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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步高:《燕歌行》是否讥讽将军张守珪?
【时间:2008/6/2 】 【来源:网络 】 【作者: 东南大学文学院 王步高】 【已经浏览4702 次】

转自(http://www.tanghistory.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742)

高适的《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之一。近人赵熙称之为高适诗中“第一大篇”,也是唐诗中的第一流名篇。

《燕歌行》乃乐府旧题,最早见于魏文帝曹丕之作。其内容“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乐府解题》)或云“燕地名也,言良人行役于燕,而为此曲。”(《广题》)那么,高适《燕歌行》的内容如何?它有无本事?前辈学者对此说法不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下列几种:

其一,认为并无本事。清人何焯评曰:“常侍有《燕歌行》一首,亦是梁陈格调。”又唐汝询曰:“此述征戍之苦也,言烟尘在东北,原非犯我内地,汉将所破特余寇耳。盖此辈本重横行,天子乃厚加礼貌,能不生边衅乎?于是鸣金鼓,建旌旆,以临瀚海,适值单于之猎,凭陵我军。我军死者过半,主将方且拥美姬歌舞帐下,其不惜士卒乃尔。是以当防秋之际,斗兵日稀,然主将不以为意者,以其恃恩而轻敌也。何为使士卒力尽关山未得罢归乎?戍既久,室家相望之情极矣,则又述士卒之意曰:吾岂欲树勋于白刃间耶?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唐诗解》卷十六)

其二,是认为事关幽州节度使的张守珪,但是歌颂还是讽刺难定,但定有所指。此说始于清人陈沆:“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诗比兴笺》卷三)

其三,即刺张守珪说。今人岑仲勉说:“此刺张守珪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读全唐诗札记》)前此赵熙亦云:“其于守珪有微词,盖与国史相表里也。”似与岑仲勉观点相似。

从以上几说大家不难看出,“刺张守珪说”出现最晚,但由于岑仲勉在文学、史学界的地位,这一说法成了当今占统治地位的说法。

1980年《文史哲》第2期发表蔡义江《高适燕歌行非刺张守珪辨》一文,对岑仲勉说提出了不同的说法。蔡义江说:“高适《燕歌行》讽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此说诗者并无异议。”“然细看序文,知高适所刺者并非张守珪。”又说:“客所示高适之《燕歌行》未知作于何时,或在还归之前;若然,则客诗所言之事,更必在二十六年之前。”“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逼令平卢军使乌知义邀叛奚与战湟水之北,先胜后败。此事乃赵堪等‘假以守珪之命’而为之者,实与守珪无干。至事后守珪知而隐其败状,以克获奏闻,唐书本传虽记为二十六年,但真相泄露,守珪坐贬括州刺史,实乃二十七年之事。故《资治通鉴》……载入开元二十七年。此又二十六年已‘从张公出塞而还’之客与高适均不得预闻者。”

蔡义江谓讥刺的对象是指开元二十四年奉命讨奚,契丹而轻敌致败的安禄山。文中引《资治通鉴》、《新唐书·张九龄传》、《张曲江文集》中《上张守珪书》、《上平卢将士书》。由以上记载,蔡义江云:“知禄山入朝,本恃勇骄蹇,以后有得玄宗宥赦,则高适诗‘天子非常赐颜色’,或于明皇亦有微词。”又云:“安禄山喜好歌舞声色,能自作胡旋舞,此史书中屡见,与诗中‘美人帐下犹歌舞’亦合。”甚至认为这是“有感于禄山重罪不诛之事,因此作《燕歌行》以寄讽的。”

此后几年,唐诗研究者就高适《燕歌行》之本事及所感“征戍之事”,究竟针对什么而言,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其中陈伯海发表于《中文自学指导》1985年第6期的《高适〈燕歌行〉三题》,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他反对《燕歌行》为“刺张守珪而作”;对“刺安禄山作”之说也作了分析,认为“根据也很薄弱”。他说:“《燕歌行》中有‘身当恩遇常轻敌’一句,常被引为诗歌批评将帅轻敌致败的佐证,实属误解。细观上下文意,这里不是单指统帅,而是总写作战的将士。”又云:“轻敌显然不是轻敌冒进的意思,而是指藐视敌人,甘愿为报答国恩而奋战到底。”由此他认为“不必拘泥于一时一事。高适本人是一位胸有宏图、好谈王霸大略的诗人。开元十八、九年至二十二年间,他曾北上漫游蓟门,对边地生活和军事形势有亲身体验。这次再听到友人叙说前方所见所闻,自然会激起自己的种种回忆与感受,于是用诗歌的形式集中反映出来,就成了这首《燕歌行》。”

王步高的《高适的〈燕歌行〉》(见《爱国诗词鉴赏辞典》)也不同意“刺张守珪说”,认为这是一首爱国的颂歌。他说此诗为张守珪而作,似无疑问。但“所指应是开元二十四年深秋至次年二月再讨契丹之事。其间也融合了诗人六年前两次出蓟门的经验以及对张守珪出守幽燕后多次战绩的了解。”文中追溯了与奚、契丹战事的历史演变情况后指出,开元二十四年安禄山讨奚、契丹叛者恃勇轻进,为虏所败以后,丞相张九龄曾起草诏令令张守珪“可秣马驯兵,候时而动,草衰木落,则其不远。近者所征万人,不日即令出发。大集之后,诸道齐驱,蕞尔凶徒,何足歼尽。”(张九龄《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这年深秋,张守珪发起讨奚、契丹的战争,直至开元二十五年二月在捺禄山才大破敌军。张九龄又草诏谓张守珪曰:“一二年间,凶党尽诛,亦由卿指挥得所,动不失宜。”诗前小序谓“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客”所以出塞者,也当指这一次(或亦包括前几次)。于此诗稍后作的《宋中送族侄式颜,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及《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二诗中更对张守珪的功绩作了极高的赞许,对其“末路遭谗毁”表示深切的同情。

如此说成立,与诗中所言也更吻合。开头即云“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契丹自开元二十年以来已先后败于李及张守珪,这次出师,可突干已死,挑起战事的仅其余党而已。诗中“天子非常赐颜色”句,指张守珪前次击败奚、契丹后,于开元二十三年春赴东都捷献,皇帝赐宴并作诗奖赏,升其官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给以极高的物质奖励且任其二子为官。并于幽州立碑纪功。《资治通鉴》甚至有“上美张守珪之功,欲以为相”的记载,因张九龄坚决反对才未实行。这便是“天子非常赐颜色”的内容。

文中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句,并非指军中的不平等,也非讽刺将官的骄奢淫逸。因为诗词中“战士”只有在与“将军”对举时才专指士兵,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指“军人”、“将士”。这一联中,“战士军前半死生”可解为“将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仅是反映将士们于苦中作乐,而非有讽刺之意,更不是反映张守珪“不恤士卒”或是“军中苦乐不均”。高适此前曾北上蓟州,亲自领略过守边将士的生活艰辛。他很赞赏将士们在艰苦环境中适当宴乐。其《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中即云:“军中无事,君子饮食宴乐,宜哉。白简在边,清秋多兴,况水具舟楫,山兼亭台,始临泛而写烦,俄登陟以寄傲,丝桐徐奏,林木更爽,觞蒲萄以递欢,指兰芷而可掇。胡天一望,云物苍然,雨萧萧而牧马声断,负袅袅而边歌几处,又足悲矣。”这段文字是深悟边庭将士甘苦之辞。何况古代战争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法,往往将对将,兵对兵的格斗,不能设想大批士兵在前方拼死战斗,而将领却在后方饮酒歌舞,莫说这讽刺张守珪不可能,讽刺其他将领也难以成立。

笔者认为诗的结句“至今犹忆李将军”句,同样不是讽刺将官不恤士卒。这两句与“死节从来岂顾勋”意脉相连,李广尝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史记·李将军列传》)此处用“李将军”取其不得封侯意,类似的句子在高适其他诗中也时有出现,如:“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李广从来先将士,卫青未肯学孙吴”……显然,这里诗人抒发的是要能报效祖国,哪怕像李广那样终生不得封侯也甘心的爱国精神。所以说,这是一首爱国的颂歌,讽刺论以及多主题论,均是错误的。

因为《燕歌行》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其本事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争论的各方,将逐渐对某些旧说取得否定的一致意见。这样,对这样一首盛唐边塞诗的代表作的理解便将会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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