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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克江:论大学语文教学的文化视角
【时间:2008-10-25 】 【来源: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1997年6月 】 【作者: 东莞理工学院 程克江】 【已经浏览3537 次】

本站按:本文所指的徐编文学史体系《大学语文》版本网上已难检索到

    摘要  大学语文教学要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在贯彻提高大学生语文知识水平同时,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主旨,亟待探索改革途径。本文在对现行大学语文教学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文化视角研究大学语文教学,主张以内容统摄方法,选编作品和进行课堂教学,强调大学语文的文化功能,并以此来推动应用功能。文章旨在探索出一条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学语文教学新途径。

    关键词  大学语文;文化视角;方法

    大学语文课自1978年秋重新开设十几年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大学语文工作者为探索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途径作了大量的努力和工作,《大学语文》教材也几经修改。面对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从新的视角和思路探索大学语文教学的新途径,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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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高校非文科专业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主要为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通观该教材,其主导思想旨在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文学欣赏能力及写作水平。教材的构思与设想,总的看来为中学语文的延伸和拓展。尽管匡亚明先生在该教材的序言中强调大学语文教学不只传授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语文教学“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主编徐中玉教授亦重申“《大学语文》教材内容应以本国优秀文化遗产为重点,这正是它不同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地方。”通过大学语文教学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然而,从该教材的体例来看,仍是以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近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为序,诗词歌赋、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各类兼俱,完全是一个文学史和作品选的压缩。书后所附“读书和写作”、“附录”更兼涉到语言、文字、修辞、诗词格律、工具书以及写作要点、历代年表,使得这本大学语文公共教材成了一部学中文系课程的微型“百科全书”。这种构思和编排反映了编者的职业习惯和视角即思路囿于中文系专业范围。其所提出的大学语文教学要向学生灌输和体现文化精神的要旨,完全要由作品本身来体现或通过教师的讲析来反映。笔者根据自身教学实践体会,认为这本教材有三个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第一,指导思想和实际操作的尖锐矛盾。既然大学语文承担通过学习语文知识提高学生语文水平和道德情操水平的重任,那么整个编排应该是以内容为纲,即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突出来,并以此选择作品使之贯穿为一体,而不以年代为序。否则《大学语文》既是中外文学史课,又要完成中外作品选课任务,再加上其他知识的学习,教师的水平应该是“通才型”才可操作。预期的目的在这种编排之下只是一个幻影。实际情况是,熟悉此部分者精力多投入此,爱好彼内容者,兴趣多专注于彼。第二,内容庞杂,信息含量大,与课时数有限的突出矛盾。大学语文在笔者所了解的院校中,大多作为学期课(亦有作为学年课的),一般多为每周三、四个学时。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学时内,涉及如此广的领域和知识含量,可以说,时间上根本无法分配,于是往往采用蜻蜒点水式,或者信马游缰式(讲哪算那),无法深入下去。第三,教材所涉知识领域广阔,与教师自身专业知识和精力有限的突出矛盾。在《大学语文》中,古今中外、文、史、哲,文选中又诗歌赋、散文、戏剧小说等可以说大学中文系基础课程均有所涉,大学语文教师承受如此大而艰巨的任务,其专业知识要求非“通才”莫属,但实际情况是,在各大学中,因大学语文作为公共课,大学语文教师高一级学历的专业教师均来自大学中文系,教学全靠教师自己拳打脚踢,使出十八般武艺,勤奋者累得只顾应教,忽疏了自己的专业,懒堕者学成了“万金油”式的书匠。

    根据笔者教授大学语文的体会和对《大学语文》教材的认识,认为《大学语文》在编排上可采用以内容为纲,安排选文,而内容以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为主旨。也许有人会认为《大学语文》的基本出发点是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及写作水平,以内容为纲,使大学语文变成了道德修养课,改变了《大学语文》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担忧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分析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地处广东及珠江三角地区大学生心态,这种担忧可以被大学语文所承担的时代历史使命所改变。亦即现当代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强调专业课学习,实用目的非常明确,加之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尤其是广东地区毗邻港澳台,年轻的一代大学生受港台文化影响较多,使得不少大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内涵的了解和把握甚少。可以说,港澳台文化中所蕴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杂含了中西方文化因素的混合物,其中以实用为目的的商业气息,使得其缺乏深层次文化内涵。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学习,大学语文承担有十分重要的责任。换言之,大学语文从文化视角进行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又可采用纵横比较之法,阐释中西文化之差异,从而让大学生在大学语文的学习中,认识和把握隐于其背后的深层意识,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至于重视了文化视角是否改变了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就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按一般常理而论,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新的文化视角可让学生对大学语文课产生一种全新认识。从文化视角看大学语文教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门课程、文字词汇、语法、思想内容本身,而是一种文化景观,亦即课程文选所包含的使用和创造该文化成果的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历史文化积淀,其折射出的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成果和形成这语言成果与文化的关系等等。当然,大学语文中字词句教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提倡文化视角教学,不仅未消弱它的力度,反而更有助于学生从理念层次认识和把握。如字词句的古今异同和发展,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可以说强调大学语文课的文化功能不仅未排斥其应用功能,反而涵盖和推进了其应用功能。因为大学语文的内容恰恰是其文化功能的实现形态。

    根据这个思路,本文主张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应该以内容为纲,以内容统摄方法,即以文化视角对大学语文的选文进行重新编排、组合。其优点是让教师和学生对所教和所学的内容有明确的认识和把握,避免了大学语文是语文课延伸的倾向,也有助于教师有的放矢地把握教学内容,不至于各从其好,随意取舍。同时,也使学生能从文化学的高层次激发起对祖国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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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化视角来研究大学语文教材的选文和教学内容,笔者初步考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文章编选要突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主线。本文拟分为五个部分:(1)中国古代文化精神内核——哲学观念和社会理想;(2)中国传统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念;(3)中国古代人格理想和人生修养准则;(4)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和艺术旨趣;(5)中国传统爱情、婚姻及家庭观念。这五个部分构成教材总框架,每个部分内部以时代先后为序选择相应文学作品,散文、诗词歌赋不分体裁差异,只以体现中国文化精神为旨归,以此强化教师和师生在教与学中把握中国文化精神实质的观念。第二,在具体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客观讲述和评析文学作品中反映出的古代文化现象,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原则,正确引导学生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

    例如在编选中国古代哲学和社会理想这一部分,可选择中国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先秦儒法道墨的代表作品。儒家为社会伦理哲学思想体系,孔孟学说中心范畴是“仁”,以仁政治天下,所体现的是实现社会伦理纲常的理想社会,即孟子“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梁惠王》)的蓝图。法家则主张以奖耕战、严刑法,崇武尚力治天下,韩非子文章可为代表。道家代表庄子则是从自然哲学角度观察人生以期对自然的思索和永恒的追求,以想象的形态在观念世界中实现其绝对自由,以求解脱和逃避社会(《逍遥游》)。墨学则为一种超乎寻常的“绝学”,它重民利尚力强,兼相爱、尚平等(《非攻》),幻想在等级森严的家国一体宗法制社会中寻求一条治国救民的新路来。儒法道墨哲学思想和社会理想以至所形成的个人追求和处世哲学构成了一幅多彩多姿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画面,从而也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被后人加以继承发展。因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一哲学内容,就是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实质,抓住了总纲。

    再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念选文,可选编中国历史上为国家和民族大义奔走呼号以至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的典型言论和人物事迹。其中儒、法、道、墨有关作品,《左传》、《史记》、《汉书》等历史散文中的精品,屈原、陶渊明、陆游、文天祥、秋瑾等人诗歌作品可为代表。在具体讲析中,教师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给予客观的分析和评定。由此,启发大学生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深层,思考并把握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价值观的合理内核,重新调整并树立自己在现阶段经济浪潮中的价值取向。因为,在特定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地位、角色期待,都有应该为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关键的一环在于每个人自觉履行自己职责,扮演自己在社会人生舞台上的角色。纵观历史,社会是一个大舞台,角色多样,但总可分为两大类型:善与恶、美与丑、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腐朽,从古至今,毫无改变。这正是人们一致提倡要求向善,向往美好,向往理想的动力所在,这就是一种社会道德感、责任感、使命感。中国历史上的为国赴难,为民族大义舍身的英雄人物,其慷慨就义,大义凛然的精神内动力正来源于此一理想追求。反之,在一些并未树立或崇尚这种理想追求的人眼中,那些为正义、理想而抛头颅者是傻瓜。这里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充分证明了追求理想和道义,大于对个人眼前或现实利益(功利)的追求。中国古人“舍身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至现当代历史上“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英雄志士的豪言壮语与英勇行为正是一种崇高而又被人们永远仿效的楷模。《大学语文》在人生价值和理想主线下选取这类选文,可以说起到了以内容统摄方法,组织教材的作用。

    关于中国古人理想人格和人生修养内容,选文可以儒家人物的论述为代表。他们将个人追求和形象塑造,与国家利益和目标结合的提法,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追求个人理想的行为准则。个人“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严格要求自己从小事做起,“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已推人;家庭中尊老爱幼,履行责任;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理想人格是富仁人之心,重气节、尚道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培养积极的参与意识,在追求中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国家的命运连为一体。即便是提倡消极避世的道家学说中,亦有不与浊俗同流合污,保持人格之高洁的可取之处。田园诗派代表陶渊明,其诗歌更典型反映了这种观念,在“采菊东篱下”,和“猛志固常在”的矛盾心理中,采取一种以自己高洁的人生追求,来与污浊的现实抗争的方式。可以说,中国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为积极进取者和进取中失意者,都提供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即注重理想追求和人格修养,以前者为目标,后者为归宿,二者相互为用,不可分离。这种选文和讲析,可以使大学生把文化知识学习与现实社会、人生追求,自我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和艺术旨趣这一部分,可选取历代文学作品中描写自然山水、心境情怀方面的诗词、散文代表之作。一般来讲,大学生学习这些作品,字面意思的理解不成问题,但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文化精神把握,如没有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便很难达到理解、消化以至欣赏的境界。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语言何其通俗易懂、明了,但诗之情、韵,皆应从中国诗画美学角度去体味。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情。“作诗本平景生,孤不自成,两不相背”,由景生情,情由景生,以景托情,古人诗论之语,正是理解欣赏这首诗艺术旨趣的最好指导。因其根上缘于中国“缘心感物”审美情怀,即心物不可分,但以心为主。“明月”在古诗中是诗人常常描写的自然物,但在不同心境或情怀之中则赋予了不同的审美情感。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多处写到月,然同一明月,所蕴情怀各异,正可谓“人异其心,因而物异其质”。王国维“诗歌之题目,皆以描写自己深邃之感情为主,其写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情为之素地,而始得特别之境遇中,用特别的眼光观之”。从这个角度看,《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把一个游子思念亲人的孤寂、落寂的情怀显示的淋漓尽致。显见,把握和了解中国古人审美旨趣在分析理解其作品中蕴藉的深刻思想内涵和情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如,中国传统爱情、婚姻观部分,从选取《诗经·氓》、《汉乐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优秀篇目。在教学中,教师可把中国古人爱情、婚姻的观念与深层次的文化心理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讲解分析,让学生理解把握中国几千年来爱情、婚姻、家庭与个人情感、家庭责任、社会道德相互交织的伦理文化。从而让青年大学生从更高层次上调整在相关阶段情况下的爱情婚姻观,即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同时要讲求爱情情感专一,具有责任感,认识到,争取男女平等,是青年一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以上仅就几部分主要内容的作品编选和教学,做了举例性的论述,具体编成教材还有待于深人研究。

    至于从文化视角编选与分析文选作品的同时,对文章所涉及到的诸如文字、词汇、语法及写作特色等内容,也就自然上升到文化学的高层次加以讲述。如汉字与汉民族文化心理的联系,古汉语词汇(即意义)中的文化印迹,古今语法差异中的心理、文化背景成因。再如涉及不同时代文体变迁知识,又可以从外部因素和文体内部成因加以文化学层次上的阐释。总之,大学语文中的文化视角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也许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将大学语文泛化为文化学的附庸。我们认为,大学语文的特殊地位恰恰在于它跨社会生活诸领域纵观汉民族文化历史发展古今,其中内在的脉络及要旨如不能在大学语文教学的思想和教学过程中加以体现,那么,大学语文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精神的愿望就会落空。

    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事大学教学的各位同仁都有着自己在教学中不同的体验和感受,都在努力探索大学语文的最佳途径和方法。但从目前看,很多人对大学语文教材和实践都有着一个较为共同的看法,即大学语文在大学教育中尤其是理工类院校诸课中地位较低。笔者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现时代经济浪潮冲击,学校强化专业教育,素质教育尤其是文化素质教育被淡化;其二便是大学语文自身所存在的教材和教法问题,其中最主要则为视角问题。视角不同、教材内容的安排与选文则不同,讲述的方法也就不同。本文倡导的文化视角恰恰与国家教委目前倡导的培养跨世纪人才,提倡“加强素质教育”的主旨相吻合;同时也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共进而同步。这不能不是大学语文教学走向与兴旺发达的历史契机和机遇。拙文不揣冒味,提出这一视角,并以此为纲提出大学语文教学的一个思路和设想,尽管极不成熟,但作为一种尝试,如能引起同行们的兴趣和批评,也是一种莫大的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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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论述大学语文教学文化视角的同时笔者对本次会议(广东省第四届大学语文研讨会)所列入讨论议程的《大学语文》(广东本)教材纲要,提出些个人看法。《大学语文》(广东本)对全国目前通用的华东本《大学语文》教材体例做了较大的变动,如上卷改变了单以时代顺序为纲的文选编目体系,既考虑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同时又注重了文体横线共性,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大块。这有助于学生集中了解不同文体的特点及发展脉络。再则选文上注重广东特色编入香港、台湾当代作家作品、亦增加了该教材的适用面,既考虑港台来大陆就读的学生,又顾及广东同学了解港台文学。

    但笔者以为有以下不足,主要概括有两点。其一,教材分为文学卷与写作卷,从目录上看似乎上下照应。即前者供学习、欣赏内容,后者为实践体验。然文学卷涉及诗词歌赋、散文、戏剧、小说,并未涵盖应用写作(严格讲不能对应),写作卷只谈及应用内容,上下两卷内容无内在必然联系口如果可以根据编者目录分块,将该书理解为欣赏与写作两部分的话,那么,这两部分的衔接与照应不能不说是个问题。诚然,应用写作是大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一门重要课程,重视写作能力实为大学语文教师之职责。但是,我们认为,一部教材既要顾到其实用性,而更重要的是看它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势必使得一部教材成了只趋实用的文集。因而,我们认为要解决欣赏学习与实践训练问题,完全可以将大学语文与应用写作列为两门课程或系列课程。亦即大学语文以欣赏学习为宗旨,如要加强写作可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强化相应文体的练习(如诗歌、散文等);应用写作则以提高应用文体的写作能力为旨归。如简单的把二者连为一体,实在有点勉强。其二,文学卷以文体为横线,照顾到了文体上的发展继承性。但是,以时代为序的纵线,势必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中复现,给每部分的教学造成了背景介绍的重复和时间耗费。笔者在思考教材编写上也遇到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如果按广东本《大学语文》教材纲目必须照顾到两方面即时序和文体,那么,这个问题仍然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在教学中由老师去调控。但我们从中可以体悟出广东本《大学语文》(文学卷)也未从根本上脱出华东本《大学语文》的框架,只是将不同的文体分离出来单列而已。因而我们认为,改革如果只是体例上的或日曰形式上的,而不是从视角或本上加以更新,那么这种改革还是很有局限的,效果也是不明显的。

    所以,笔者所重申的文化视角,既不囿于以传统中文系课程为根据的大学语文编写体,又完全打破以时代为纲或以文体为横线的传统作法。主张以内容为纲,将背景、文体与艺语文知识有机的统在一个文化视角主线上。不为文学史所困,亦不被文体所缚。但史的线和内容可在附录中加以阐述,以供同学们备查。否则,怕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那么大学语文的改革只能是在原地兜圈子或者修修补补。

    我们希望通过大学文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和探索,真正走出一条适合我国高校,尤其是广东省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的新途径,创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语文教学新局面,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合格大学生。

    程克江:男,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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