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裕树先生，笔名胡附，安徽省绩溪县人，中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他长期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汉语语法理论研究、现代汉语教学、语言文字辞书编纂以及史书标校等诸多领域都极有建树。尤其是在现代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方面，著述宏富，成就卓越，为汉语语法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继承并发展了的广义形态学说，“把划分词类的标准从狭义形态解放出来”，“大大丰富了汉语的形态学”；他提出的“以归纳句型为目的”的析句方法，把成分分析同层次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析句法的伟大革新；他倡导的语法分析的三个平面理论，坚持对语法进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大大地推动了汉语语法理论的发展，在九十年代一直处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流地位，并正在使“整个汉语语法研究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精密化”，也对世界语言学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 生平事略 （一） 求学与师承

　　绩溪县位于安徽省南部，环山绕水，风景宜人，在历史上就是个人杰地灵的文明之乡，曾经孕育过繁盛的商业文化，还培植出了许多文人，如长于礼学的胡培翚，长于文学批评的胡仔和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学者胡适等。1918年7月27日，胡裕树先生就出生在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小山城中。绩溪的胡姓很多，大致有三家：一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为避讳而改胡姓，一为尚书胡姓，一为富商胡姓。胡先生的宗族即以经商为主，历代出过不少富豪，于是举家期望能够出个光宗耀祖的文人，由于家人的殷切期望和自身的兴趣所在，胡先生从小便立志做个知识渊博的大学者。
　　
　　胡先生没有上过私塾，一开始，便在胡姓自办的一所小学－－胡氏小学里读书，但是他同样接受了良好的文言文教育，因为那里的国文课上不仅讲授新式小学中的白话文，还保留了旧式私塾里的古文、古诗词课程，而且师资和教学设备也都很好。在小学里打下的坚实的国文基础对胡先生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影响很大，甚至他选读中文系都与此有很大关系。

　　小学毕业后，胡先生到一所省重点中学－－徽州中学读书，学校离家甚远而且交通不便，然而这些困难都无法阻挡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每次开学，无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他都要徒步跋涉百多里，按时到校学习。这期间，胡先生还有幸见到了赵元任先生，那时他还很小，赵先生到绩溪作方言调查，请了一批合作人到房子里录音，胡先生倚着门框歪着头，充满好奇地看着里面那位先生摆弄那些神奇的机器，也许正是这一切深深地触动了他那幼小的心灵，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他与语言科学一生的不解之缘。此后，他更加刻苦，凭着顽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读完了初、高中六年的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

　　不幸的是胡先生入大学时正值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烽火连天，灾难频仍。战火烧到安庆时，学校无法开展正常的教学工作，只好仓皇宣布停办。国难当头，胡先生便积极主动地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来又作了小学校长，还作过中学教师，一边进行抗日宣传，一边在艰苦的条件下推广教育，而心中则依旧难以割舍对大学生活的深深眷恋之情。经过百般周折，胡先生又于1941年走进了大学校园，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从徐震锷、夏承焘、王起等先生学习古典文学。战争的颠沛深深地震撼了胡先生，在浙大的日子里，他倍加珍惜，发奋图强，两年后转入暨南大学学习。

　　暨南大学原为上海真茹的一所华侨学校，抗战爆发后，在上海支撑了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到福建建阳，那时华侨学生已经不多了。由于校长何炳松先生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学校云集了不少优秀学者和进步学生，成了当时东南的一所著名学府。学校以思想民主、学术自由为校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课，这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学生还是非常用功。胡先生跟许杰教授学习文学，跟方光焘教授学习语言学，二位教授都是有名的民主教授，讲课观点新颖，生动有趣，深受学生爱戴。许教授认真负责，诲人不倦，可惜不久后被迫离校了。方教授在讲授语言学课程时，常常引入一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汉语研究，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知识很快吸引了胡先生，使他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用心攻读，潜心钻研，为他后来的语言学研究做了准备。
　　
　　大学毕业后，胡先生留校给方光焘先生做助教，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辅导工作。方先生常常要他陪着喝几杯，并劝他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而他当时的兴趣主要还在文学，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便未能继续。1946年暨大迁回上海，胡先生帮刘大杰教授辅导古典文学，对唐宋文学作过精深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曾撰写了《论唐代的边塞诗》等很有价值的论文。后来他改教“大一国文”，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暨大裁并，胡先生被分配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系主任郭绍虞老师的指导下，教授“大一国文”和“理论文”，并准备“中国现代散文诗歌”这门课程。由于工作努力，成绩显著，三年后他被提升为讲师。

　　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一文。该文在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国内语言学者的广泛注意。当时，我国的语言学研究还很薄弱，于是，如何根据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科学理论来建设汉语言学体系便成了语言学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在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各界都开始着手加强语言科学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急需一批人出来专门从事语言学研究。凭着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心和敢于钻研的劲头，胡先生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改教“语法和修辞”课，开始正式从事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基于以前扎实的语言学功底，胡先生很快便能够胜任工作了，但是，他还是一边教书，一边虚心地向郭绍虞、陈望道等先生请教，并经常写信向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方光焘先生请益。在这几位先生的认真指导下，胡先生很快便能够游刃于语言学领域了，以致于他后来常常谈到“就是这些著名的前辈学者把我领进语言科学的大门的”。

　　胡先生和陈望道、方光焘二位先生交往颇深，他一方面向两位前辈虚心学习，另一方面又敢于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与前辈共同探讨。当陈、方二人发生激烈的学术争论时，他又能从中调和。就是在这样的争论与交流中，他们的友谊不断得到加深和巩固，各自的学术造诣也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