是文理综合大学和师范大学)往往不及以工为主的院校及农、林、医、财经、政法院校,地方院校不如军队院校。

    这些年我们是很重视外语了,但效果并不好,许多优秀人才考研究生还是被外语挡在门外,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中文基础不行,自己的中文基础不行,外语老师的中文基础也不行。我是德语本科毕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往往学到文学课程时,不是怕自己的德语不行,而是怕中文不行,一句德语读了能理解,却无法用准确的中文语句来表达。我国德语界的元老是冯至教授,直至我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后才知道,他对中国古诗词研究也很有成就,他的《杜甫传》至今还备受推崇。德语界中留过学、甚至生于德国、在德国生活过大半辈子的也不乏其人,他们与冯至的差别不在德语水平的高低,而在中文的根底。以高中的中文基础,学上几年外语,就想当翻译家,那是痴人说梦。真正当大翻译家,先得当好中国作家,因为翻译是二次创作。我本人是学外语出身,故以外语为例。其实,其他学科莫不如此,如中国建筑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民俗学、中国法律史等对中文的要求更高,研究这些专业的博士,其文学修养应不低于中文本科毕业。

    此外,从陶冶情操、提高学生道德水准的角度来说,“大学语文”也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自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国教育全盘苏化以来,政治课取代了道德课。“文革”中“政治压倒一切”,其德育功能丧失殆尽。而“大学语文”以传统的中华美德给学生以熏陶,易于为学生接受。如修订本《大学语文》中顾炎武之《廉耻》、班固之《苏武传》两文,就客观上教育学生要注重名节、有所不为。读柳宗元《驳复仇议》,再结合读陈子昂《复仇议》,会让我们少点个人崇拜,多点独立思考;再如读王国维之《国学丛刊序》,就可懂得知识并无新老、中外、有用无用之别,过于强调“学以致用”是错误的;读苏轼的《定风波》之类诗词,能领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境界,对人生的坎坷、得失、荣辱便会襟怀旷达。一个好的“大学语文”老师更易于成为学生的人生导师。

    由于“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不高,除在有匡亚明、杨叔子之类领导当政的单位,“大学语文”教师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也不高,甚至到了自轻自贱的地步。这种情况极不正常。我这里有一则资料:

    (历史上)清华大学讲授“国文”专任教师大家云集。1929-1930年为杨树达、张煦、刘文典、朱自清;1932年为闻一多; 1934-1935年为俞平伯、浦江清、许维; 1936-1937年为余冠英、李嘉言;1940年为沈从文、吴晓铃、何善周; 1944年为王瑶; 1946年为范宁、叶金根、朱德熙、王宾阳;1947年为郭良夫;1949年为吴祖缃。

    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均是我们敬仰的学界泰斗,如能有幸立雪其门,已使我辈欢喜雀跃,谁还能看不起这些“大一国文”教师呢?问题在于我们虽仰望这些大师,却正在鄙视大师们做过的工作。被人瞧不起是从自己瞧不起自己开始的。如今博导、硕导已多得是,正不必一看这些头衔,就肃然起敬,也不必一见“大学语文”教师就鄙夷不屑。以衣帽论人不可取,以课程论人便可取么?我有意在教材里附上张耒的一首诗“业无高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借以表达我的观点。

    《大学语文》教材问题也较突出。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20年停滞不前,二是近五、六年杂乱无章。因为是讲问题,成绩就不多说。头20年,基本上是一家垄断,修订不修订没有任何压力,中小学语文变化也不大,衔接的问题不突出。其间也出现过少数几种不同的教材,有的还相当优秀(如齐鲁书社1985年版当“大学语文”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但影响不大。近几年是百花齐放了,我见到的新书达30种左右,实际可能有50种以上(含军队院校的,成教、自考的)。也有几种较原统编本有很大进步,如中山大学裘汉康主编本、湖北大学杨建波主编本、上海财经大学本。但总的来说是良莠不齐,也有一些编辑思想、选篇、体例均无太多新意,学术视野也不够开阔。估计这类教材会很快销声匿迹,但可能还会有些一味模仿、了无新意的教材出现。在几个会上,我把过去那近20年戏称为《大学语文》教材的“西周时期”(一家独占,无人可争),把近几年戏称为“春秋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也戏称再过几年将是“战国时期”(诸雄竞逐,各有千秋)。淘汰掉大多数以后,形成几种优秀者胜出、相互竞争的局面,三足鼎立也好,四足鼎立也可。我希望《大学语文》这样需求量大、使用学校多的教材,永远保持强者竞争的态势,既不要秦皇、汉武,更不要刘禅、孙皓。让每一位编者始终有“危机感”,永远不敢“高枕无忧”,更不能“君临天下”,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让每一位编者时时捕捉新信息,关心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变化、探讨新思路、增加新服务,不断更新自己。主编既要尽可能深入第一线,在教学中总结教材的成败得失,又要不懈地从事科研,参加学术会议,关注学术前沿,关注高教改革,研究“大学语文”教学。这些主编们如果都像国家领导人那样高度重视,都像大企业的老总那样“忧心忡忡”,那么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肯定会在今后不太长的时间出现。要实现此目标,仅靠如今《大学语文》的编著者和该课程的任教者还很不够,应当有一批年富力强的学界“大腕”们参加进来(不能是挂空名),以他们的学术功底、学术眼光、前瞻意识与时俱进,才能编出领一代风骚的高水平教材。

    要着力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目前“大学语文”教师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较之前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学语文”教师的专业构成以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两专业居多。这几年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就业选择空间缩小,会有较多人选择教“大学语文”,这对提高本课程师资的学历水平有好处。三、五年后,“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这部分人有博士学历者少)将基本退休,“大学语文”教师的学历层次将进一步提高。

    学历的提高并不等同于教学水平的提高,对中年以上的“大学语文”教师而言,更新知识和提高自己科研能力显得较为迫切。教过多年“大学语文”,并不意味着今后仍能轻轻松松地教下去。因为学生变了,教材变了,教学方式也变了,不学习不行。先说学生之“变”。从2000年开始,全国高中生使用语文“试验教材”,这一教材比建国五十多年来的中学语文教材“深”得多(其“深度”超过我见过的许多《大学语文》教材),量也“大”得多,仅高中第六册便选《史记》13篇,《红楼梦》14篇(含阅读教材),其数量之多,超过了过去中文系本科教材。唯其如此,必然导致《大学语文》教材之“变”。中学教材与2003年前出版的所有《大学语文》篇目大量重复,重复量从二十多篇到六十多篇不等,古代部分重复1/3至接近全部。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大学语文》教材必须大幅度修订,而且内容也须加深。今后老师若再用几个月或几年前的旧教材会处处碰壁,受到学生的抵制。要采用新教材,备课量必激剧增加。再就是运用多媒体音像教材及网上课件,迫使老教师学习信息技术,向年青人请教。

    我在主编《大学语文》教材时,采取“双向思维”模式,即“浅化”与“深化”相结合,我编《大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亦然。一方面用传统的方法对古诗文加注释、赏析乃至翻译(用于《参考资料》),使课文“浅化”易懂;另一方面却通过〔单元总论〕、〔集评〕、〔汇评〕、〔真伪考〕、〔作品争鸣〕、〔作品综述〕、〔研究综述〕、〔参考书目〕等等,拓宽学生的视野,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这是大大的“深化”。让学生深入一层去看问题,看到作品深层内涵,看到作品的艺术魅力,也看到某些名篇的瑕疵。〔集评〕、〔汇评〕中甚至辑录了互相矛盾的观点,让学生听到不同的声音。这种“深化”,既满足了高水平学生的胃口,也给老师制造点麻烦,“逼”老师在备课上花更多的功夫,“逼”着老师在职进修。杨建波老师评论我们的《大学语文》教材时说,它“既提高了‘大学语文’的学科地位,也提高了‘大学语文’教师的学术地位。”她说的这“两提高”作为对我们教材的评价,我们愧不敢当;作为努力方向,倒是再精当不过。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是近年来广泛使用且行之有效的方法,主要表现为电子音像课件及网上CAI课件的制作和使用。青年教师计算机水准较高,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大量的音像资料压缩到一两张光盘里,利用多维空间,使学生将看、听、读三者结合,对理解和记忆都大有帮助。但切不可喧宾夺主,文学自有文学自身的特点。《红楼梦》的小说读上几十遍,可以成为半个“红学”家,《红楼梦》的电视剧看上几十遍,收获却微乎其微,因为前者是学习,后者只是娱乐和消遣。除课文显示外,课堂播放声音、图像的时间切不可太多。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可太迎合学生的要求,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却无须动脑的课,不会有太大的收获。课堂上应当有笑声,但笑得太多就庸俗了。多媒体只是教学的辅助手段,它不能代替教师个性化的讲授,不能代替师生感情的交流,也不能代替老师人格力量的熏染。

    语文教育改革应从注重知识的传授变为注重方法的传授和注重能力的培养。为了说明懂点诗词格律知识的必要性,我想讲讲这样一件事:一位朋友向我询问“杜宇一声春晓,树头无数青山”二句的出处。它是两个六言句,显然不是律诗句,经查也不是六言诗句,显然它应是词句,但不是《全宋词》里的句子,多半是金、元、明、清词中的句子。我运用韵律知识,断定这两句是《朝中措》或《清平乐》词中前后结句,从内容看它应是后结句(即词的结尾)。但收录金、元、明词较多的按词调排列的大型总集不多,而《御选历代诗余》规模最大。拿来一查,没费多大力气就找到了,它是元好问《清平乐》词的结句。这位朋友说他前后问过很多人,历时近一年,没想到解决起来却如此容易。其实这里运用了音韵学、版本目录学的许多知识。这件事对我和学生都很有启发,如何把自己的知识变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教学、科研多年,这类例子谁都可以举出来,这都是开门的钥匙,是能力的运用。

    调查先行,开展“大学语文”教学的专题研究。就我接触的范围看,“大学语文”的教学研究还是高度分散的个体研究,缺乏整体规划,缺乏组织协调,缺乏专门阵地,缺乏现代手段。如果要问影响当今“大学语文”质量提高的因素有哪些?领导态度、教学研究是最弱的两项。全国有多少学校、多少班级(或学生)上“大学语文”课?课时各是多少?学生对它欢迎程度如何?每年全国公开发表的“大学语文”教学研究论文有多少?全国一年开几次(省市区和区域性)“大学语文”研讨会?全国每年出版多少种《大学语文》教材?有多少种《教学参考资料》和“音像教材”?应当有机构去做这个工作,应当建立“大学语文教研网站”或专门网页,甚至应当建立“大学语文答疑专家组”,应当建立全国“大学语文”教研奖励基金……应当有一个“磁场”,将全国大学语文老师的力量凝聚到一起,应当每一两年办为期半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请一批学术界的“大人物”开上二三十场讲座,让大家知道语文界的“大学问家”们在研究些什么,我们文学领域又有什么新知识、新巨著问世……

    要把这门课建成为各学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要有精品教材、参考资料、光盘,要建立起遍布全国的教学研究网络……要通过我们的长期不懈努力,使全民族的文学素质都有长足的进步。任重而道远。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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