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展现世俗人情，已成定论。冯梦龙尤是描写世情的高手，他的短篇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以下简称《杜》)取材于明万历间的事实，可谓对当时现实生活的直接描摹，赋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拟以小说文本为基础，以李甲(以下简称李)负心、百宝箱等为切入点来探求小说的时代意义。
夫妻关系比较固定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是社会进人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但婚变遗弃现象随之产生并且不断普遍。这一点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有突出集中的反映。李甲负心故事是《杜》中具有叙事意义的故事，也是小说的基本框架。要明了其时代意义，必须将它置人文学史长河中给予考察。
最早我们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中的《邶风·谷风》和《卫风·氓》，传统上称之为弃妇诗。换个角度看，它也是男子负心故事，且最早奠定了后来负心故事的叙述模式。《谷风》云：“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意思是说，以前生活在恐慌穷困之中，你的危殆之状几于颠倒；有了钱财产业，能够生活以后，却把我比作毒物。再联系其中“宴尔新婚，以我御穷”、“宴尔新婚，不我屑以”等句，故事轮廓是明晰的。即女主人公与丈夫结合于贫穷困苦之际，共同艰苦创业度过了如冬天般严酷的岁月，日子好转了，丈夫却喜新厌旧，无情地抛弃了女主人公。《氓》云：“自我徂尔，三岁食贫。”又云：“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很显然，这个故事中，女在食贫日子里夙兴夜寐的室务之劳，是后来顺心日子的创业艰辛的一部分。但是昔日可患难，现在却不能共享安乐，女被无辜遗弃。它与《谷风》所述的故事内容本质相似，仅多了前面自由恋爱的内容而已。恩格斯指出：“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破坏夫妻忠诚这时仍然是丈夫的权利，这一点至少有习俗作保证。”[1](p57)再现阶级对立之初，丈夫对妻子财产的霸占和掠夺，揭示了妇女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这是他们的时代意义。同时，它们的叙述框架为：男女主人公共同经历贫穷等艰难困苦，成家立业；但在日子好转之后，尽管女主人公勤劳、善良、品德无瑕，男主人公却随境遇的变化，或因喜新厌旧，或因品行低劣，无辜遗弃女主人公。它基本上成为后来负心故事恒定不变的叙事模式。
负心故事历朝历代都有，而以宋代为盛。如《赵贞女》《张协状元》《王魅负桂英》等南戏都是宋代文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特殊境遇下遗弃糟糠之妻的现实反映。这些剧作的情节大多为：书生落难遇贫女，得到竭力帮助，并且最终登科。书生得官后，随着地位的改变而嫌弃贫女，以至背弃前盟却联姻于大家闺秀。在有的故事中，贫女不仅遭受抛弃，甚至遭到残害。它们的叙事模式大体与《谷风》和《氓》所提供的相似，只是情节更为曲折生动罢了。其时代意义为，在科举制度下，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第，即可为官。寒士在这条捷径上容易发迹。书生步入仕途，为找靠山，联姻又成为一条捷径。当他们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的报恩观念发生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悲剧。即这些作品的创作以谴责书生登第后，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背弃恩情为动机。其内容多为家庭生活题材的道德悲剧。
在《杜》之前，《负情依传》亦写杜十娘(以下简称杜)之事，两者情节相似，仅是文字繁简及文言与白话之区别。它的题目所显露出的创作意图则是斥责负心郎，也就是说作者仍把该故事当作一个普通婚变故事来写的。它远不及《杜》流传广泛，恐怕正是因为它的时代特征欠明显吧?《杜》所描写的爱情故事，从内容本质讲，为妓院爱情。在“三言”中这类名篇尚有《玉堂春落难逢夫》、《卖油郎独占花魁》。我们认为《玉堂春落难逢夫》的情节内容，基本重落了唐传奇《李娃传》的窠臼，它的时代意义尚不明显。《杜》与《卖油郎独占花魁》则表现了对男女真情的张扬。它们正展示了晚明时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理学受到晚明人文思潮地冲击，人性觉醒的图景。尽管李杜相识于做皮肉生意的妓院，最初之两性相悦谈不上高洁，但作者始终却把他们的情感当作真心相悦的高尚爱情来描述的。若“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见公子进院，十分着紧”等叙述均表现了杜对李之真情。而李亦不尽是轻薄无行之人，他本是一个没主意的角色，又倚靠父亲供养生活，却敢为杜而激怒父亲，可谓勇气。他为杜而看老乡脸色却忍气吞声；他也为杜之赎金而吃尽闭门羹；他由一位方面大员之公子，“又有个小小前程结果” 的北雍监生，为杜而沦为身无分文的乞丐，且还变成一个“父母不以为子，妻不以为夫，弟不以为兄，同袍不以为友，海内皆视他为浮浪不经之人!”用一句话来说，在杜成人之时，李却变成了鬼。这一切付出，难道说没有真情?还是当事人杜十娘看得明白，“我与李公子，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至此。”并没有否定其情感的虚伪。至于李的变心，李在当时所面对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可谓四面楚歌。康德指出：“求得自己的幸福是一个义务，至少间接地是这样：因为一个人不满于自己的环境，受多种忧虑的压迫，有许多不满足的需要，这样的心境容易变成很大的诱惑，使他背弃义务。”[2](p77)李甲也正是在多种优虑压迫的心境下才忍痛割爱，放弃杜的，对李甲前期的真情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由此可以看出，该作虽为悲剧，虽有负心行为，但李甲负心已与宋代书生负心大不一样，道德内容减少了，情的意义得到突显。因而说，它仍是一曲真情的颂歌。
其次，我们来探究一下百宝箱的意义。百宝箱实质上是钱财万贯的象征。它在小说中具有穿针引线、组织结构的作用，同时也可窥见明代人的金钱观念，此可能是它出现在题目中的真正意义。
晚明是一个金钱祟拜的年代。《西安县志》描写当时风尚说：“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朱载育的《山坡羊·钱是好汉》说得更形象：“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追求金钱，挥金如土，被视为时代风流。在这个时代里，官品地位，长幼辈分，出身门第均被金钱财富的多寡所取代，似乎己不存在什么僭位越礼之说。在婚姻观念上，表现为“良贱不及计，配偶不及择，惟利是“婚”。因而，我们有必要透过孔方兄来看《杜》。
在前文已经提及，《负情依传》只是一个婚变故事，缺乏时代性。《杜》则不然：它突出了“百宝箱”的意义，在金钱崇拜的年代里，更切合时代心理。百宝箱沉江给杜十娘之死增色不少，使人物更有悲剧的震撼力。此不必论。让我们通过李杜关系来看一下杜对金钱的迷信。杜之所以视李“志纯忠厚”并定为自己依托终身之人。李是“撤漫手儿”——肯费大钱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即金钱是杜选择丈夫的标准。其二，杜“久有从良之志”为什么要在李囊空如洗，老鸨要赶他出门时从良呢?显然不是老鸨逼娼为良，而是杜的精心选择。在她的身价问题上。她与贪得无厌的老鸨周旋，使“十斛明珠，千金聘礼”变成三百两银子。此不是根本目的。最关键的是李由一位阔少爷，太学生沦为乞丐。小说文本说得清楚：“那杜十娘与李公子真情相好，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情人愈拮据自己心思愈热的答案就在下文：李身无分文，又被亲友视为风流浪子失信于人，为杜的赎金只能四处碰壁，借不到分文，李在饱尝人情冷暖之后，她拿出一百五十两碎银，这不仅让李深受感动，就连柳遇春也十分感动。或许这还不能让你信服杜在用金钱控制李。那么，此后每至用钱之际，杜只拿出碎银给李，从不多给。张锦池先生解释这一行为说：“杜十娘只在紧急关头略资一二碎银，是正确的。解释只能是：她见过的王孙公子太多了，不肯再轻信任何一个男人；她所渴求的纯真的爱情，是尊重她爱她的丈夫，不是那肉体上的片刻欢娱，不是那爱物而及人的男子，推其如此，所以即便是对其所爱也不能三测其心。”[3](p511)我们却以为：“三测其心”是在未确定爱的对象之前的慎重行为，在已经发生爱情并己依托终身之后，还再“三测其心”不是有意制造嫌隙和矛盾吗?杜只所以如是，是因为迷信金钱并欲借它将李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此正是她“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的原因。且看潞河一段描写：
公子在旁，自觉惭槐，也不敢窥觑箱中虚实。只见十娘在箱中取出一个红绢袋来，掷于桌上道：‘朗君可开看之。公子提在手中，觉得沉重。启而现之，皆是白银，计数整五十两。十娘仍将箱子下锁，亦不言箱中更有何物，但对公子道：‘承众姊妹高情，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吴越间，亦可稍佐吾夫妻出水之费矣。’公子且惊且喜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白此，每谈及往事，公子必感激流泣，十娘亦曲意抚慰。一路无话。
此时，十娘掷银于桌，听人感激的神气是何等得意!李对她直以恩人仰视，其恩何在?是她使李的小小前程没有结果，还使李甲由公子沦为浪子乞丐。一句话，李之所以走到今日这般地步都因为遇到杜所致，她对李何恩之有?李此时众叛亲离，又经济拮据几于乞丐，只有仰仗她才得以保持衣食自安的富贵生活，故而说出这番话来。可见杜这样做的结果亦是明显的，即她借金钱的力量控制了李。说杜十娘迷信金钱，还在于她寄希望于“百宝箱”，它成为她日后生活的寄托。以上所引已说明，他日浮寓吴越间山水之费全仰仗它。又，她在赴江前对李甲道：“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箱中韫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身死无憾。”可见，百宝箱又是她换得为人儿媳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杜思想中，存在有钱就能改变别人对自己看法的思想。至于李甲负心，在种种压力中也有经济因素，即他经不起孙富千两白银的诱惑，从而使真情迷失；杜腰缠万贯，却又使李额外多这种压力，以至李见利忘情而使自己的希望中途夭折，也不可不谓在金钱祟拜中迷失了方向。最终价值连城的百宝箱竟成为江底殉葬品，酿成悲刷。金钱在李杜关系的意义十分明显。鼓吹或批判金钱崇拜虽不是该小说的主题，但我们仍能看出晚明人崇拜金钱的时代心理。
最后，我们谈一谈杜十娘之死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关系。在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的发展在客观上打开了长期禁锢的个体心灵，从而掀起了以张扬个性为主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一思潮中，人的情欲得到扩张，固有的道德规范，风俗理念等受到冲击。反映在婚姻观念上，妇女的贞节观有所退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受到嘲弄，门第观念开始淡漠，大多都服从于男女真情的呼唤。因之，偷情者得到容忍甚至成全，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吴衙内邻舟赴约》；公开娶妓不仅得到认可，而且成为佳话，如《卖油郎独占花魁》、《玉堂春落难逢夫》等。总之，父母官长己不再墨守成规，表现出一定的开明。《杜》所写背景似乎与此相反，杜的追求，尤其是她的死，尚带有些烈女的味道。这正说明它与一味地扩张人欲而陷入非理性泥沼的作品还有所不同，人物追求的是受人的社会性指导的高尚人格，是社会人的基本尊严。社会文明是以社会道德规范为标志的，人性解放思潮中的节烈观退化等，决非鼓励人们完全抛弃道德操守向原始兽性回归倒退，而是向更高层次的文明靠拢。《杜》中所描写的杜追求为人妻，为人儿媳，渴望被平等对待等等对自身人格地捍卫和维护才是晚明人性解放思潮的真话。
妓女是社会文明进入一夫一妻制后的畸形产物。尽管另一阶层的男性一方面为满足自己的兽欲而践踏蹂躏她们的肉体和灵魂，一方面又道貌岸然地鄙贱唾弃其人格，于理不公。但是，在这一社会特殊群体中，自古及今多无品无行的社会滥渣，绝不能因此而无视这群人自甘堕落的灵魂和自损人格的龌龊。因此，颂扬妓女从良便成为自古以来文学的大主题。从广义上讲，从良即是摆脱妓院生活，随夫而居。杜借李之手已跳出魔窟，虽转卖于孙富仍是良人妻妾，未见失志，可她拒绝转卖而身赴大江，可见其追求不仅是肉体形式上的从良，而是有更高层面的追求——人格上的平等。此正是人物的时代意义。至于杜十娘悲剧的社会原因是外在的，前人许多分析，笔者不敢苟同：“烟花之辈，少真多假”，杜借力他适的怀疑未为过分；“江南子弟，最工轻簿，兄留丽人独居，难保无逾墙钻穴之事”之论也非无稽之谈。简言之，世人之论未必全错。至于她“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更是事后诸葛亮的“高论”。也就是说，杜十娘之死的悲剧根源在她自己。
杜作为妓女是人格被损的一员。她的人格价值与其“风尘数年，私有所积”的百宝箱的价值成反比，即百宝箱中肉体和灵魂双重受辱的交换物越多、价值越大，其自身人格的价值就越低，人格越卑贱、越没有价值。人格严重受损的她久有从良之志，在遇到“志纯忠厚”的李甲时，毅然告别旧生活，欲以百宝箱为资本换回久己失去的尊严，弥补缺损的人格。其追求不可谓不高尚。中国向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但“花和尚”的成佛是在圆寂之后。一般受人尊敬的妇道品德是温良贤淑，而此又正是妓女所缺。杜借李之手离开妓院，从形式告别了昔日的生活，从此要做淑女，此是她的志向，立志如此孰敢厚非。然她要别人立即以淑女视之，形象反差太大了，明显是急欲求成。即杜以自己身上本来没有的东西作为最高追求，又要别人马上承认，从而构成了强烈的冲突。在冲突无法克服时，便演进向悲剧的结局。就情节而言，当杜得知自己被转卖时，李虽有“情不能舍”之语，她却“放开两手，冷笑一声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人乃大英雄也，”只认为李仅为千金之资而转卖自己，因而情绝义冷。她痛恨李抛弃自己，绝望李把她象商品一样转卖，无视自己的人格，于是选择了死亡。即死亡是她的自愿选择，也只有身死才能明志。她在赴义的当天早上说“今日之妆，乃迎新送旧，非比寻常。”“迎新送旧”本是妓院套话，在此则别有深意。旧指她昔日旧生活，也包括她遭受肉体和精神双重躏辱的受损人格。送旧也就有了告别旧生活，结束旧我之意；迎新则显然是以青春生命为代价，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因此，杜宁愿选择死亡而不愿象商品似的被转卖，表明了她的追求不是形式上的从良，而是做人的基本权利— — 平等对待，她的死就有了弥补自身缺陷人格，捍卫做人尊严的意义。简而言之，她用生命换得“千古女侠”之名，结束了“京都名姬”的称号。她在对人的内在的积极追求中，张扬了个性，完成了自我。
综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产物，它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观、金钱观、人生观，弘扬和倡导了一种积极的追求。这就使它高于一般的商人妓女、才子妓女佳话，成为晚明短篇小说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参考文献：
[l]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第一章)[A]．北京大学哲学系．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张锦池．一样烟花两样“命” 古今谁与说真情[A]．中国古典小说心解[C].哈尔滨：黑龙江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兰拉成(1966－ )，男。陕西宝鸡人，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