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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学术瞭望(张伟德)
【时间:2007/7/18 】 【来源:写作新天地网 】 【作者: 上海闸北教育学院 张伟德】 【已经浏览5352 次】

内容提要

    这是围绕“上海·21世纪中国写作学论坛·2001”年会议题所撰写的一篇文章,意在追踪变化中的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一般发展、运作轨迹与可能走向。本文在对时代文化学术背景及写作学知识范式转变的理论分析、知识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写作文化建设与写作学研究,如何适应知识社会的需要,以作出积极的文化适应性的战略选择。从写作学的学科发展看,如何进一步加强自身理论建设与学科规范,努力提高写作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与理论水平,将是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论课题。


    关于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学术背景问题的考察,应当成为中国写作学进一步实现其学科意识自觉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之一。

    首先,所谓写作学,如同这个概念本身所标明的,它应该是一个有其自身特定的知识对象、基本题域和相对独立性的知识系统与学科体系。作为知识学科的写作学,它不仅有理论,更要有成体系的理论;它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成系统的知识。一般认为,任何知识、理论,都可以成为某种学说的基本构成抑或构成的基础,但不是说任何知识、理论都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一门学问或者独立的知识学科。尤其是关于写作的知识与理论,是否已经发展为一门成熟的学问获独立的知识学科,依然是大有其疑问的。在关于写作的“学问”中,大量存在的是一种具有突出个体经验性的乃至文学性的“亚理论”的知识形态,因此关于写作问题的即使是具有更多学术倾向的知识的考察,它所达到的真正理论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至于能否将这种关于写作问题的思索与考察称提升为一门学科,构成了本文讨论的一个重要的意图伦理的背景。

    其次,撇开写作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必须经历的社会合法化过程不论,单就将写作学自身的知识建构与理论发展,也有一个由孕育、到生成再到发展的过程。中国写作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已经历了对一代写作学家来说极为漫长的理论研究与知识建构的学科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他们不断地变换着研究视角、对象视域和知识话语的创新努力,成体系的学术活动及其知识成果的框架,也已经初显端倪。但就在写作学致力于最终揭示写作世界的全部奥秘进行最大努力的同时,构成写作学的知识对象的人们的写作生活与社会的写作文化,却在世纪之交发生了因是因地而异的巨大变化。在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条件下,接踵而来的技术发明与文化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正在形成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言述方式的改变,对写作与写作学研究来说绝不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不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写作学的既有知识成果提出了时代性的挑战,而且人类文化的这一剧烈历史转型,更影响着孕育、生成中的写作学的发展进程。

    重要的是,在中国写作学还没有真正完成对其传统学科对象给予全面的理论抽象与知识概括的情况下,还必须为争取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而不懈努力的时候,21世纪时代文化的历史变迁,却要求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必须全面考虑如何作出适应性的战略规划与调整,如何去开创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前景。这对孕育、生成中的中国写作学来说,显然是一个难题。对这一问题的可能求解,是笔者写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

关于写作文化的学术再思考

    写作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与人的精神生产方式,在推动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提高人类素质方面,具有其他文化现象所无法取代的作用。随着写作成为人类言述活动的基本社会形态与文化方式以后,可以说,人类社会文化的基本运作与发展,就再也离不开写作文化的基本框架。包括后起的媒体文化,也不能不建立在写作文化的现实基础之上,并受其文化范式的推动与制约。

    写作对人类文化的贡献,首先在于写作文化所实现的人类在其精神生活与文化存在的时空维度的双向建构与拓展,进而真正将人类推向其文明发展的历史的、精神的崭新水平。经由写作,人类语言活动及其识知行为,得以在一个物态化的平台上通过人们的书面言述活动得到更高层次的会聚与整合。人类持续思维的能力和具有时空全息水平的历史意识得以真正生成,人们靠着写作,可以有效地继承先辈们的整个文化遗产,并实现与人类文化之未来的精神沟通。由于写作对人类精神发展与社会文化生产实践的介入,进一步促进了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随着写作的文化生成,写作就成为人类的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存在论工具与内在于人的社会性素质的基本构成与功能性结构。随着写作文化的普及,写作成为人的社会素质与文化素养的培养和滋润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同时,写作在人的组织化生存,及其社会性养成与制度性建构方面,也有着极其巨大的、其他文化形态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自有写作文化以来,人类的文化创造与社会生产的具体实践,就再也无法离开写作了。不仅如此,写作了成为人文社会学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经典的知识来源。而写作文化的关于人类言述行为与精神文化的广义综合特征,也为包括哲学、语文学、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知识建构与学科发展,提供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的历史背景、丰富的知识资源和现实的实践环境。实际上,自从综合的人类知识学科体系的人文社会学出现以来,写作文化及其文化知识的资源,就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重要的学科对象域知识视域。因此,孕育中的写作学及其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发展,必然发展出其对写作文化的知识关怀,并将写作作为一种文化来给予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及学术考察。

    建构中的、发展中的中国现代写作学,将人类写作文化进而将人类写作形态作为写作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和知识视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写作所具有的突出的文化特性与社会化功能,包括写作在人类文化实践、人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以及人的社会性素质养成与社会能力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以说,作为人类言述活动及其文化与社会形态的重要构成的写作,是人类精神生活、文化创造与社会实践不可或缺的文化框架,是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重要的历史性选择,甚至成为人的内化了的包括思想情感、价值取向和知识规范在内的精神方式和行为模式,及其组织化程度极高的“社会无意识”。而且,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还不断地吸收并维护着这一社会无意识及其基本框架。因此,在人的生存实践及其社会本体论的意义上看,人类已经将写作视为自己的文化了,并且不断地给予新的知识观照与文化理解。也为建构中的写作学及其学术道路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写作学的重要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来自它的构成其学科知识对象的人类的言述行为及其写作文化,以及人的写作化生存的精神方式与普遍的社会存在样态。对写作的研究正如对语言的考察一样,正在超越其前科学的直接感性实践的审美知识的阶段,以及有关写作的思维操作与语言技巧的纯粹经验技术的领域,而正在上升为一个与人们的社会方式、文化创造、言述行为与精神实践的存在论基础框架相关的知识领域。对写作文化的文化内容、精神方式及其制度化特征的历史变迁的持续的比较研究,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的知识考察,从而指导人们的写作实践并对时代写作文化产生积极影响,将是写作学的重要的学术追求与可能的价值取向。

知识经济·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写作文化

    写作学的知识进程,就其普遍性而言,本质上体现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因此,20世纪所实现的社会的经济方式与文化方式的巨大变迁,因而构成了写作学知识进程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基础。同时,也为写作学的21世纪社会建构,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文化动力。

    知识经济、消费社会、大众传媒,还有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写作文化,就得以在这样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与现实生活的社会基础上,构成了21世纪中国写作学实现其社会建构的社会本体论的直接条件和社会动力学的依据。这样一些甚至是毫不相关的社会文化的史实与社会学概念,才得以构成了写作学研究的基础语境,以及可能的解释性框架与知识性前提。所以关于知识经济、消费社会、大众传媒以及写作文化的多学科综合的知识考察,可能成为我们正确理解21世纪中国写作学新的理论视角与知识工具。

    知识经济的前提是知识作为产业,因而关于知识的概括与传递,实际上构成了知识产业的基本元素之一。写作作为实现知识概括与知识传递的基本途径与实现形式之一,由于知识经济时代到来,写作出了依然保持其作为人类一种传统的社会性的言语行为的特征以外,必然通过社会建构的方式要发展出其作为社会产业或产业要素的特征的另外一面。

    消费社会的特定意指是:消费,尤其是文化消费,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驱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内核。在工业社会,人类主要消费物质产品。而在知识社会,人类则更倾向于直接、间接地消费“文化”——物质产品的精神内涵与消费本身的文化意蕴。因而消费自身成为目的,并成为人们的普遍价值意愿与日常生活的普遍方式。其中甚至包括纯粹愿景化的精神消费:精神的享受超过了对物质的占有。

    关于大众传媒,我们首先是在作为信息社会与消费社会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标识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其次,大众传媒是人类思想史与文化传播史上,第一个真正为社会大众所拥有并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媒体。大众传媒的出现是与视像文化及其视屏技术的出现密不可分的。大众传媒大大加快了消费社会的进程,有力推动了知识走向产业的进程,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间接引导并改变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较之知识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写作文化甚至还生活在其经典的19世纪。写作既未发展出它的社会产业形式,也为能够成为引导消费社会的主流;相对于大众传媒,写作文化事实上从来也未能真正成为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性的知识途径与精神文化的样式。写作文化的经典性、“小众性”,无法使他获得其20世纪乃至21世纪当代文化的精神内涵、时代特征与存在方式。

    关于上述比较的几种可能结论及其解释:

    1.写作将在其未来发展的甚至几个世纪内,持守其经典的、贵族的、高雅的或官方形态的精神特征和文化存在方式,并作为主流文化的核心架构,继续引导并限定人类文化指向未来发展的走向。不断地“文本化”人类、人类历史及其文化。

    2.写作随着“媒体文化”对“写作时代”的“终结”,而宣告完成了其广义的文化使命。而仅作为人类古典文化时期的重要经典遗存与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历史之维,实现人类历史的由其过去经由现在向其未来发展的过渡、贯通与连接。

    3.写作在知识社会最终部分或全部产业化,其文化后果是写作终于部分或主要成为制造商品的生产过程;写作的作为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方面所固有的神秘性、神圣性,将被削弱甚至荡然无存。写作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内涵,将不断被赋予其新的时代形式,首先为经济价值所引导。

    4.消费社会的社会化消费的需求,可能促使写作趋于普遍时尚化。写作将因此失去其原有的思想性特征,以及相应的历史性深度。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的需要,写作可以发展出它的任何可能的时尚化类型。

    5.大众传媒统治地位的确立,视像技术与“通觉”文化对文字符号的普遍取代,以及媒体的个体独创与复制拼贴的两极分化与兼收并蓄,将向写作领域全面渗透,并决定性地改变写作的语言背景、思维方式、信息介质与传播途径,最终导致人类写作形态从内部机制到传通方式的根本改变。

    综上,建立知识经济、消费社会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关于写作文化的开放的知识视野,实现写作学理论的生态化综合,对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学科发展与知识架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写作学变化中的理论视点

    写作学作为一门经典的然而又属非规范的知识学科,它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其常规性的发展与革命性发展的交替,实际上也是我们把握21世纪中国写作学世纪性发展及其走向的可能视点。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的理论视点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转移。首先,人们对科学理论的价值追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中的一个普遍倾向,就是人们对知识的占有,已经不是,或者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使自己出类拔萃了,而是意在直接应用,即用它来解决生活实践中任何可能发生的问题。无疑,这将会对写作学的价值取向于理论转向带来根本的影响;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发展,新兴理论的不断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学术境界与知识视野。其进一步的理论后果,还突出地表现为人们更习惯于从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从而促使人们的思想结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发生某种体系性的变换与调整。而这不能不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对写作问题与写作学研究的态度与基本看法。这一过程是持续地、动态地发生的,包括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理论,不能不在其理论的跨世纪发展中,历史地、逻辑地不断调整其知识视野和理论视点。反复地经历由其理论的过去经由现在向其未来不断探索其未来发展与走向的视点变换。

    从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人们特定领域的社会实践同相关科学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而人们写作文化实践自身的要求,与写作学自身的理论要求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辩证统一。但是,无论在感觉的层面还是在写作学的理论意识的层面,对上述规定着写作学与写作文化的历史走向的相互推动、辩证统一的规律,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实践的体现与理论的自觉。不仅写作学理论因其与人们的写作行为与写作文化实践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似是而非的关系,不断地在写作学的理论研究与写作实践之间制造并不断加深着他们之间的隔膜;而且这样一种相互的疏远与不理解,更构成了二者之间的日益加剧的偏见乃至相互敌视。虽然理论要比实践远为大度宽容,但在纯理论的写作学与主要表现为经验形态的“写作亚理论”之间,这种敌对的情绪依然是显而易见的,以致于常常剑拔弩张,势不两立。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人类社会经过20世纪的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洗礼,时代精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矛盾与逻辑背离。工具理性的日益极端主义的实用化,有用性成为衡量与评价理论的普遍尺度与重要依据。而作为人类重要的信息传播手段与交流交际工具的写作,对写作理论的要求,自然更有了当然的直接产生作用、发生效益的要求。而写作学理论,在普遍的实用主义思潮的驱使下,不仅忘记了理论自身的更为本质的意义与目的,甚至不切实际地试图将自己变为实践的直接导师。当然,其后果没有可能变得更好,而是加深了写作学理论与写作实践之间的进一步乖离。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有着绝对的相互敌视,而另一方面又有着相对的相互需要,这就造成了写作学与人们的写作实践之间的一种反常的、不断恶化的尴尬格局。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写作学与写作实践之间,从来也没有放弃争取对方的努力。问题是二者之间的紧张与隔膜始终没有得到理想的改善。

    由于理论始终是人们自我意识的理性形式的表徵,理论理应表现出比实践更多的理性。因此,写作学理论与写作实践之间的这种紧张与疏离,理论不仅要有勇气承担更大的责任,还要切实提出改善的措施与办法。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实践对理论并不总是一概反对的,关键是理论的专断与自以为是,或许加上理论程度不同的软弱无力,迫使甚至加速了实践对理论的失望、放弃直至深恶痛绝的敌视。理论作为人类理性反思的经典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作出积极的自我反省。而一味对实践还之以蔑视,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理论必须清晰地认识理论自身,进而真诚地理解实践;当然不是一味地迁就实践。而是彻底澄清一下写作实践对理论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在这方面理论能做些什么?如何做的好一些,更好一些,再好一些?

跨世纪的中国写作文化与写作学

    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与经由时代文化而传播的思想,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与时代的面貌。“媒体时代”的到来,并迅速完成了对人的文化战略合围。在最本质、最时尚、最大众、最技术的意义上讲,“媒介—媒体化生存”,已经构成人们时代生活的主要精神内容、社会行为的普遍方式与基本的生存样态。而与之相关的人类围绕着“媒体”而组织起来的生活,也成为知识社会与信息时代的主要价值资源。对写作学的文化前景而言,整个“媒体世界”和“媒介文化”以及相关的精神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当代社会的经典个案:现在当任何一个人在开始真正接受以“书面文本”为载体的教育与写作正规训练之前,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小时的接触“电子媒介”与“视象文化”的经验。而且在开始接受经典的以“书面文本”为基本载体的语文教育的同时,“电子媒介”与“视象文化”继续对其进行饱和式的濡染、入侵和改造。这是人类生存无可回避的精神方式与文化形态,也是写作文化在实现其未来跨越所必须直面的历史现实。

    晚出的“中国现代写作学”在其获得空前理论自觉与知识建构而被“推向存在的前台”的同时,忽然发觉其自身又不容分说被历史地、逻辑地拉向了“存在的后台”——“后写作时代”。这就使得写作尚奔走于其向“大众社会”、“日常生活”的归途时,却被一个称之为“媒介”的东西,包括构成其现实土壤或许同时也是其产物的信息时代、技术革命及其标志性文化形态的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电子媒介、信息网络、知识经济等,逐出了时代文化的主流——大众社会;正在努力改变写作的属于“社会小众”文化专利形象而实现其“平民化”转向的写作文化,再度被迫自我“贵族化”——而它的真实感觉却是不折不扣的“边缘化”。“媒介”——“大众的”同时又是“主流的”——正成功地实现着对经典“写作—文本”世界性力量的全面替代与置换,如果不是取消主义的驱逐与围剿的话。人们所曾经拥有的至高、神圣的“写作化生存”、“写作权力”,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主导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正在由“媒介”的普遍行为与方式及其新的“文化权威”来完成。“生存或者死亡”似乎成为处于深刻变化中的现代写作文化与写作学的两难问题。或许挑战与机遇并存,但前提首先是必须对此做出积极的文化适应性选择与实践性回应。任何的犹豫甚至视而不见,都将无济于事,当然,这不会是现代写作文化与写作学的唯一选择。

    因此对“中国写作学”与“时代文化”间关系的考察,就成为必要。中国的写作理论、写作教学以及写作学研究的当代进展,特别是从上一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的15年的现代写作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实践,以及“写作时代”、“写作文化”、“大技巧写作”、“写作形态”等现代写作学理论形态的出现,终于初步发现并揭示了写作的主体建构与时代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之间所内涵的深度关系。在论述人类“写作文化”、“写作形态”的文化生成及其历史走向及其人类写作的主体建构与时代总体文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揭示并详尽分析了人类写作文化及其社会形态,包括其全部的文化意识与制度性方面之于写作主体的“自我意识”与“能力建构”所起的强大“召唤”作用。由对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写作时代”的哲学分析与多学科综合的知识考察,实现了人类文化的“写作时代”与“前写作时代——口语时代”的回溯与主题变换,从而达成了对以“写作文化”为轴心的人类文化的“写作时代”的认识,得以通过广义的知识分析、文化研究和意识形态批评的方式,实现中国写作学的最具当代特征、最具活力的理论题域的建构。

    中国写作学以其上一世纪最后15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对此给予了真正负责的理论反思与历史反省,并做出了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回答。这就是:通过深度的哲学分析与文化研究,对写作文化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以及它的历史与未来,给予深刻的、理性的透视、思索、反省、批判,积极创造当代写作学的今天,并满怀信心地迎接其明天。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以及正在产生更为剧烈变化的构成中国写作学的现实基础的时代文化,显然不会而且也不能终止其业已开始的进程。写作学的经典形态依然有其高雅的丰姿与不朽的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新世纪对新写作学的呼唤与期待。

    对我们中大多数人来说,20世纪的后20年还恍如昨天。20年前,一群中国的写作教师与写作学家,以他们的关于写作的知识探索与教学实践,讲述了一个有关写作的美丽故事。正是他们,乘着新时期振兴写作教学的热潮,继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全新的写作学的启蒙运动。也许他们无法忍受多少年来一直主宰他们的思想,并一直主导着中国写作学与写作文化建设事业的机械唯物论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化思想的束缚,在新时期的第一个春天,就引发并创导了一场中国写作学的思想启蒙与科学革命。他们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自发现,人类写作是一个个性突出而又复杂异常的世界,它与人类精神的最为内隐的部分,以及人生活于其中的整个周围生活世界,有着复杂而密切的相互作用与全息性关联。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写作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人类写作同人类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的存在性关联,关于写作的全部联系与规律,并非可以由现有的那一门科学可以独立解释清楚,并给予完整、可靠的知识性概括的。因此在持续的理论探究与知识性实践中,他们逐渐孕育、形成并不断发展着关于写作的创新的观点及其最新知识成果,并不断地丰富着对包括写作在内的整个人类言述行为及其语言与思维方式的全新认识和理解。之所以会这样,除了时代生活与文化的进步为之提供了大好机遇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写作学学属于一门正在发展中的非经典的、新兴学科,以及当代写作学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处于其他既有学科的知识是与之外的而且是无法确切解答的问题。

    这20年来中国写作学的当代运动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实现了中国写作学的“知识范式”的持续转变;这一范式转变的内容上的多样化丰富与转变程度之剧烈,鲜有其他一些人文社会学的经典学科可以与之相比,这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写作学得最为显著的特征。而中国当代写作学的上述特征,正以其巨大的动力将中国当代写作学带进它的21世纪。

创建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

    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必须继续保持其知识创新与理论建构的巨大活力,必须跨越并有效弥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主义知识立场与人文主义知识立场之间的敌对与隔阂,并能够不断缩小作为理论学科的写作学与作为技术学科的写作学之间的差距。作为写作学学科对象的写作,属于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关连与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丰富的非线性世界。写作学研究如何保持其多样化统一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目标,并实现对写作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的动态控制与非线性管理,将是21世纪中国写作学必须面对的世纪性问题。

    包括写作在内的人类言述活动,其思维、语言、文化、社会行为,及其大脑活动、社会意识形态与制度性方面的人类性生态综合,以及这种综合的全部复杂性、非线性的关系,构成其极为显著的动力学、存在论的特征。面对这样一个非线性的复杂世界,写作学必须发展出它的跨学科、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学科视域与理论范型。由于人类知识学科,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和“社会地建构成的”。因此,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既不是20世纪中国写作学的终结,也不是对人类写作的全部问题的总体解答;事实上,它表现为这样一种自觉的知识态度与学科境界,即为21世纪的中国写作学发展及其世纪的人类写作文化建设,寻找一个更好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并给出某种更为全面的知识与解决问题的方案。

    写作学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写作的理论上与实践上的综合性,以及运作机制的内隐性和系统关联的复杂性。因此多学科综合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21世纪写作学得以成功的可能途径与主要方式。写作的作为人类言述活动的复杂性,以及写作在语言与思维方面所表现出的同样的复杂性;甚至写作与日常生活、社会意识、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将成为21世纪写作学的重要的核心课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将写作还原为某些抽象的知识定理与不变性原理的企图,都将被证明是无效的。写作是综合的,因此关于写作的知识也必定是综合的。简单性理论必须要由复杂性理论给予说明,分析性知识要由综合性知识才能给予解释,而不是相反。尽管语言学的、心理学的、生物学的,甚至是物理学的一些原理,可以在上述学科中各自获得其运用,甚至也可以成为写作学研究的可资借鉴的工具性知识。但21世纪的写作学,将不再满足于以一成不变的方式,借用其他学科的现成知识或个别概念,来解释高度生态化综合的写作现象,以及对其中的复杂机制与动力学过程及与简单说明。

    21世纪写作学,必然地包括了处于知识范式的历史性变革时期的20世纪写作学在内,21世纪写作学得任何发展,及其全部基本的学科思想、概念,往往要受到作为时代精神之理论引导的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跨世纪的影响。对20世纪中国写作学发展轨迹的进一步认识,将成为我们展望21世纪写作学的可能线索与一面镜子。

    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写作学曾经历了其机械论的时代。既然人们可以将人类社会与国家描述为一架“机器”,那么对写作给予还原论的解释,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曾经把写作分解为一些个元素,而这些元素就像是构成整个写作“机器”的一些零部件。通过对这些部件的描述与功能性还原,继而再将这些“零部件”依照简单线性关系加以组织与拼合,企图由此把握有关写作的内部规律并给予整体再现。甚至我们还曾经受到牛顿经典力学的持久的影响,将写作演绎为一个标准的因果系统,而且其中的所有因果关系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于是作为过程的写作,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具有对称性或不变性的。我们一旦知道了写作的初始条件,那么我们不仅可以预测其未来,而且还可以据此追索其过去的每一时刻的因果性事件。这样一来,就满足了科学的一般追求:将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显然,如果写作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复杂的,因此有关写作的决定论的、简单现行的描述,并没有在实际上将事情变简单,而仅仅是被描述为原本就是简单的。

    尽管如此,随着科学主义思潮在与写作学研究有关的知识学科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影响的扩大,正在努力改变其“亚理论”形象与“术科”形态的现代写作学,也试图通过以上述学科的科学化转向为借鉴,寻求自身的指向未来发展的学科方向。写作学最初的科学主义取向,主要着力于以有关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自身确定的知识界限,并以向写作实践提供满足其实际效用的规律性知识为目标。为此,写作学研究中尽可能排除抽象的思辩,而竭力追求写作学知识的实证意义上的可靠性、确定性与实用性。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写作学的科学主义倾向,依然没有能够有效摆脱其神话式思维与本题论式思维的思想学术传统,更多地执着于写作学对象的客观性与世界观意义。而对后起的以分析哲学对标志的现代学术的科学主义取向,缺乏必要的理性自觉与专业性敏感。所以,写作学的科学转向的目标并未在真正意义上获得实现。具体表现为:(1)写作学的科学取向,依然给予涉及写作过程与主体实践的大量主体内隐性机制与过程以本体式的学术信念与理解,而不能将学科的知识视角指向业已建立起来的写作的科学的和常识的世界,去具体分析、澄清进而把握其中的知识命题的意义;(2)写作学的科学取向并没有实现其研究方法与工具理性的真正转变,没有对语言问题给予真正的关注与重视,以致写作学研究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感觉经验的体验与意识反省的水平,无法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科学描述、结构分析与语言分析的手段与工具,所以最终无法达成对写作的内隐性部分给予准确的科学描述与把握;(3)现代语言学、心理学等正在努力实现其自身科学化的知识学科,不能向写作学提供普遍有效的科学知识和工具方面的有效支持。而以科学哲学与复杂性理论为代表的科学理性,与写作学的学术传统及其“亚理论”的知识范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虽然由于写作哲学与工具理性的创导在写作学领域已有多年,但终因写作学科学理性的相对贫乏,故虽经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结构主义与复杂性理论在写作学领域的多次演练,却依然布不成阵。

    在20世纪写作学正在尝试科学转向的同时,写作学的既有人文主义传统,也在其历史转型与知识范式转变的大背景中,开始了其进一步走向自觉的理性进程。写作学的人文倾向,针对科学主义取向对构成写作学知识对象的外部世界的偏爱,而强调写作学应注重对写作主体及其实践的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内心结构的研究。除了对人类写作中主体感觉经验与理论思维之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可靠性、确定性研究以外,更强调了写作主体内在世界的更为模糊的乃至非理性的一面。传统写作亚理论,虽然同样强调这一面,但并没有进一步实现其由偶然性向必然性转换的理论要求。显然,写作学人文取向对主体的内在性包括非理性方面的关注,与揭示写作规律的普遍性没有必然的矛盾,而是旨在对作为写作行为的个体承当者个人的文化人格、独特个性,乃至写作的生命冲动、本能及作为写作者主体的非言述行为及其心智过程的“默会”的一面,作出充分理性的批判与解释。

    20世纪最后20年,首先是写作文化概念的提出与人本主义写作学的兴起,这是中国写作学人文主义转向的重要标志。文化写作学与人本主义写作学,它的意义在于初步实现了写作学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的会合。无论是科学主义的学术取向还是人文主义学术取向,它们事实上都确立了知识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学术中的地位,围绕着知识和真理、自然与社会、文化与人、语言和意义等论题,形成了学术研究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多元格局。在这过程中,现象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的学术思潮,后起的解释学以及“语言学转向”,建立了以主体的精神实践、文化创造、符号活动、言述行为、理解活动为基本内核的关于人的社会存在,并以此揭示人的文化创造与社会实践的普遍规律、基础、条件和特点的多学科综合的学术范式,并以此实现了对人的传统、历史和生活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与作为人的本性的语言、言述活动的知识整合与理论解释,从而实现了人类知识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取向的历史性融合。在这样一个大的学术背景中,写作学的跨世纪发展,才得以迎来其21世纪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时代。

    通向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道路,是由写作学家不懈的知识努力筑就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改变时代文化和知识范式的历史转型,对孕育中的中国写作学所产生的持续的挑战性作用。即使写作学终于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实际上还十分渺茫,但变化中的写作文化的组织化过程与基本秩序,却不仅没有因此产生向有序化方面转变的迹象,并且还由于“媒体文化”的入侵而变得更为复杂难辨。问题似乎出在我们的有关写作学的知识理念上。写作学的知识诉求,实际上将它的发展建立在有关知识框架的确凿、可靠、有效的假设基础上;因此在写作学的知识视野中,对有关写作规律的认识与描述,甚至在逻辑上被认为是应然的:写作是如此,是因为在写作学看来是如此,因此它应该进而必须如此。显然,这是“昨天”的写作学知识所达到的那种水平。而“今天”的写作学知识,意识到自己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的言述活动及其相关时代生活与文化范式的框架基础上的。它处于人类写作文化的具体与人们有关写作文化的意识抽象的汇流处,并为强大的人们的现实生活与时代文化的大潮向前推动。

    写作学不能奢望自己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知识学科,但发现简单事物中所蕴藏着的复杂性,从复杂的事物中,获得有关该事物的复杂性规律包含在简单之中的,多侧面的理论概括与多层次的知识描述。因此它必须建立一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理论,包括与之相应的学科方法与知识视域。有关写作的哲学分析与文化批判,以及有关写作的语言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行为科学的理论观照与知识描述,包括有关写作的复杂性理论的透析,以及上述诸多理论视点与学科方法的会聚与综合,是21世纪中国写作学的一个可能的学科前景。在结束本文时,我抱着一种尚未绝望的希望,或虚无缥缈的信念:21世纪中国写作学,是人文社会学知识领域极其重要的价值资源。

2001年6月至7月写于沪上
2001年8月4日粗略删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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