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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里的“文学”(陈平原)
【时间:2007/9/5 】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作者: 北大中文系 陈平原】 【已经浏览4864 次】

    本站按:这篇长文,真正说到大学语文,其实只有这一句:“说到‘专业’以外的‘文学趣味’,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来的,是现在大学里普遍开设的通识课程。你是学物理的,他是念计算机的,但都必须修一点文学方面的课程。解放前叫‘大一国文’,现在则是‘大学语文’。”虽然只是一句,然而把大学语文的意义比许多连篇累牍的长文都要说的更清楚。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01-2917:17:59

还有位老朋友,值得你前去拜访—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文 / 陈平原

·编者按·

    在整个社会都醉心于物质充裕的时候,精神需求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文学似有渐行渐远之势。与此相伴,大学校园内的文学教育虽然变得日渐繁杂,却很难继续人们对文学的神圣期待,很多人读书也变得“时尚”化,这是让人惋惜的。大学在文学教育上承担重要职责,走出校门的学生将会决定今后社会的文学阅读导向。今天的大学教育体制内,文学教育处境如何,将来会走向何方?本期“纵横”发表陈平原先生的文章,思考今天大学校园里的“文学”。

    走进大学校园,你会发现,遍地都是文学——有作为科系的“文学”,有作为专业的“文学”,有作为课程的“文学”,还有作为文本的“文学”。

    面对大学校园里五花八门、甚至有点变幻莫测的“文学”,你如何选择、反省、参与、欣赏?这涉及到你四年大学生活的质量。所谓大学生活的质量,不是指毕业后的薪金,也不是哪个专业的学生对社会更有用,而是如何让大学生活过得充实、有趣,日后回想起来余味无穷。如果从这个角度衡量,“文学”绝对是大学校园里的“头等大事”。

    1.曾经,“文学”就是“教育”

    在古代中国,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不必要设立专门的学校。

    “文学”曾经就是“教育”,晚清时,西方传教士狄考文(Calvin·W·Mateer)曾代表泰西各国寓华教士组织的“文学会”,“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他们建议设立总学堂,设计的众多课程中,竟然没有“文学”。既然是“文学会”,开出的课程表,为什么与中国固有的“词章之学”根本无涉?仔细琢磨,终于明白,他们所说的“文学”,并非今人熟悉的Literature,而是广义的文化教育。

    不是外国人中文不好,误解了;而是他们希望表达得更古雅些,让那些有文化的中国人明白。当然,也是因为那时作为Literature对应物的“文学”,还没真正建立并被广泛接受。

    1901年,蔡元培出版题为《学堂教科论》的小册子,从教学的角度,对人类知识进行分类。在蔡元培的分科体系中,共设算学、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名学、群学、文学、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十科。其中的“文学”,包含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小说学五个分支。从“美术”以及“玩物怡情”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这已经迈出了一大步,可还是稍嫌笼统。

    其实,在古代中国,出现最早且影响久远的关于“文学”的界说,还不是教育,而是“文章博学”。《论语》说到孔门四科,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这里的“文学”,不是擅长文学创作的意思,而是涵盖了整个人文修养。孔子教导自己的儿子鲤:“不学《诗》,无以言。”这不完全是语言表达问题,更包含思想、趣味、思维、情感、学识等,整个一个人文教育。

    学《诗》,其范围及功能远远超过了今天的文学教育;反过来,“六经”中其它科目的训练,也包含了若干今人所理解的文学教育。孔子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教育,大体都是这个样子。一方面,所有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辞章诗赋,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又没有设立专门研究“文学”的学校或科目。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可能是个例外。这所创立于灵帝光和元年的专门研究文学艺术的新大学,据说是为了与以经学为中心的太学对抗,也是一种政治斗争的策略。这种不以儒家经典为教学中心的教育方式,影响了唐以后各种专门学校的创立。不过,唐宋以降的专门学校,有学艺术的,却没有专攻文学的。作为读书人正途的学问中,文学为什么不在其列?就因为那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修习的;既然人人都会,就没必要专门训练。

换句话说,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不必要设立专门的学校。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建立新学制,创办现代大学时,还曾因是否需要设立“文学”科系,有过激烈的争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谈及教育,文学既是中心,也是余事。确实有过对教育专门化的追求——比如清代的颜元,更不乏对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这里面,朝廷取士与民间办学二者的纠葛,始终是个大问题。2005年是废除科举制度百年,不少学者发表了意见,如何重新看待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从隋炀帝开始绵延一千四百年的科举制度,对唐代诗文繁荣影响很大,但一般说来,科举出不了伟大的文学家。这一点也不奇怪,这是选拔官员,又不是“新概念作文”比赛或者“红楼梦文学奖”评选。程式化的考试,确实摧残人才;可另一方面,形式上的公平,使得下层百姓有可能通过考试改变命运。

    别小看穷书生,苦读诗书的结果,说不定有朝一日高中。读书就是为了当官,专门家不被看好,这使得传统中国的科学不甚发达。可另一方面,大一统中国,之所以能上下贯通,自由流动,靠的就是这个制度。这一上下流通,不仅仅是从乡下到城市,还有倒过来的,比如官员的“告老还乡”。官员之所以告老还乡,可能是颐养天年,也可能是逃避政敌的迫害。至于回到乡里,可能鱼肉乡民,也可能提升当地民众的文化水平。“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这是传统中国文化普及、道德提升的一大特征。

    我所关注的是,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后,“文学”在校园里的地位以及命运。

    2.文学如何教育?

    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有作用,然而,真正伟大的作家,很少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

    一百年前,欧文·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强调,大学的目的,就是“在这个量化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关键在于“人文”,而文学又是关键中的关键。

    谚语说得好:“诗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造就的。”对于文学院的学生来说,这话该如何理解?没有天才,你学了也没用;若是天才,又何苦来这里念书?确实,真正伟大的作家,很少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文学博士。

    举个例子,沈从文就是自学成才的。沈从文1923年到北京后,曾在北大旁听,但那无关紧要;结识郁达夫、徐志摩、林徽音等作家,或许那才是关键。沈从文日后曾在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小说写作,因此,这个命题应该倒过来了:不是大学教育启发了他的文学才华,而是他改变了学院里的教学方式。

    也有正儿八经留学的,可所学专业跟其日后的文学创作距离十万八千里。比如,鲁迅曾在日本的仙台医专读书,成绩中等,作为外国人,这已经很不容易了。鲁迅不是像有人胡乱猜测的,因学医失败,才弃医从文。真正因自身缺陷而放弃医学的,是诗人兼史学家郭沫若。郭沫若曾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可因为17岁在嘉定府中学读书时得过一次肠伤寒,病中并发的中耳炎严重损害了听力。作为医生,临床使用听诊器有困难;于是改为从事文学、史学以及政治活动。不能说早期的医学教育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毫无帮助,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及郭沫若早期小说,都可以看到一点学医的影子,如对于迫害妄想狂的病理学分析,或对性心理学的了解。但这些,都不是鲁迅、郭沫若成为伟大作家的关键所在。

    当然,我也可以举冯至、汪曾祺等,他们是学文学的,以后的成就与早年的学校教育关系密切。1920年代在北大念德文系的冯至,日后成为现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抒情诗人之一,在《“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中,冯至提到:“我喜欢诗,常去听讲诗的课。”特别讲到,沈尹默讲唐诗,黄节讲汉魏乐府,如何让他大受感动。

    这两个例子,很长学文学人的志气。可也有让人泄气的,比如作家刘绍棠从北大中文系退学的故事。刘绍棠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13岁便在报刊上发表作品。1952年上高中一年级时,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年后申请退学。原因呢,据说是课程学习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冲突——他本人希望乘胜追击,多少也有像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早”的意思。两年后,在反右运动中,刘被打成右派,二十年后才得以翻身,重获创作自由。如何看待这个退学事件,是北大教学方式有问题,还是刘绍棠自我设计的错误,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使然?听北大好些老教授感叹,刘绍棠有才气,但底子薄,急于成名,急于出大作品,结果很快就才思枯竭。被打成右派之前,其创作已经出现某种颓势。

    还是那句话,文学很重要,但主要是修养,而不是技艺。没读大学的,若有天分以及好的机遇,可以成为优秀作家;念了中文系或外文系的,不见得就能写出好诗或好小说。但反过来,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对于作家之“厚积薄发”,还是起作用的。这么说,不至于被误解为“文学”与“大学”毫无关系吧?

    3.“专业”以外的“文学趣味”

    在我看来,以培养"阅读兴趣"作为大学里非专业的文学教育的目标,这样做更实在,也更有效。

    大学校园里,同样谈论文学,可能是专攻唐诗宋词的文学博士,也可能是研究天体物理的老教授。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语言?有,那就是都喜欢“文学”。至于具体评说,则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对凭直觉、凭兴趣,童言无忌,信口开河,很是羡慕。碍于专家身份,你必须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专业研究者有时会出现审美疲劳,或者碍于常规,对新出现的文学现象判断不准。所以,蔑视常规,纯凭个人兴趣,下大判断,有时也能出彩,让职业批评家相形见绌。

    在现代中国,“文学教育”这个职业,或者说“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我曾经撰文辨析过。而在《“文学”如何“教育”》中,我提到晚清以降文学教育的变化:“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知识积累的‘文学史’,并不取决于个别文人学者的审美趣味,而是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在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异文化、融入‘世界文学’进程方面,曾发挥巨大作用。至于本国文学精华的表彰以及文学技法的承传,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

    经过一百年的演进,现在中国的“文学教育”,已经树大根深,花繁似锦。到底复杂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来看。先看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750是文学,750.11是文学理论,750.14是文艺美学,750.17是文学批评,750.21是比较文学,750.24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下面又分周秦汉文学、魏晋文学、南北朝文学等。750.34是中国各体文学,接下来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戏剧文学、中国小说文学、中国散文文学。750.37是中国民间文学,750.41是中国儿童文学,750.44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不用说,下面又有蒙古族文学、藏族文学、维吾尔族文学等。最有意思的是,代码为750.99的“文学其他学科”,也就是说,实在塞不下的,都可以搁在这里。至于新闻学、艺术学等,有另外的学科代码。如此细致的分类,可见专业化程度之高。不是一句“我喜欢文学”,或“我是教文学的”,就敢包打天下。

    之所以提到新闻学、艺术学等,那是因为,按照国务院学位办的规定,拿“文学”学位的,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4个学科66个本科专业。据统计,最近几年,我国大学授予文学学位的,约占同期毕业生总数的9%。换句话说,两千多万在校大学生中,大约有两百万是准备拿文学学位的。

    说这些,无非想说明,“文学”已经成为大学里十分重要的专业设置或主干课程。作为专业的“文学”,因为有此体制方面的支持,目前进展顺利;反而是另外一方面,即作为“趣味”的文学,让人牵肠挂肚。不是课程,没有学分,也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大学校园里非专业的“文学”,还能不能存活下去?还有没有发展前景?这是我所关注的。

    我想强调的是,大学校园里的文学教育,其工作目标主要不是培养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没有,也无所谓。不是办作家班,而是养成热爱文学的风气,以及欣赏文学的能力。这样来看待校园里各种层次的“文学”,包括科系设置、课程选择,以及社团活动等,会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时,各大学的学生刊物曾发挥很大作用。北大每年都举行“未名湖诗歌节”,还有中文系学生办《启明星》等,很活跃,但影响有限。其实,从五四时期北大学生办《新潮》起,校园文学始终生机勃勃,是文学人才的摇篮,也是文学创新的试验田。

    我想,应该让全社会以及学界明白,当代中国,所谓的“青少年写作”,并非只有商业模式,校园文学依然是重镇。只看谁谁谁卖了多少册书,得了多少版税,那并不代表文学的未来。说到“专业”以外的“文学趣味”,最容易让人联想起来的,是现在大学里普遍开设的通识课程。你是学物理的,他是念计算机的,但都必须修一点文学方面的课程。解放前叫“大一国文”,现在则是“大学语文”。作为教师,面对千差万别的学生,如何引诱他们进入“文学”殿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课本的编写,就是个大问题。

    目前使用的教材编者都很用心,出版销售情况也很好。可我一直怀疑,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能否有另外的路子。靠增加一门必修课,是否就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欣赏文学的能力;希望一册选本定乾坤,很可能怎么编都有问题。我更倾向于开设各种文学方面的选修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学校只要规定学分就行了。一定要走出“中学语文”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培养学生选择、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兴趣与能力。你可能担心,这么一来,学生的阅读很不全面。本来就不是专业研究,要那么全面的知识干什么?与其全面开花,不如千里走单骑。

    文学课程不同于物理或化学,缺了这一环,后面的就完全听不懂。文学阅读没必要这么循规蹈矩。有了基本的阅读训练后,完全可以选着听,跳着读,没必要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所谓“循序渐进”,主要指的是专业训练,不适合于文学爱好者。跳过唐诗讲宋词,是有些遗憾,但不是完全听不懂。更何况,就像学外语,听录音带,只要你愿意,可以来回倒带子。没有人规定,一辈子就只能看一遍《水浒传》,或者只能读一遍《离骚》。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阅读理解会不断加深。这才是正道。关键是培养阅读兴趣,至于专注《楚辞》还是偏爱托尔斯泰,没关系,都是好事情。读书的人都明白,只要你养成兴趣,自然会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在我看来,以培养“阅读兴趣”作为大学里非专业的文学教育的目标,这样做更实在,也更有效。

    4.何妨附庸“风雅”

    读时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太赶热闹,最好保持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独立思考的空间。

    同样是“阅读”,其实天差地别。有人读经典,有人读时尚;有人深度阅读,有人浅层阅读;有人随便翻翻,有人正襟危坐。哪一种阅读最好,很难说。取决于你读书的目标。

    时代变了,如果我引用先贤的话,告诉你只能读经典,不要读那些没经过时间淘洗的新书,你肯定觉得太迂腐了。可反过来,你只读时尚书籍,包括流行文学,即使整天手不释卷,也都收获不大。读时尚,不是不可以,只是别太赶热闹,最好保持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独立思考的空间。

    你可能会说,我也知道经典很好,可我读不懂,而且,读起来很累很累。读不懂还在读,读得很累仍然坚持,这不等于在“附庸风雅”吗?好,就从附庸风雅说起。

    用《论语》的话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各人天赋不同,机遇不等,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文学家、艺术家,但保持一种对于文学艺术的敬畏,努力去学习,去观赏,甚至只是去“捧场”,去消费,都是件好事。因为喜欢——或者假装“真的很喜欢”,别笑,很多人都是这么起步的。对于“风雅”,从“附庸”日渐走向知音,从装点门面,最好走到登堂入室。

    所谓“附庸风雅”,有个前提,那就是知道什么是风雅,什么是粗俗。你要是不承认书有好坏之分,只要有字,拿起来就读,那样的话,开卷无益,不能怨别人。你说,我不管,什么书读起来轻松,我就读什么书;什么事做起来容易,我就做什么事。那也可以,这叫“消闲”,不叫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学习有趣,但是个很累的事情,不可能永远快乐。

    我相信,人都有向上之心,又都有很大的惰性。一般来说,“放松”比“抓紧”容易、“下坠”也比“提升”舒服。作为教育者,我以为,指出向上一路,比怂恿向下滑落要好;同样道理,“附庸风雅”比“假装流氓”好。我不喜欢“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样的名言,因为,这里所隐含的,除了反叛,还有对于道德约束与精神提升的彻底放弃。提升很累,放下则很舒服;久而久之,很可能无法分辨良莠,或者假装看不清,以推卸责任。

    因此,我反其道而行之,提倡何妨也来“附庸”一下“风雅”,取法其上,起码还有向上走的可能。我说的是道德、文章、学养、趣味,而不是金钱和享受。八十年代,我们会因为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而激动不已,今天的大学生还会这样吗?基于某种信念,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样的人现在太少、太少了。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以它来解读“附庸风雅”,也是别有风味。

    回过头来,还说读书。嘲笑人家整天沉湎于时尚读物,是“自甘沉沦”,未免言重了;不过,如何选择有效的读书方法,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很多人读书是跟着广告,跟着电视,跟着明星,那太可惜了。

    5.“作家”,还是“作者”?

    不一定当"作家",成为学识丰富、趣味广泛的"作者",具有很好的文类意识与表达能力,能写一手雅致的白话文,我以为更值得期许。

    大学文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兴趣、提高修养,而不是造成多少“作家”。之所以这么说,那是因为,中国的“作家”有其特殊含义,不是每个“码字的”或出书的人,都可以被称为“作家”。

    这里所说的作家,其实就是文学家,也就是专门撰写诗文小说戏剧的。我们都知道,这样来理解“文学”,是晚清以降才形成的思路。“文学”的概念在演变,并非从来如此;这一点,中、外都一样。

    依据想象创作出来的,才叫文学,那是后来的定义;最初则涵盖了所有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实际上,直到今天,文学的定义也仍有很大的伸缩性。刚才提到,纽曼特别推崇的爱德华·吉本,主要不是辞章家,而是史学家。可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很受欢迎,在文学史上也有崇高地位。

    罗素以及丘吉尔的获奖,更可见文学概念的弹性。1950年,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罗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是理性主义、人道主义的代言人,是西方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的见证人,可其众多影响深远的著述,如《数学原理》等,涉及哲学、数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跟一般想象的诗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实在离得太远了。1953年,诺贝尔奖评委会又把文学奖颁给了政治家、演说家以及历史传记作者丘吉尔。他那六册三百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确实是好书,却也远离了世人对于“文学”必须基于“想象”的传统预设。

    晚清以降,专业化潮流势不可挡,学者和作家各自划地为牢。人多讥笑作家没学问,很少反省学者不会写文章。最近这些年,面试博士生时,我会让考生当场写点东西,不要求妙笔生花、声情并茂,但要求有想法,而且能准确、生动、简洁地表达出来。现在的大学生,在想象、虚构以及使用隐喻、反讽等文字技巧方面,远比我们那一代强。但如果不是天马行空的“美文”,而是要求通过广泛的阅读、调查、探索、归纳,而后撰写文章,这样“有学有文”的写作训练,则比较缺乏。这与我们的中学语文教育有关,也与世人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我曾经发过感慨,国外著名学者,不管是哲学家、史学家,还是法学家、社会学家,著书立说时,都喜欢征引文学经典。因为,那既是必要的人文修养,也确实有利于论题的深入展开。可见,不一定当“作家”,成为学识丰富、趣味广泛的“作者”,具有很好的文类意识与表达能力,能写一手雅致的白话文,我以为更值得期许。在这方面,大学里的文学教育,将大有用武之地。

    说这些,无非是诱惑诸位热爱文学,亲近文学。在你进入专业训练甚至成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以后,希望你还记得,就在你隔壁,还有位老朋友,值得你不时前去拜访———那就是“文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去年,作者曾以《大学校园里的“文学”》为题,先后在渤海大学等学校做专题演讲,此文由作者本人整理而成,本报有删节,全文将刊某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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